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9年訴字第283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12月30日
裁判案由：偽造有價證券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9年度訴字第2830號公訴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宗樹選任辯護人嚴怡華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緝字第18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李宗樹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處有期徒刑貳年壹月，如附表所示偽造之支票參紙、偽造之「 陳美保 」印章壹枚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李宗樹因 楊坤岳 （所涉業經本院於民國99年5月17日以98年度訴字第4043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4年確定）以不詳原因，於95年11月19日至96年3月11日間（起訴書誤載為96年4月間）之某日，在新北市三峽區（原為臺北縣三峽鎮）白雞6號之 黃鴻銘 （已於98年12月28日死亡）居處內，取得黃鴻銘之配偶陳美保所有如附表「支票號碼」欄所示之空白支票3紙（付款人為彰化商業銀行三峽分行，付款地為新北市○○區○○路○○號），竟因其資金週轉等需要，於楊坤岳取得前揭空白支票後數日內，旋與楊坤岳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支票之犯意聯絡，未經陳美保本人之同意或授權，共同在新北市三峽區某處楊坤岳所經營之鐵工廠內，由楊坤岳接續於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空白支票上，各偽填發票日期「96年4月13日」、「96年4月22日」、票面金額「伍萬貳仟元正」、「52000-」、「叁萬伍仟元正」、「35000-」，李宗樹（起訴書誤載為楊坤岳）接之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空白支票上，偽填發票日期「96年4月23日」、票面金額「參萬伍仟元整」、「35000-」，再由李宗樹於不詳時、地，利用不知情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刻印店成年人偽刻「陳美保」之印章1枚後，由李宗樹接續持前開偽造之印章，蓋用在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空白支票上之發票人簽章欄等處，以產生如附表「備註」欄所示之「陳美保」印文，用以表示前揭支票之發票人皆為「陳美保」本人，而委託上開付款人無條件支付之偽造支票3紙（偽造之支票號碼、票面金額、發票日期均詳如附表所載），而共同擅自完成該等支票之法定發票行為，足以生損害於陳美保本人，復由李宗樹以支票換取同等票面金額現金之方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行使日期，將前開偽造之支票分別交付予不知情之林 劉秀 英、 張雪珍 、 張水錦 而行使之，惟陳美保前已因上揭支票遺失，而於95年12月21日向付款人申請掛失止付， 嗣經 如附表所示之提示人先後執前開支票向付款人提示付款，均遭臺灣票據交換所退票而未獲兌付，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按所謂證據能力，指證據得提出於法院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用所具備之形式資格，而證據能力之有無，即證據是否適格，悉依相關法律定之，不許法院自由判斷。無證據能力之證據資料，應先予以排除，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故證據資料必先具有證據能力，容許為訴訟上之證明，並在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後，始有證明力可言，而得進一步為法院評斷其能否證明某種待證事實有無之實質證據價值（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3764號、96年度臺上字第597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究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前，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業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本案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曾聲明異議者，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且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並強化言詞辯論之功能，使訴訟程序得以聚焦爭點，集中審理與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具有證據能力。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僅在強調當事人之同意權得取代其反對詰問權，使傳聞證據得作為證據，並無限制必須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始有適用，亦即依目的解釋之方法，第159條之5並不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必不符合」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之情形，始有其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6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6號研討結果足資參照）。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李宗樹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固均屬傳聞證據，惟當事人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期日中，就本案卷附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乙節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另就本院98年度訴字第4043號案件全卷所附之證據資料，於本院調查證據時，既已知悉此等傳聞證據，猶表示無意見，而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時，亦未對此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製作人與被告間並無恩怨嫌隙，衡諸製作當時應無刻意誣陷或迴護被告之情，復查無其他違法不當取證或證據容許性明顯過低等瑕疵，因認以之作為證據俱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與說明，該等證據資料自應有證據能力。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1、證人楊坤岳於98年7月11日偵訊時供稱：支票上陳美保之印章係被告去刻的，且支票亦係被告拿去用的等語(參板檢98年度偵緝字第1870號卷頁20)；又於98年7月27日偵查中供陳：渠取得陳美保支票時，票上既無蓋印章，亦無金額或其他記載，嗣因被告缺錢，要週轉現金，渠未經陳美保之同意，即將支票交給被告，支票上之印章係被告蓋的等語(參板檢98年度偵緝字第1872號卷頁12-13)；再於98年8月11日偵訊時供稱：渠於96年間，在陳美保三峽白雞家中取得陳美保3紙空白支票，嗣被告說要向其姊調錢，渠寫完支票之金額及日期後，即將3紙支票1次交給被告，印章則係由被告所刻等語(參板檢98年度偵緝字第1870號卷頁32)；復於98年10月5日偵查中結稱：「（問：你交票給李宗樹，是否有向李宗樹收取票款或是抵付債務？）沒有，我給他票是因為他欠別人錢，他說要拿票向他的乾姊調錢」等語(參板檢98年度偵緝字第1872號卷頁24)；再於98年10月6日偵訊時指稱：渠於96年間同1日，在黃鴻銘三峽白雞家中取得陳美保之3紙空白支票，嗣被告急需用錢，渠基於友誼，在渠三峽鐵工廠內，將該3紙支票1次交給被告調現，渠僅在該支票上幫被告填寫金額與日期，印章應係被告自行所刻，被告刻章並未得陳美保之同意，被告後來有持票調現等語(參板檢98年度偵緝字第1870號卷頁43-44)；又於99年2月9日本院另案審訊時供承：渠與被告、黃鴻銘互相認識，渠均知悉票主係陳美保，渠未詢問陳美保是否可簽發支票，渠取得支票與開票出去之時間差不多，支票上之章係被告所蓋，渠將支票交給被告，乃係基於友誼而為，並未從中取得好處等語(參本院98年度訴字第4043號卷頁34-35)；再於99年3月23日本院另案審訊時供稱：
渠取得3紙支票隔幾日後，被告至渠所開設位在臺北縣三峽鎮之鐵工廠聊天，渠乃將上開支票拿給被告，供其向他人調借現金，被告當場以其筆跡會遭人認出為由，要渠填寫其中2紙支票之金額與日期等語(參本院98年度訴字第4043號卷頁53背面)；另於99年7月16日偵查中結證：當時係被告要拿3紙支票調現金，支票上之日期與金額係應被告要求，由渠在三峽鐵工廠所寫，渠應填寫其中2紙，寫完即將支票全數拿給被告，渠取得支票時，發票人欄上均無陳美保之章，章係被告所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支票係渠所寫等語(參板檢99年度偵緝字第1857號卷頁33)；而於本院99年12月9日審理時結稱：「（問：你為何要交付這3張支票給被告？）當初我們是朋友，被告說要跟他乾姐姐調現金……所以被告叫我把票交給他」、「（問：為何被告他去調現金，你要拿票給他使用，他自己就有很多票了，為何要跟你拿票？）因為他說他要跟他乾姐姐調現金，拿別人的票比較好調」、「（問：你交系爭3張支票給被告時，支票上面已經填寫好金額、日期及發票人了嗎？）原先是空白的，但被告叫我在上面填寫金額、日期，上面並沒有蓋發票人的章」、「（問：系爭支票上的章是何時蓋用上去的？）這個我不知道，我填寫完日期、金額完之後，就交給被告了」、「（問：請提示98年度偵緝字第1871號第4頁、第17頁、第22頁，你在偵查中說印章是被告去刻的，票是被告拿去用的，金額跟日期是你寫的，這些都實在嗎？〈提示並告以要旨〉）實在，確實是這樣子」、「（問：你在交付被告3張支票同時或之前，被告知道這3張支票並沒有經過陳美保的同意或授權嗎？）被告知道，他還跟我說他拿去跟他乾姐姐調現金，會在票期到之前，把錢還給他乾姐姐，並把票拿回來」、「（問：被告當場知道黃鴻銘的老婆陳美保並沒有同意你們用這張票？）是的，他知道」、「（問：你也知道這3張支票是黃鴻銘他太太的支票，但黃鴻銘的太太並沒有同意你或者其他人去使用？）是，當時他太太已經離家出走了，這事情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會同意他去使用」、「（問：被告也知道黃鴻銘的太太離家出走嗎？）也知道，因為我們三人是朋友」等語在卷可稽，顯見證人楊坤岳前開供述係出於渠親身經歷之見聞而為之，本院綜合渠於案發時之認知能力及所處環境等各項主、客觀情況，足資認定渠確能對被告所為觀察明白，理解被告之行為內容與外顯意向，該事後依憑渠個人知覺、認識、體驗及記憶所為之指述應係客觀可信，且非出於不當之暗示，亦未違悖一般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況證人楊坤岳亦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本院於99年5月17日以98年度訴字第4043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4年確定，此有上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表等件附卷可參，苟被告確實未參與偽造被害人陳美保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支票，渠應無甘冒自罹偽證刑典之風險，諉稱被告有如犯罪事實所載之犯行，甚且致己前所獲之緩刑宣告，因而有受撤銷之虞，復參佐下列相關證據，業足以補強及擔保證人楊坤岳上開所述為真實，是證人楊坤岳前揭就被告所參與犯行部分之供述，應屬實在而堪以採信。
2、證人黃鴻銘於96年6月14日偵查中結稱：陳美保所有之空白支票係渠於95年11月間，放置在白雞6號住處，上開支票於96年3月即未在上址住處內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1977號卷頁18)；又於97年6月10日偵訊時結證：陳美保之支票係楊坤岳到渠三峽白雞家中所取得，但並未將陳美保之支票印鑑章一併取走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2363號卷頁72)在卷足憑，可見另案被告楊坤岳係因不詳原因，於95年11月至96年3月間之某日，在臺北縣三峽鎮白雞6號之黃鴻銘居處內，取得陳美保所有如附表所示之空白支票3紙，應堪認定。
3、證人陳美保於96年6月6日警詢時指稱：渠所有以彰化商業銀行三峽分行為付款人之空白支票因遍尋不著，故於95年12月21日，向前開付款人辦理掛失，該等支票遺失前均屬空白而未填具金額及蓋章，渠所有之支票印鑑章係圓形，而非方形章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6850號卷頁26)；又於96年6月14日、同年月21日偵訊時結稱：渠於95年11月19日離家出走，3日後返家即發現渠所有放在三峽中正路2段家中之支票不見，渠問黃鴻銘，黃鴻銘稱未拿走，渠隔1個月後即於95年12月21日向銀行辦理掛失，渠並未同意楊坤岳使用渠所有之支票與印章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1977號卷頁18-19、96年度偵字第12363號卷頁23-24)，核與渠於99年2月9日本院98年度訴字第4043號案件審理中結證之被害情節大致相符，足見另案被告楊坤岳係於95年11月19日後之某日，因不詳原因而取得陳美保所有如附表所示之空白支票，且未經陳美保本人之同意或授權，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支票等事實，亦堪認定。
4、證人林 劉秀英 於96年4月21日警詢時證稱：被告因急需現金，請伊先代收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支票，伊則給付同等票面金額之現金予被告，伊於票載發票日前，將該紙支票委託樹林市農會代收，嗣該農會通知伊該支票已掛失止付，要伊領回，伊即將支票退還被告，被告亦如數返還現金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1977號卷頁4背面)；又證人張雪珍於96年5月4日警詢時證稱：綽號「 阿忠 」之被告於96年3月底左右，在伊住處持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支票向伊借錢，伊收受後，另將該紙支票轉手予他人，該支票跳票後，被告則開另紙支票予伊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2363號卷頁8)；又證人 林幸柔 於96年5月4日警詢時證稱：張雪珍於96年4月2日左右，執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支票向伊借錢，伊提示後，郵局即通知伊該支票跳票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2363號卷頁9)；又證人張水錦於96年5月24日警詢時證稱：綽號「阿忠」之成年男子約於伊提示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支票1星期前，持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支票向伊調現金，該男子並以「阿忠」名義在該紙支票背書，伊係於96年4月16日提示該紙支票，嗣銀行通知伊支票退票，伊即領回支票，並還給該綽號「阿忠」者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6850號卷頁35)，俱屬明確，足徵被告係以支票換取同等票面金額現金之方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行使日期，將上開偽造之支票分別交付予不知情之 林劉秀 英、張雪珍、張水錦而行使之，嗣經如附表所示之提示人先後執前揭支票向付款人提示付款，皆遭退票而未獲兌付等情，同堪認定。
5、此外，復有如附表所示之支票影本、臺灣票據交換所退票理由單、掛失止付票據提示人資料查報表、票據掛失止付通知書、遺失票據申報書、臺灣土地銀行代收次交票據彙總單等件存卷可佐，且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98年度訴字第4043號全卷核閱屬實。
6、被告於96年4月21日警詢時供承：其因有急需，乃持其自楊坤岳處取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支票，向 林劉秀英 換取票面金額相等之現金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1977號卷頁5)；又於96年5月24日警詢時供承：其綽號為「阿忠」，且曾持自楊坤岳處取得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支票向張水錦換現金，並在該紙支票背面以「阿忠」名義簽名背書等語(參板檢96年度偵字第16850號卷頁32)；復於99年6月27日偵訊時供承：其認識楊坤岳，楊坤岳曾在渠三峽鎮添福里之工廠，拿陳美保之3紙支票給其，其中1紙支票之發票日期與金額係由其所填寫，另2紙支票之發票日期與金額則由楊坤岳填寫等語(參板檢99年度偵緝字第1857號卷頁17-18)，臻屬明確，並與上開證據所示亦屬相合，又觀諸卷附如附表所示之支票影本，其中附表編號1、2所示支票正面之發票日期欄與金額欄之文字與數字，運筆方式、筆順轉勢與用詞較為神似，並與附表編號3所示支票同欄位之文字與數字顯屬有間，參諸證人楊坤岳及被告前揭所述，可見附表編號1、2所示支票上發票日期「96年4月13日」、「96年4月22日」、票面金額「伍萬貳仟元正」、「52000-」、「叁萬伍仟元正」、「35000-」之字語，應係另案被告楊坤岳所填寫，而附表編號3所示支票上發票日期「96年4月23日」、票面金額「參萬伍仟元整」、「35000-」之字跡，則係被告所偽填，復衡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經偽造而完成發票行為後，最初持以行使之人係被告，並由被告實際取得等同票面金額之利益，反觀楊坤岳並未從中得利均如前述，亦徵據以產生該等支票上偽造「陳美保」印文之印章，應係被告利用不知情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刻印店成年人偽刻「陳美保」印章1枚後，由被告接續持該偽造之印章，蓋用在如附表所示空白支票上之發票人簽章欄等處，以產生如附表「備註」欄所示之「陳美保」印文，並完成該等支票之法定發票行為，再佐以楊坤岳原所執如附表所示之支票，既非楊坤岳本人所有，有權簽發此等支票之人亦非楊坤岳本人，該等支票之所有人陳美保復未授權或同意楊坤岳等人得自為發票行為，被告竟擅自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空白支票上，填載發票日期及票面金額，適足已證明被告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行，而犯罪行為人一再翻異其供詞，並非訴訟程序中所罕見，法院遇有被告之供述前後不一致時，究以何者為可採，原得本諸自由心證予以斟酌取捨，非謂一有不符，即應認其全部供述均為不可採信，是被告事後翻異之詞（如下述），顯係空言飾卸，不足影響其前揭供述之真實性。是以，本案事證業臻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
(二)被告辯解與本院認定之理由：
1、辯護人雖以：證人楊坤岳（答辯狀誤繕為 楊昆岳 ）之證詞，前後反覆不一，且所述顯違常理，不足證明被告確有與渠共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等情詞為被告辯護，惟按證人係指在他人之訴訟案件中，陳述自己所見所聞具體事實之人，為證據之一種，有其不可替代性，證人就其目擊被告犯罪所為指認之供述證據，如綜合其於案發當時所處之環境，已足資認定確能對該被告觀察明白、認知其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證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供述客觀可信，於指認過程中所可能形成之記憶污染、誤導判斷，均已排除，又於審判中，業已依人證之調查程序，陳述其出於親身經歷之見聞所為指認，且依法踐行詰問對質之程序者，其指認供述即非不得採為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421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旨趣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而犯罪事實之共犯，仍為被告以外之人，共犯不論在同一訴訟程序而為共同被告，或在不同之訴訟程序而非共同被告，其各別犯罪事實乃各自獨立存在，就被告本人之案件而言，共犯在刑事審判上之本質仍屬證人，而共犯所為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認定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利用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作為認定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時，為確保其他共同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該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於審判中，除有類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所列各款情形，或被告已明示捨棄詰問者外，應依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傳喚到庭具結陳述，使其他共同被告有詰問該共同被告即證人之機會，且該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並非絕對可由法院自由判斷該共犯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之證明力，倘若不為此調查，而專憑該項供述遽為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即與上開規定有違，是如欲以共犯之自白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該共犯自白之真實性，尚不得逕以之作為認定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惟所謂之補強證據，係指除該共犯自白之陳述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該陳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其所補強者，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共犯所見所聞之犯罪事實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供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告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犯罪之實行，然以此項證據與共犯自白之陳述相互利用、綜合判斷，如足以使被告之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即屬補強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5418號、第6673號、96年度臺上字第901號、第1041號判決意旨併予參照）。
再者，證人之供述具有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之客觀性、不變性不同，而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與觀察，本侷於先天能力之限制，未必能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周遭所發生或親身經歷之事實均能機械式準確無遺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原始全貌，況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有失精確，自難期其能如錄影重播般，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無遺地呈現。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容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存取、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利害關係、用字遣詞嚴謹程度、對所詢問題理解力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是其歧異之原因，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或記憶受外力污染所致（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4387號判決意旨可參），而刑事訴訟法就證據之證明力，採自由心證主義，將證據之證明力，委諸法官評價，即凡經合法調查，且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由法官本於生活經驗上認為確實之經驗法則及理則上當然之論理法則以形成確信之心證，是心證之形成，由來於經嚴格證明之證據資料之推理作用；有由一個證據而形成者，亦有賴數個證據而獲得者。一種證據，不足形成正確之心證時，即應調查其他證據。如何從無數之事實證據中，採擇最接近事實原貌之證據，此為證據之評價問題。在數個證據中，雖均不能單獨證明全部事實，但如各證據間具有互補性或關連性，法院自應就全部之證據，經綜合歸納之觀察，依經驗法則衡情度理，本於直接審理所得之心證客觀判斷，方符真實發見主義之精神。倘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單獨觀察，分別評價，或針對證人之陳述，因枝節上之差異，先後詳簡之別，即悉予摒棄，此證據之判斷自欠缺合理性而與事理不侔，即與論理法則有所違背，所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50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或因記憶淡忘、或事後迴護被告、或因其他事由所致，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諸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著有74年臺上字第1599號判例暨90年度臺上字第6078號、95年度臺上字第1366號判決意旨足資覆按）。因之，證人供述之證據，前後縱有差異，法院依憑證人前後之供述證據，斟酌其他證據，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取其認為真實之一部，作為論罪之證據，自屬合法（最高法院90年度臺上字第6943號判決要旨參照）。矧人之記憶有限，常隨時間之經過而有所遺忘或缺漏，自不能期待證人刻意記憶犯罪事實之各項細節，是證人事後所為回憶難免略有模糊之處，當不得因供述之細節稍有不同，逕認其證言均不足為採。從而，證人供述證據之採認，應就供述者前後陳述整體為觀察，不宜斷章取義，以免曲解誤認，而同一證人前後供述之證言，縱令部分兩相歧異或未盡相符，或不同證人相互間之供述有所差異時，究以何者可採，法院仍應本於直接審理作用所得之心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斟酌其他卷證資料或補強證據，綜為合理之比較，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復有其他佐證可供審究時，即就其一部分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而採信其一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證言之理由，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當無影響。準此，證人楊坤岳等人之供述，雖有部分因時間較久或出於彼此迴護、避重就輕致有所出入，惟本院綜合全案事證斟酌取捨，本諸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認定被告確有如犯罪事實所載之犯行已如前述，復衡之渠等證述尚與一般常情事理無何相悖之處，且渠等係就自己親身經歷之事件為供述，所述核屬明確，與上開證據所示之事實亦屬相符，另證人楊坤岳於本院審理時，業以證人身分到庭作證，並結證渠所述俱屬真實，在負擔偽證罪責之心理壓力下作證，又參以證人楊坤岳與被告本係朋友關係，相互認識，彼此並無恩怨讎隙，此亦為被告所自承，堪信證人楊坤岳實無挾隙報怨或構詞誣指被告之動機，再觀諸證人楊坤岳於本院審理應訊時之當庭反應、表情等均屬自然，尚無矯飾假作之情，足徵證人楊坤岳對上開事實之陳述要屬真實無訛，況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部分犯行如上述，自難逕以證人楊坤岳等人前後供述有所歧異，遽認渠等證詞有明顯而重大之瑕疵，率爾悉予摒棄不採。從而，辯護人前揭辯護意旨，顯係以證人楊坤岳陳述前後部分不一，即認應予全數摒棄不採，並對卷內事證資料強予割裂而主張，揆諸上開說明，實難謂已合採證之法則，自非可採。
2、辯護人另為被告辯以：被告於歷次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皆供稱楊坤岳因積欠其借款未還，因此交付如附表所示之支票用以抵付借款，此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所庭呈之本票影本10紙（答辯狀誤繕為6紙）為憑，其收受該等支票時，上已蓋有陳美保之印章，若無陳美保之支票印鑑章，其收取楊坤岳所交付之支票亦無實益，且其如有持該等偽造支票騙取現金之意圖，亦不會在該等支票跳票後，未推卸票據責任，反而趕緊返還執票人現金或另行交付支票換票，補償持票人之損失，被告並無獲取任何不法之利益，其係在不知情之情況下，在該等支票背書向林劉秀英、張雪珍、張水錦調借現金，況被告本身有使用支票之經驗，信用一向良好，10餘年來未有跳票、退票等不良紀錄，其如盜刻陳美保之印章，定與陳美保開戶印章不符，該等支票必遭退票，且其如有持該等定遭退票之偽造支票向他人騙取現金，亦無可能均調取小額之金額，如此不僅使其多年之支票信用破產，亦令己涉犯偽造有價證券而無利可圖，故其並未與楊坤岳共同偽造文書，亦未偽刻陳美保印章之犯行云云。惟查，證人楊坤岳於本院審理時業已結稱：「（問：你跟被告之間有無債務關係？）之前差不多2、3年前是有一點，……我拿票給他那時候，我跟他就有債務關係」、「（問：你交付系爭支票給被告是要以這個支票來抵債嗎？）沒有，純粹就是被告要跟他乾姐姐調現金，我和他是朋友，就無償把票交給他」等語明確，又證人楊坤岳於本案案發前，苟確曾向被告借款，並持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交付予被告抵償欠款，則以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所庭呈之本票影本觀之，證人楊坤岳斯時似積欠被告款項計達50萬元，而證人楊坤岳如欲以附表所示票面金額尚屬空白之支票清償借款，衡情大可偽填票面金額合計50萬元之支票交付予被告，藉此機會使己對被告之金錢債務得以清償完畢，復何有僅填載票面金額合計122,000元之理，況被告自證人楊坤岳處收取如附表所示之支票時，倘係皆已完成發票行為之支票，則以被告使用票據之經驗與智識，為何未要求楊坤岳在該等支票背面背書，以確保被告對楊坤岳票據追索權之行使，又其果與另案被告楊坤岳無偽造附表所示支票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則於該等支票退票後，何以未見其有向楊坤岳追索票款或為任何法律上權利行使之舉措，足見證人楊坤岳前揭證述較為可採，亦徵被告與另案被告楊坤岳確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如附表所示支票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彰彰著明。次查，被告持如附表所示之偽造支票行使，若其目的在假借陳美保之票據信用，以換取現金使用之時間差利益，迨於該等支票提示付款日期將屆之際，其再以現金或其他票據換回已行使而交付予林劉秀英、張雪珍、張水錦之偽造支票，按諸常情事理，亦非無不可能，如此其不僅可立即取得現金使用之利益，復得使該等偽造之支票不生退票之風險，藉以隱匿其偽造支票之行為，而此按之證人楊坤岳於本院審訊時業已結稱：「（問：你在交付被告3張支票同時或之前，被告知道這3張支票並沒有經過陳美保的同意或授權嗎？）被告知道，他還跟我說他拿去跟他乾姐姐調現金，會在票期到之前，把錢還給他乾姐姐，並把票拿回來」等語，亦足證之，而被告於附表所示之支票退票後，固即退還票款或交付另紙票據予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行使對象，此據證人林劉秀英、張雪珍、張水錦證述屬實，然此無非僅係事後彌縫、尋求和解以息事寧人之作為，對其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並先後持以行使之犯行，尚不生影響，亦難執此反推被告即無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支票之犯意與行為。再者，被告於96年4月21日警詢時供稱：其因有急需，故持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支票向林劉秀英換取與票面金額相同之現金，該紙支票係其客戶楊先生向其購買中古機車作為付款之用，其不知該楊先生之正確年籍資料云云；又於96年5月24日警詢時供稱：楊坤岳因欠其錢，所以持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支票還錢，其嗣持以向張水錦換取現金云云；再於96年6月14日偵查中供稱：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支票，係楊坤岳欠其錢而交付之云云；而於99年6月27日偵訊時供稱：楊坤岳於94、95年間向其借票，差其的錢，後來渠持陳美保3紙票至渠位在三峽鎮之工廠給其，其經楊坤岳之同意而填載其中1紙支票之發票日期與金額，其餘支票則已填妥金額、發票日期及發票人云云；復於99年7月16日偵訊時供稱：當時係楊坤岳在渠鐵工廠拿3紙票給其，其向楊坤岳說渠欠其錢，要填金額給其，日期亦係其向楊坤岳說的，因楊坤岳欠錢，所以其叫渠開票，其在票背背書係因要拿票向其同行換錢，有的姓林，有的姓劉，附表編號2所示之支票係其拿給林幸柔之先生換錢的云云；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楊坤岳當時拿給其時，其不知票有問題，那時渠有差其錢，渠拿3紙票給其，其即拿票給有生意往來之客戶，以票抵票，跳票後才知票有問題，交給林劉秀英之支票，其要去擋，可是來不及，交給張雪珍之支票，其有去擋，就沒有跳票，那3紙支票之日期、金額係楊坤岳給其時即已填好，且陳美保之章也已蓋好，其與楊坤岳無生意上之往來，係渠後來跟其借票云云；而於本院審訊時則供稱：其拿票換現金或抵貨款之對象皆係其客戶，如附表編號1係調現金，附表編號2、3係抵貨款，楊坤岳確實有欠其金錢，被其追到而簽立本票，渠說一個禮拜要還其10萬，後來又沒還，其找到楊坤岳，渠才拿這3紙支票還錢，如果其知道票有問題，其不會拿去向其金主使用，其出入票之金額都很大，很少開2、3萬，其向金主換錢，都係拿其個人支票，很少拿客票云云。綜觀被告所述，其先後辯解已有不同，且多所矛盾，亦與上開證據顯示之事實不侔，自難採信。從而，上揭辯護意旨徒執前詞置辯，均不足為採憑。
3、按有罪判決書對於被告否認犯罪所為有利之辯解，僅須將法律上阻卻犯罪成立及應為刑之減免等原因事實之主張，予以諭列即可，其他單純犯罪構成事實之否認及主張有利於己之犯罪動機，原判決縱未逐一予以判斷，亦非理由不備（最高法院81年度臺上字第2330號判決意旨可參），是被告其餘所辯，悉與前揭事證所顯現之事實不符，要屬事後飾卸推諉之詞，而辯護人其餘辯護，亦與事實未合，難謂有據，且均非對法律上阻卻犯罪成立等原因事實為主張，爰不再逐一詳予論敘本院之判斷理由。
(三)綜上各節相互參佐，被告確有如犯罪事實所載之犯行，洵堪認定，其所辯無非翻異圖飾，推諉杜撰，咸屬事後脫罪卸責之詞，而辯護人之辯護，多與卷附事證不合，皆不足為憑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四)至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既賦予法院就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決定其應否調查之權，則法院倘已盡調查之職責，並獲得充分之心證，自無就全部聲請之證據，均有一一予以調查之義務，僅就不予調查之理由為必要之說明，即屬合法，最高法院著有76年臺上字第3317號判例意旨可資覆按。又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連性，若僅係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2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及辯護人雖聲請調閱被告之支票退票紀錄，以證明楊坤岳沒有還票給被告，並跳票，才導致被告有退票紀錄之事，惟本院認本案犯罪事實已屬明確，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聲請，僅係就枝節性問題猶事爭執，且與本案尚無直接關連，核非有調查之必要，爰不再予調查，併此敘明。
三、論罪與科刑：
(一)按有價證券係以實行券面所表示之權利時，必須占有該券為特質，銀行支票在市面上並非不可自由流通，且祇須持有該票即能行使票面所載權利，自係屬於有價證券之一種。偽造銀行支票以圖行使，無論支票上所填蓋之戶名圖章是否為該票所有人之物，及支票所有人實際有無損害，均與其應負偽造有價證券之罪責不生影響，最高法院著有28年滬上字第53號判例要旨可資參照。次按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所稱「偽造」乃指無權制作有價證券之人，假冒他人名義，或逾越有制作權人之授權範圍，而制作外觀上具有價證券形式之虛偽證券之行為而言；亦即，刑法上之偽造有價證券罪，以無權簽發之人冒用他人名義簽發者，即行成立。凡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之範圍，而以他人名義擅為簽發支票者，即與未受委任，擅權制作無異，均屬無權制作，而無解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罪責（最高法院82年度臺上字第6384號、75年度臺上字第2619號判決要旨暨72年臺上字第7112號判例意旨足資參照）。另按行使偽造之有價證券以使人交付財物，本即含有詐欺之性質，如果所交付之財物，即係該證券本身之價值，其詐欺取財仍屬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不另論以詐欺取財罪（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1814號、31年上字第409號判例意旨可參）。
(二)被告李宗樹意圖供行使之用，未經陳美保本人之同意或授權，諉以陳美保為發票人而完成法定發票行為，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支票後，持以交付行使之，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被告就所犯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與另案被告楊坤岳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與黃鴻銘就偽造有價證券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共同正犯，惟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堪認黃鴻銘就被告與楊坤岳間共同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事前有何合謀或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黃鴻銘亦未參與偽造有價證券之構成要件行為，是公訴人此部分所指，容有誤會。又被告利用不知情之刻印店成年人，偽刻「陳美保」之印章1枚，以遂行其等犯行，為間接正犯。其偽造上開印章後，復持該偽刻之印章，先後蓋用印文在其所偽造如附表所示之支票上（偽造之印文數詳如附表「備註」欄所載），其所為之偽造印章及印文，為偽造有價證券罪之階段行為，皆不另論罪；又其偽造有價證券，並先後持以行使之，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輕行為各為偽造之重行為所吸收，均僅論以偽造有價證券罪。另被告訛以陳美保為發票人，偽造有價證券而先後行使之，參諸上開說明，本即含有詐欺之性質，亦不另論罪。再按同時偽造同一被害人之多張支票時，其被害法益仍僅一個，不能以其偽造之支票張數，計算其法益，最高法院著有73年臺上字第3629號判例意旨足考，又刑法上之接續犯，係指以單一行為，經數個階段，持續侵害同一法益而言（最高法院70年臺上字第2898號判例意旨可參）。是以，被告與另案被告楊坤岳先後共同偽造如附表所示支票之犯行，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及地點實行，且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自然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復自始出於同一之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
(三)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餘地，但此項裁量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外，並應顧及比例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及國民之法律感情。又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此所謂「情狀」，係指法官量刑時所應考量之各種情狀而言，在審酌個案時，遇有情輕法重之情形下，裁判者本即得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以酌量減輕其刑，此經司法院大法官以釋字第263號解釋闡述至明。又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共10款），為科刑重輕之標準，兩條適用上固有區別，惟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形」，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情輕法重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是以，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惟其程度應達於有情輕法重之情事，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70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暨99年度臺上字第6420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查被告前揭所為之偽造有價證券犯行，應僅係其見另案被告楊坤岳以不詳原因，自黃鴻銘處取得陳美保所有之空白支票，竟因其資金週轉等需要，一時失慮而出此下策，未經陳美保本人之同意或授權，而擅自與另案被告楊坤岳共同偽造支票持以交付行使之，犯罪動機尚非惡劣，又其所接續偽造之支票僅3紙，票面金額尚非鉅大，所犯情節亦非嚴重，且被告犯罪時並未掩飾其身分，票據占有人猶得循線追討支票款項，其偽造支票之犯行，對於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應屬輕微，而刑法第201條第1項所定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法定刑，乃係基於有價證券之廣大流通性，如有偽造，勢將對以信用為基礎之金融交易秩序造成不可預估之嚴重損害，此與被告偽造支票僅係供己向周遭友人調現週轉之用，二者難謂相當，況其犯後已立即退還票款或交付另紙票據予林劉秀英、張雪珍、張水錦業如前述，事後已有積極彌縫、填補渠等損害之作為，本院權衡上揭各情與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本刑相較，縱令對其科以最低度法定刑，猶嫌過重，客觀上以一般國民生活經驗及法律感情為之檢驗，實屬情輕法重，當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是認被告所為，顯有堪以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四)按刑法上之共同正犯，雖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但科刑時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為各被告量刑輕重之標準，並非必須科以同一之刑（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2864號判決暨47年臺上字第1249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爰審酌被告因犯收受贓物13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98年度易字第26號各判處有期徒刑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並於98年6月24日確定，又因犯竊盜2罪，經本院於99年11月26日以99年度易字第2265號各判處有期徒刑7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現在監執行中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參，品性素行顯難認屬良善，又其因資金調度週轉等需要，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之財物，竟佯以陳美保之名義接續偽造支票，而先後持以行使之，行為著非可取，亦徵其法治觀念實有偏差，且犯後猶設詞圖卸，未能省視及痛徹己非，尚難認其有何悛悔之意，本不宜輕縱之，惟念及被告犯後已有積極彌縫及填補被害人損害之作為，對該等支票占有人所造成之危害非鉅，且犯罪動機尚非至劣，偽造支票之票面金額亦非鉅大，均如前述，兼衡酌被告犯罪之目的、手段、情節、所受刺激、實際利得及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與被害人之關係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公訴人雖就被告前揭犯行具體求刑有期徒刑4年6月，惟本院認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為適當，公訴人之求刑，尚屬過重，附此陳明。
(五)末按偽造之有價證券、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05條、第21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如附表所示偽造之支票3紙及偽造之「陳美保」印章1枚，固均未據扣案，然既無積極證據證明確已滅失，自應依刑法前揭規定，不問屬於被告與否，皆仍應宣告沒收之。另附表所示之偽造支票上，由被告持偽造印章蓋用所生之偽造「陳美保」印文，各屬偽造支票之一部分，已隨前開支票之沒收而包括在內，均毋須重為沒收之諭知，末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201條第1項、第59條、第205條、第21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世錚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99年12月30日
刑事第十七庭審判長法官陳信旗
法官俞秀美法官劉正偉附表：
┌─┬───┬────┬───┬───┬───┬───┬───┬─────┐│編│支票│票面金額│發票│行使│行使│提示人│退票│備註││號│號碼│(新臺幣)│日期│對象│日期││日期││├─┼───┼────┼───┼───┼───┼───┼───┼─────┤│1│CI9302│52,000元│96年4│林劉秀│不詳│林劉秀│96年4│偽造陳美保│││489││月13日│英││英│月13日│印文2枚│├─┼───┼────┼───┼───┼───┼───┼───┼─────┤│2│CI9302│35,000元│96年4│張雪珍│96年3│林幸柔│96年4│偽造陳美保│││490││月22日││月底││月23日│印文1枚│├─┼───┼────┼───┼───┼───┼───┼───┼─────┤│3│CI9302│35,000元│96年4│張水錦│96年4│張水錦│96年4│偽造陳美保│││487││月23日││月9日││月23日│印文1枚│└─┴───┴────┴───┴───┴───┴───┴───┴─────┘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楊雅芳中華民國100年1月3日附錄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第1項：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