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723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上訴字第372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9年12月17日

裁判案由：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上訴字第3723號上訴人即被告 余惠雯 選任辯護人 程光儀 律師（法扶律師）
連思成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訴字第67號、109年度訴字第229號，中華民國109年8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5691號，移送併辦案號：108年度偵字第17427號，追加起訴案號：109年度偵字第84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乙○○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乙○○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4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4罪，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所為，想像競合犯組之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犯罪；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3所為，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如原判決附表編號4所為，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各判處有期徒刑9月、9月、9月、7月，並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乙○○於本案中僅依詐欺集團成員「山雞」指示，負責提領現金後交予 周冠宇 ，且其依指示提領現款之日期僅民國108年9月5日、6日、9日等三日，顯非擔任團首謀或主要參與者；其於本案犯罪所得甚微，且其犯後對於所為深感懊悔，對於其犯行均坦承不諱，並積極協助調查，應認其犯後態度良好。再以被告其係因幼子罹病，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有情堪憫恕之情，且被告若入監服刑，將造成長時間離開賴其扶養之母親及幼子，不僅使其家庭破碎，家庭經濟狀況亦無法維持，準此，應認被告受緩刑之宣告以足警惕，而以暫不執行有其刑為適當等語。
三、惟按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抑或是否宣告緩刑等，均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之裁量，量處被告罪刑；至是否為緩刑之宣告，亦應形式上審究是否符合刑法第74條所定前提要件，並實質上判斷被告所受之刑，是否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等要件。質言之，法官為此量刑或緩刑宣告之裁量權時，除不得逾越法定刑或法定要件外，尚應符合法規範之體系及目的，遵守一般有效之經驗及論理法則等法原則，亦即應兼顧裁量之外部及內部性，如非顯然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此亦為最高法院歷年多起判例所宣示之原則（參見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判例、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等，上述四則判決原均係判例，但依據108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本院以為，量刑或緩刑宣告與否之裁量權，乃憲法所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之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之拘束，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之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意旨，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之違法（另參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7655號判決）。亦即如非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明顯違法情事，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即使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裁量權之審查，亦應同此標準，此不僅在保障法官不受任何制度外之不當干涉，更保障法官不受制度內的異質干涉，此方符憲法第80條所宣示獨立審判之真義。
四、查原審經詳細調查，並因被告乙○○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的意見後，依法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原審以被告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所為，係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的參與犯罪組織罪（因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為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後首次詐欺犯行，無從割裂再與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4之行為另論想像競合犯之餘地，自僅與原判決如附表編號1所犯各罪想像競合）、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如原判決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一般洗錢未遂罪，上述4次犯行分經想像競合，均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4罪）；被告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間，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共同參與該集團組織之分工，各自分擔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縱被告無法確知其他成員之分工，亦與其他成員無直接聯絡，均無礙於其共同正犯之成立，其等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4所示犯行，均各有多次提款行為，均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均犯行明確。量刑部分，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錢財，貿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以詐騙財物之方式獲取不法利益，貪圖不勞而獲，並於詐欺集團中擔任取款車手，領取告訴人甲○○、丙○○、丁○○3人及被害人戊○○受騙款項，並交付詐騙集團成員周冠宇，以此方式參與詐騙集團犯罪組織之詐欺犯行、製造金流斷點，使上述詐欺所得之來源及去向難以追查，價值觀念顯有偏差，不僅侵害告訴人3人及被害人戊○○財產利益，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破壞人際間信賴關係，復審酌各告訴人及被害人戊○○受騙匯款之數額與被告領取之金額，及被告尚未與告訴人3人及被害人戊○○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損害，以及被告實係因幼子罹病需款孔急，方鋌而走險，犯罪動機不無可憫之處，且其於原審審理時就所涉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及洗錢等經過事實均自白在卷，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高職畢業的學識程度，現從事美容美髮，平均月收入2萬元左右，單親家庭，未婚生子，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現與朋友同住、無父親，母親為中度智能障礙的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9月（共3罪）、7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另就宣告沒收或追徵部分，原審經詳盡調查及闡明被告因參與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4所示犯行，共收受1萬3,470元作為報酬，均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且未經扣案，均依法宣告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領款項，係屬洗錢之標的，均經其轉交集團上游，亦經被告供稱在卷，足認該部分款項即非被告所有，亦無事實上處分權限，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被害人戊○○匯入原判決附表編號4所示匯入帳戶之款項未經提領，且該帳戶現經列為警示帳戶等情，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8年11月8日儲字第1080263339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表在卷供參（參見第23395號偵查卷第201至203-1頁），亦證被告無從提領該筆款項，非屬被告所有，亦無從宣告沒收。末就宣告強制工作部分，原審亦詳細闡明被告非居於詐騙集團之核心支配角色，且其未曾因犯罪而受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是未有證據足認被告對一般人財產權有危害之外在傾向，且被告目前從事美髮業，有正常工作謀生之能力，難認有遊蕩、懶惰成習而犯罪之情況，又被告所受宣告之刑期非短，能對其產生懲儆矯正之效果，因認對被告所宣告之有期徒刑，應已足收教化及預防、矯治之目的，尚無併予宣告強制工作之必要，爰不併予宣告強制工作。本院經核原審量刑並未逾越比例及平等原則，客觀上亦無裁量權怠惰或濫用之情，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亦無認定事實錯誤、量刑瑕疵或違背法令等情事，且就宣告沒收或追徵，及不予宣告強制工作等部分，均詳盡調查及闡明理由，足認原審沒收之宣告及不予宣告強制工作，均稱合法妥適。被告上訴意旨僅就原審未諭知緩刑部分而為爭執，而其上訴意旨所指量刑違誤，均經原審考量在內，堪認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適當，均符憲法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要求。綜上所述，被告乙○○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併諭知緩刑之說明：
(一)查被告乙○○除本案4次犯行外，另因於同時期參與相同犯罪集團，經檢察官另行起訴認同係觸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共計9罪，為原審法院另案以109年度金訴字第69號判決，分別均判處有期徒刑7月至9月不等，經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2月，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上訴本院後，經本院（刑19庭）他股（智股為受命法官）於109年12月3日，以109年度上訴字第3729號判決，9罪均改判有期徒刑6月，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有該案判決書影本在卷足證。是本院本案宣判前，被告固經該案有期徒刑之宣告。惟按刑法第74條各款所謂「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係指宣告其刑之裁判「確定」者而言，此早經司法院院解字第2918號解釋及最高法院54年台非字第148號判決意旨闡明。其後更經最高法院諸多判決宣示：凡在判決前已經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即不合於緩刑條件，至於前之宣告刑已否執行，以及被告犯罪時間之或前或後，在所不問，因而前已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即不得於後案宣告緩刑（參見80年度台非字第167號、82年度台非字第228號、第355號判決意旨）。被告另犯上述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729號判決宣判日為109年12月3日，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因尚未逾法定20日的上訴期間，被告又無捨棄該案上訴，足認該案尚未確定。從而，於本案，被告於形式上仍符宣告緩刑的要件。
(二)刑罰不外應報與預防兩大目的的調和，應報雖然滿足了人們報復的心理，但是就人們所希冀建立的一個和平的社會生活而言，極可能是負數，因此學理大致上還是把刑罰的目的定位在預防的作用，換言之，刑罰的功能重在對受刑人之矯治、教化，而非科以重罰，非入監服刑不可。經查被告前述另案即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729號判決，共9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經查犯罪時間為108年9月6日至9日，與本案犯罪時間為9月3日至9日，多所重疊，犯罪時間為6天，屬加入相同的詐欺集團，負責均為提領款項的「車手」犯行，本院考量被告因一時失慮，誤入犯罪歧途，惟於犯後均能坦承犯行，且被告犯罪動機係因幼子罹病需款孔急，因此鋌而走險，犯罪動機不無可憫恕之處，此亦為原審量刑及定執行刑所肯認。被告本屬輕度身心障礙者，被告之母亦為中度身心障礙者，2人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參見本院卷第45至47頁），被告屬低收入戶，且除需扶養難有工作能力的母親外，另有一位僅1歲多的幼子仰賴被告扶養，而該幼子也是體弱多病、動輒進出醫院治療，有被告提出的社會福利資格證明及國泰綜合醫院出院通知等文件在卷可證（參見本院卷第49至51頁）。被告與其母、其子相依為命、共組家庭，被告若入監服刑，勢將被迫長時間離開賴其扶養的母親與幼子，以被告母親的中度身心障礙程度，能否獨立照料被告1歲的兒子，不免堪慮，遑論每個孩子都是獨立個體，父母親的原罪與創傷不應該牽連到孩童身上。被告入監服刑，其家庭破碎、家庭經濟更難以維持，依據已成為我國內國法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前言：「深信家庭是自然與基本之社會團體單元，有權獲得社會與國家之保障，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成員應獲得必要之保障及協助，使家庭能夠為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地享有其權利作出貢獻」，以及同有內國法律地位的「兒童權利公約」前言：「確信家庭為社會之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故應獲得必要之保護及協助，以充分擔負其於社會上之責任；體認兒童應在幸福、關愛與理解氣氛之家庭環境中成長，使其人格充分而和諧地發展」；此外，兒童權利公約第2條第2項也明定：「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免於因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意見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基於保障身心障礙者，更為了兒童最佳利益，被告所為固不足取，也應付出刑罰代價，但被告入監刑同強制拆散其與母親、幼兒共組家庭的權利，以被告母親的身心狀況及年僅1歲的嬰童，其等家庭生活難以持續可以想見，不論對於也同樣身為人女的被告、被告母親及被告之子，均造成無從彌補的永久傷害，當已不成家的「家庭」無從發揮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兒童的生活照顧與人格發展，本院實有必要思索對於被告及其家人的其他侵害較小的選擇，而認本案對於被告的刑罰有暫不執行的必要，本院相信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被告當知有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案無論自一般或特別預防之刑責考量目的，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2年。
(三)本院也不是不知本案併宣告緩刑，有可能因為被告上述另案所宣告1年有期徒刑確定後，可能遭到撤銷的命運。惟按受緩刑之宣告，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緩刑，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惟所謂「緩刑期內」應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申言之，受緩刑之宣告前更犯罪，且更犯罪所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必須在前案「緩刑期內」，始合於撤銷前案緩刑宣告之要件，假設受緩刑之宣告前，雖更犯罪並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如該更犯罪所受有期徒刑之宣告係在前案緩刑宣告之「裁判確定前」，則仍不得撤銷前案緩刑之宣告（最高法院83年度台非字第34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司法實務就此類案件依法是否得撤銷緩刑，應留意上述最高法院見解的限制外，更重要的，此類1人犯數罪的案件，尤其是參與詐欺集團的「車手」，往往只有短短幾天，但所侵害的被害人常多達十數人至數十人不等，而只因為涉及不同被害人而由不同警察局受理報案，其後不論是司法警察官移送檢察署的時程先後，或各檢察署因為先後及如何受理，且沒有併案偵查的慣例或文化，導致分由不同檢察官偵查起訴（本案的起訴檢察官與前述另案起訴檢察官為同一人，何以分別起訴，則更應慎思），因而先後繫屬法院，而分由不同法院，或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例如本案）審理，此種1人犯數罪的相牽連案件，並非不能循法院內部分案要點的規則，準用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合併由相同法官審理。除不致有裁判歧異的功能外，就被告的定執行刑合併考量，甚或是否得併宣告緩刑等情，均能綜合判斷，且不論對被告或被害人等能有所助益。惟原審並未合併審判，且因分別判決，被告先後提起上訴，又分由本院不同庭分別審理，而前述該案業已宣判，本院亦無從依本院分案要點協商是否合併由同一庭合併審理。此種因為檢察官不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訴，或法院不願或無從合併審理的情況，影響法院無法對被告（均）為緩刑宣告，甚或因為先後判刑確定，反而造成後案判刑確定結果，影響已有緩刑宣告效力案件的可能不公的結果，本院無奈之餘，也只好作出如上呼籲。又緩刑政策的立法，並非不能研擬如何檢討改進，例如，於定應執行刑的裁定程序，是否不應排除同有併宣告緩刑的制度設計，方能維護被告的權益及個案的妥適公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千瑄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7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周盈文
法官謝梨敏法官錢建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許俊鴻中華民國109年12月18日【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訴字第67號
109年度訴字第229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選任辯護人程光儀律師（法律扶助）
連思成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15
691號）、移送併案審理（108年度偵字第17427號）及追加起訴（109年度偵字第8471號），嗣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乙○○犯如附表編號1至4「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4「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參仟肆佰柒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
一、乙○○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08年9月1日起，透過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賓」之友人介紹，加入「阿賓」、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綽號「山雞」之男子、周冠宇（另案偵辦中）所屬三人以上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詐騙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擔任提領詐欺所得贓款之工作（俗稱車手），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對被害人實施詐術，致該等被害人陷於錯誤，將附表所示款項轉帳匯款至詐欺帳戶（各該詐騙時間、方法、金額、匯款時間、匯入帳戶，均詳如附表所示），被告復依「山雞」指示，向周冠宇拿取如附表「匯入帳戶」欄所示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再依周冠宇之指示，於附表所示提領時間、地點，持前開帳戶之提款卡提領上開被害人匯入各該帳戶內之款項（提領地點、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其中附表編號4匯入款項，因匯入帳戶於108年9月9
日下午3時11分因交易異常而遭圈存警示，故被告未能提領成功）。被告再將附表編號1至3所提領之金額交予周冠宇，由周冠宇轉交上游，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被告並分別獲取新臺幣（下同）3,60
0元、4,500元、5,370元之報酬。
二、案經甲○○、丙○○、丁○○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案審理、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追加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乙○○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本院109年度金訴字第67號案件審理中，檢察官就被告另犯詐欺案件，認與上開受理案件為刑事訴訟法所定之相牽連案件，而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之109年6月24日追加起訴本院109年度訴字第229號案件（見本院109年度訴字第229號卷第5頁），於法並無不合，本院自得合併審理、裁判。
二、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此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依上開規定，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告訴人甲○○、丙○○、丁○○（以下合稱告訴人3人）及被害人戊○○於警詢所為證述，於被告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等規定之適用，不具證據能力，而不得採為判決基礎。
三、又上開關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證據能力規定，必以犯罪組織成員係犯本條例之罪者，始有適用，若係犯本條例以外之罪，即使與本條例所規定之罪，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關於該所犯本條例以外之罪，其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本件被告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罪名部分，證人證述之證據能力自須回歸刑事訴訟法論斷之，準此，本判決關於被告犯加重詐欺、洗錢罪部分，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公訴人、被告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108年度審金訴字第297號卷【下稱審查卷】一第47至49頁，109年度金訴字第67號卷【下稱金訴67號卷】一第37至46、85至96、117至139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四、本判決其他引用資以認定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對前開犯罪事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在卷（見金訴67號卷一第37至45、85至95、117至138頁），核與證人周冠宇於警詢、偵訊及法院訊問時之證述、證人即108年9月9日陪同被告領款、交付金錢與周冠宇之 胡文容 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3395號卷【下稱偵23395號卷】第29至40、113至119、147至151、265至26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3人、被害人戊○○指訴 綦詳 （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5691號卷【下稱偵15691號卷】第19至25、123、124頁，偵23395號卷第41至43頁），並有臺灣土地銀行美濃分行、元大銀行臺北分行、中華郵政平鎮郵局之客戶往來明細（見偵15691號卷第39至51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8年11月8日儲字第1080263339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表（見偵23395號卷第201至203-1頁）、案發時地提款機之監視錄影翻拍畫面（見偵15691號卷第75至83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7427號卷【下稱偵17427號卷】第119至124頁，偵23395號卷85、86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告訴人丁○○之匯款憑證（見偵15691卷第85、86、125頁）、被害人戊○○郵局匯款單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對乙○○實施扣押之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緝詐欺車手案件通聯紀錄表、員警職務報告（偵23395號卷第45、71至75、87至91、213至215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前開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同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被告加入「阿賓」、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山雞」、周冠宇所屬之集團並擔任車手，嗣由該集團其他成員以事實欄所示方式詐騙告訴人3人匯款，並由「山雞」指示被告取得告訴人3人、被害人戊○○所匯入款項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被告再依周冠宇指示持卡提領款項，並上繳予周冠宇，可知該集團在招攬成員、詐騙、取款等節均由不同成員負責，組織縝密，分工精細，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者，為有結構性之組織，且以被告參與之時間、遂行詐欺犯行之獲利情形、報酬之計算方式觀之，亦堪認該詐騙集團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應屬犯罪組織無疑。
（二）按洗錢防制法業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年
6月28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ActionTaskForc
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又因舊法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參與之上開犯行，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罪，為最輕本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稱特定犯罪，而被告本案犯行係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山雞」指示，向周冠宇領取人頭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持以提領帳戶內款項，並將領得款項上繳周冠宇，再由該員交付予詐欺集團上游，其等以此輾轉、迂迴之方式交款，係為製造犯罪所得金流斷點，使犯罪偵查者難以查獲該犯罪所得實質流向，達到隱匿犯罪所得之效果，自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行為。核其所為其中附表編號1至3部分，已構成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於被告就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犯行，雖已著手實行提領詐欺款項之行為，然未提領成功，尚未發生製造金流斷點，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結果，故僅構成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
（三）核被告如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僅與附表編號1所犯各罪想像競合，詳後述）、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如附表編號2、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如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一般洗錢未遂罪。又被告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間，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共同參與該集團組織之分工，各自分擔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均屬遂行前開犯行不可或缺之重要組成，縱被告無法確知其他成員之分工，亦與其他成員無直接聯絡，均無礙於其共同正犯之成立，其等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附表編號1至4犯行，均各有多次提款行為，但均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各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至附表編號4部分，自被害人戊○○於108年9月9日下午2時58分匯入款項後，迄至該帳戶於同日下午
3時11分款項遭圈存止之間，被告處於得以隨時提領該款項之狀態，是以，被告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犯行雖未能提款成功，然被害人戊○○將款項匯至被告掌控之附表一編號
4所示帳戶時，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即已取得該款項之管領能力，已屬既遂，故被告雖未及提領上開款項，仍不影響其犯罪之既遂，檢察官追加起訴意旨認被告就附表編號
4所示之犯行屬未遂，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四）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23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於108年9月5日在南港研究院路一段44號南港富康郵局ATM提領告訴人丁○○所匯入之12萬元，為我加入系爭詐騙集團第1次提領等語（見金訴67號卷一第93頁），足徵附表編號1為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後首次詐欺犯行，而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部分，雖然其犯罪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但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又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依上開說明，無從割裂再與附表編號2至4之行為另論想像競合犯之餘地，故附表編號2、3部分分別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罪，附表編號4部分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未遂罪，均為想像競合犯，均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4次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予分論併罰。
（五）至檢察官移送併辦審理部分（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7427號），與本案起訴書編號3所載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同一案件，本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六）按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刑法第25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洗錢罪之犯行（見金訴67號卷一第
120頁），爰依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就被告所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部分減輕其刑。另就被告附表編號4之犯行，構成一般洗錢未遂罪，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刑。
（七）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其法定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惟被告因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身心障礙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被告之母 張淑娟 亦因第一類身心障礙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等情，有各該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查（見金訴67號卷第57、65頁）。而被告之子甫於108年7月3日出生，且於108年7、8月間數次在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就診，並於108年8月29日至同年9月
9日間住院治療，每次自費醫療費用達數千甚至數萬之譜，有該院出院通知暨自費明細與應繳金額單據在卷可考（見金訴67號卷第143、144頁）。再被告符合低收入戶資格乙情，復有新北市汐止區社會福利資格證明附卷可稽（見金訴67號卷第59頁）。被告本院審理時並稱：我原從事酒店工作，因小孩生病，我停止工作照顧他，而當時家人也無法提供我經濟上協助，我比較親近的家人只有媽媽，但媽媽也沒有甚麼錢，還要給外婆錢，而她自己也要用，媽媽又有中度智能障礙，也賺不到什麼錢，我為了要籌措小孩急診費用，方從事車手工作等語（見金訴67號卷第96、139頁）。足見被告自身已有身心障礙，又須扶養身心障礙之母及罹病幼子，經濟負擔實為沉重。而被告因思慮不周、貪圖小利以紓解家庭困境，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擔任車手領款，雖有不該，然其動機非無可憫，且被告並非本案詐欺集團之核心人物，於取款得手後分得之金額非鉅，犯罪後並已坦承犯行。是就本件犯罪原因與環境，依被告客觀犯行與主觀惡性考量其情狀，並綜合審酌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情狀之結果，認就被告各次犯行縱科以上開法定最輕刑度，仍嫌過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因認被告本案犯罪情狀堪以憫恕，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本案所犯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均予酌減其刑。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錢財，貿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以詐騙財物之方式獲取不法利益，貪圖不勞而獲，並於詐欺集團中擔任取款車手，領取告訴人3人及被害人戊○○受騙款項，並交付詐騙集團成員周冠宇，以此方式參與詐騙集團犯罪組織之詐欺犯行、製造金流斷點，使上開詐欺所得之來源及去向難以追查，價值觀念顯有偏差，不僅侵害告訴人3人及被害人戊○○財產利益，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破壞人際間信賴關係，所為實屬不該，而衡酌各告訴人及被害人戊○○受騙匯款之數額與被告領取之金額，及被告尚未與告訴人3人及被害人戊○○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損害，並審酌被告實係因幼子罹病需款孔急，方鋌而走險，犯罪動機不無可憫之處，且其於本院審理時就所涉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經過事實均自白在卷，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自陳為高職畢業，現從事美容美髮，平均月收入2萬元左右，單親家庭，未婚生子，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現與朋友同住、無父親，母親為中度智能障礙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金訴字67號卷第95、96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附表編號1至4「罪名及宣告刑」所示之刑，並考量被告本案所犯各次犯行罪名相同、手法相類，各次犯行係於108年9月5日至108年9月9日間所犯，間隔甚短等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三、沒收部分：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於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情形，固基於責任共同原則，共同正犯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然於集團性犯罪，其各成員有無不法所得，未必盡同，如因其組織分工，彼此間犯罪所得分配懸殊，而若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追繳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參與者承擔刑罰，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個人責任原則以及罪責相當原則；故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53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關於犯罪行為人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掩飾、隱匿之財物本身僅為洗錢之標的，難認係供洗錢所用之物，故洗錢行為之標的除非屬於前置犯罪之不法所得，而得於前置犯罪中予以沒收者外，既非本案洗錢犯罪之工具及產物，亦非洗錢犯罪所得，尤非違禁物，尚無從依刑法沒收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自應依上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且此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祇要合於前述規定，法院即應為相關沒收之諭知，然該洗錢行為之標的是否限於行為人者始得宣告沒收，法無明文，是從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倘法條並未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時，自仍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沒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附表編號1我提領的報酬是3,600元，附表編號2我提領的報酬是4,500元，附表編號3我提領的報酬是5,370元，附表編號
4沒有拿到收入等語（見金訴67號卷第93、94、137、138頁），可知被告因參與附表編號1至4所示犯行，共收受1萬3,470元作為報酬，均為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且該等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併依同條第3項，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附表編號1至3所領款項，係屬洗錢之標的，均經被告轉交集團上游，亦據其供承明確（見金訴67卷第43、44頁），足認該部分款項即非被告所有，亦無事實上處分權限，自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另被害人戊○○匯入附表編號4匯入帳戶之款項未據提領，且該帳戶現經列為警示帳戶，此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8年11月8日儲字第1080263339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表在卷供參（見偵23395號卷第201至203-1頁），堪認被告已無從提領該筆款項，自非屬於被告所有，亦無從宣告沒收，併予敘明。
四、強制工作部分：
（一）按行為人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意旨參照）。
而對參與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取財等罪之想像競合犯，有無命強制工作之必要，應審酌：本案行為是否屬以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且犯罪所得係行為人恃為生活重要資源之常業性犯罪，而具有行為嚴重性；行為人過去有無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或與之具同質性之刑事前科紀錄，其發生之次數、密度等，是否彰顯行為人表現之危險性；行為人之生活能力、學識、職業經驗，是否足資為其復歸社會後，重營正常生活之基礎，助其檢束前非，而對其未來行為之改善具有期待可能性等情，予以綜合判斷。基於強制工作等保安處分，旨在彌補刑罰無法充分發揮、改善，行為人個人潛在危險性格之功能，造成犯罪防制網絡之破口；是以制裁犯罪之手段，關於刑罰與保安處分二者之選擇、取捨，屬立法範疇，雖我國立法者，未就加重詐欺罪設有強制工作特別規定；然於上開犯罪行為人而言，所犯數罪既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較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則於裁量應否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對被告諭知強制工作時，允宜考量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性質，僅屬刑罰之補充，審慎為之，以避免重疊而流於嚴苛。
（二）被告本案參與詐騙集團之犯罪組織，係依「山雞」指示前領取提款卡後再行取款上繳，本案雖提領告訴人3人受詐款項共計44萬9,000元，所生危害非輕，然其非居於詐騙集團之核心支配角色，且其未曾因犯罪而受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故尚無證據足以判斷被告於本案顯示其對一般人財產權有危害之外在傾向；另衡諸被告先前曾從事酒店之工作，現在則在美容美髮業工作，平均月收入約2萬元，足徵被告有正常工作謀生之能力，而難認被告有遊蕩、懶惰成習而犯罪之情況，且被告本案所受宣告之刑期亦非短暫，非不能對其產生懲儆矯正之效果，故無從認定非使被告強制工作，無其他方法得以教化被告，以防免其未來對於社會危險性，因認對被告所宣告之有期徒刑，應已足收教化及預防、矯治之目的，尚無併予宣告強制工作之必要，爰依前開裁定意旨，不併予宣告強制工作。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第2項、第16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5條第2項、第55條、第59條、第51條第5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千瑄提起公訴、移送併案審理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9年8月14日
刑事第一庭法官謝當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郭如君中華民國109年8月17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被害人（告訴人）詐騙時間、方法及金額匯入帳戶提領地點被告提領時間及提領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罪名及宣告刑1丁○○於108年9月3日下午2時52分許接獲犯嫌假借姪子名義，佯稱其更換電話號碼，要求被害人更新通訊方式，並於同年月5日以上開號碼致電並向被害人借款，致被害人陷於錯誤，依犯嫌指示於同日下午2時15分匯款12萬元至右揭帳戶。臺灣土地銀行美濃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戶名： 黃軍諭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南港富康郵局ATM)⑴108年9月5日下午2時36分9秒，提領2萬元。⑵108年9月5日下午2時37分11秒，提領2萬元。⑶108年9月5日下午2時38分19秒，提領2萬元。⑷108年9月5日下午2時39分19秒，提領2萬元。⑸108年9月5日下午2時40分28秒，提領2萬元。⑹108年9月5日下午2時41分27秒，提領2萬元。乙○○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2甲○○於108年9月4日下午5時33分許接獲犯嫌假藉友人名義，佯稱其更換電話號碼，要求被害人更新通訊方式，並於同年月6日上午11時14分以上開號碼向被害人借款，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請託兒子及媳婦依犯嫌指示分別於同日下午1時40分、1時54分、2時3分共匯款15萬元至右揭帳戶。元大銀行台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戶名： 張蕙蘭 )臺北市○○區○區街00號(元大銀行南港分行ATM)⑴108年9月6日下午6時23分27秒，提領3萬元。⑵108年9月6日下午6時24分16秒，提領3萬元。⑶108年9月6日下午6時25分6秒，提領3萬元。⑷108年9月6日下午6時25分54秒，提領3萬元。⑸108年9月6日下午6時26分42秒，提領3萬元。乙○○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3丙○○丙○○父親於108年9月6日上午10時許接獲犯嫌假借友人名義借款，遂請託丙○○協助匯款，致丙○○陷於錯誤，依犯嫌指示分別於同日中午12時5分、12時6分、12時11分、12時14分共匯款18萬元至右揭帳戶。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戶名： 王秉榮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板信銀行八德分行ATM)⑴108年9月6日下午1時3分29秒，提領2萬元。⑵108年9月6日下午1時4分44秒，提領2萬元。⑶108年9月6日下午1時5分36秒，提領2萬元。⑷108年9月6日下午1時6分30秒，提領2萬元。⑸108年9月6日下午1時7分25秒，提領2萬元。⑹108年9月6日下午1時8分23秒，提領2萬元。⑺108年9月6日下午1時9分27秒，提領2萬元。⑻108年9月6日下午1時10分22秒，提領1萬元。（此部分共計15萬元，併辦意旨書誤載為16萬元，應予更正）乙○○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南港富康郵局ATM)⑴108年9月7日凌晨0時59分43秒，提領2萬9,000元。4戊○○於108年9月9日下午4時許，接獲犯嫌假借其姪子名義，佯稱亟需借款購買電器，欲向被害人借款，致被害人陷於錯誤，依犯嫌指示於同日下午2時58分匯款12萬3,000元至右揭帳戶。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戶名： 曾俊偉 )（帳號部分追加起訴書誤載為000-00000000000000，應予更正）臺北市○○區○○○路○段000號（遠東銀行松山分行)109年9月9日下午3時41分，因帳戶交易異常遭圈存警示，未能領款成功。乙○○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臺北市○○區○○○路○段000號（臺灣銀行中崙分行）109年9月9日下午4時許，因帳戶交易異常遭圈存警示，未能領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