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6年上訴字第48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6年05月17日
裁判案由：搶奪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6年度上訴字第483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
現另案於臺灣高雄監獄執行中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搶奪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年度訴字第3989號中華民國96年1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260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㈠丙○○與 吳汶雍 （另案審理）共同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民國95年2月23日下午3時許，由吳汶雍以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搭載丙○○，行經高雄市○○區○○路與吉林路口時，不慎與甲○○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發生擦撞，嗣甲○○下車查看時，丙○○當場要求賠償，惟為甲○○所拒，並欲以電話報警處理，吳汶雍旋持置於機車腳踏板上之西瓜刀，作勢朝甲○○揮刀，嗣見甲○○往後逃離現場，且未將車鑰匙取下，丙○○及吳汶雍遂為自己之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由吳汶雍駕駛上開自小客車，而丙○○則騎乘上開機車，共同駛離現場而逃逸。嗣經甲○○報警處理，而發覺上情。㈡丙○○承前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於95年2月中旬，在高雄市○○○路及福德街口，以不詳方式搶奪乙○○所有之內裝有現金6,00
0元及身分證等物品之皮包得手後，將現金花用殆盡，所餘財物則丟棄於高雄市○○區○○街○巷○○號前水溝內。因認被告丙○○與吳汶雍共犯刑法第326條之加重搶奪罪及第32
5條之搶奪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此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及40年台上字第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丙○○（下稱被告）涉犯加重搶奪罪（與吳汶雍共犯）、普通搶奪罪，無非係以：⒈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⒉證人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⒊證人乙○○之證述、⒋贓物認領保管單為其論據。訊之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與吳汶雍共同持刀搶奪甲○○之犯行，辯稱：發生車禍後，是吳汶雍下車要對方賠償，我後來看到他們2人快吵起來，而我當時剛出監怕惹事上身，所以我就先騎車離開了；另外乙○○的皮包是我撿到的，並不是用搶的等語。
四、經查：㈠被訴與吳汶雍共同行搶甲○○部分：
⒈吳汶雍騎乘機車搭載被告，於上揭案發時地與甲○○發生車
禍，吳汶雍在與甲○○發生口角後，並持西瓜刀1把作勢朝甲○○揮砍，在過程中被告並未出手幫助吳汶雍之事實，業據證人吳汶雍於偵查中結證在卷（見95年度偵字第6584號卷第42頁）。另證人即被害人甲○○亦於偵查中證稱：騎車那位就回機車處拿西瓜刀朝我衝過來，就要砍我，我跑給對方追，另1人站在機車旁邊看等語明確（見上揭偵卷第71頁），是被告於發生車禍後，在吳汶雍與甲○○理論之際，並未出言聲援吳汶雍；復於吳汶雍持刀朝甲○○揮砍時，亦未有何阻止甲○○離去或與吳汶雍共同自後追趕甲○○之舉，尚難遽認被告與吳汶雍有何共同持刀行搶甲○○之可言。
⒉況被告於吳汶雍與甲○○理論之際，即先乘騎上開機車離去
現場之事實，亦據證人吳汶雍於偵查中結證甚明（見偵查卷第38頁、第61頁）。而被告於94年10月5日因案入臺灣高雄看所守，嗣於95年1月23日當庭釋放出所之事實，亦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足憑，是被告辯稱：伊於吳汶雍持刀朝甲○○揮砍之際，為免遭人誤會，而先行離去等語，尚符情理。至證人甲○○雖於偵查中證稱：其中1人（吳汶雍）開我的車，另1人（丙○○）騎機車同時跑了云云，然亦難憑此即推認被告與吳汶雍有何共同犯意聯絡。
⒊末查，吳汶雍駕駛甲○○所有之上開車輛前往友人 鐘子婷 家
後，立即向友人鐘子婷及其母 鐘翠英 告知其不久前發生車禍，且將對方之汽車駛至 鐘女 住處，並委託鐘翠英報警處理之事實，業據證人鐘子婷、鐘翠英及受理鐘翠英報案之員警 盧志霖 於原審另案審理時結證明確，且證人鐘子婷更證稱：被告吳汶雍到我家時，就有跟我及我媽媽說他出車禍，且把別人的車子開到我家（附近）等語（見原審法院95年度訴字第1299號卷95年6月14日審理筆錄第15頁）。證人鐘翠英亦證稱：（95年2月23日）我有打電話幫被告吳汶雍報警，時間應該是下午3點多，報案時我是向員警說有個小朋友車禍受傷，請他來處理。報案前吳汶雍有跟我講說發生車禍後對方跑掉，丙○○也騎機車離開，他又沒有交通工具，所以就把車子開回來，請我打電話報警等語（見上開卷95年6月14日審理筆錄第10至11頁）。證人盧志霖則證稱：當日（即95年
2月23日）確有接到鐘翠英的電話，她說有人騎她的車子發生車禍出事情，要我過去瞭解並處理等語（見上開卷95年6月14日審理筆錄第12頁），是吳汶雍雖有將被害人甲○○之車輛開走之事實，但其於警察尚未查緝到案時，即已主動託人報警處理，顯然並無將上開甲○○所有之自用小客車據為己有之不法意圖，否則斷無於案發後將該車駛至友人鐘子婷住處後，即告知鐘子婷及鐘翠英此情，並委託鐘翠英報警之理。準此，既無法認定吳汶雍於案發之際對甲○○所有之上開車輛，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則更遑論被告有何共同搶奪之犯行。
⒋至於公訴人上訴意旨另稱：被告與吳汶雍事前共乘1部機車
，並在腳踏板上放置西瓜刀，事中於吳汶雍持西瓜刀恐嚇甲○○時，冷眼觀看，事後又與吳汶雍一同逃逸。是被告於主觀上顯與吳汶雍有犯意聯絡云云。惟查本件公訴人起訴謂被告與吳汶雍共同強奪，係因被告於吳汶雍於上開時地，不慎與甲○○發生車禍糾紛後，始持刀作勢朝甲○○揮砍，嗣見甲○○逃離現場，始意圖不法之所有，而駕駛甲○○之自小客車等語，是本件既係因吳汶雍與甲○○發生車禍後，雙方因賠償問題發生爭吵，始有吳汶雍朝甲○○揮刀之舉，亦即事出偶然，並非事前有何共同搶奪犯案之預謀，因而與事前是否有放置西瓜刀乙事，並無關連性；況查被告係先於被害人甲○○及吳汶雍離開現場，並非與吳汶雍一同離開，已如前述。至於被告有無看到吳汶雍持西瓜刀乙事，按被告本身既未持西瓜刀恐嚇被害人，亦未與吳汶雍有共同侵害甲○○之行為，則吳汶雍持西瓜刀，又與被告何干？是公訴人上開論述，均尚不足為被告不利之證明。
㈡被訴行搶乙○○部分：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並未行搶乙○○皮包之事實，業據證人乙○
○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是於95年2月份在高雄市○○街和建國路口的享溫馨KTV唱歌，後來我回程途中發現不見了，我有回去找，但是KTV的服務生表示沒有找到，我印象中案發當日沒有人搶我的東西。」等語（見原審卷第70頁），是即難認被告有何搶奪乙○○所有皮包之犯行。
⒉又刑事訴訟法第300條所謂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
所引適用之法條者，係指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言。至若結夥搶劫與侵占遺失物，乃截然不同之社會事實，自無變更起訴法條而論罪之餘地，最高法院著有76台上字第29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故被告拾得被害人乙○○遺失之皮包據為已有，另涉犯刑法第
337條侵占遺失物罪嫌部分，法院尚不得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審理，應由檢察官另行偵辦，附此敘明。
⒊至於公訴人上訴意旨另稱：被告對於如何拾獲被害人乙○○
皮包及地點，前後不一，且被害人乙○○亦證稱伊平常會經皮夾放在大皮包內，被害人當日係由人攙扶上車，故皮夾應非遺失云云。經查，證人即被害人乙○○於原審審理中已明確證稱：「（你的印象中有無人搶過你的東西？）沒有。雖然當日我喝醉酒，但是有無人搶我皮包我還是知道。」等語（見原審卷第70頁），是被害人乙○○之皮包根本並未遭被告搶奪；至於被告對於拾獲皮包之地點，前後之供述雖不一，但被告之犯罪事實，應由積極之證據以證明之，並非以被告之辯詞不可採或前後不一而為認定。是公訴人上開論述，亦有誤解。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指之上開事證，既無法使法院確信被告涉犯加重搶奪罪（與吳汶雍共犯部分）及搶奪罪（搶奪乙○○皮包部分）。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犯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是被告上開搶奪部分均屬犯罪不能證明。從而，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就此部分均為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搶奪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被告被訴其餘搶奪部分，因已由原審另為免訴之判決，而公訴人對此部分並未上訴，是該部分應經原審判決確定，爰不再論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國全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6年5月17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官蕭權閔
法官林水城法官吳進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6年5月17日
書記官林佳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