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7年上易字第73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10月14日
裁判案由：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7年度上易字第731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弄18之1號選任辯護人呂郁斌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231號中華民國97年6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他字第69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緣張乙○○與甲○○原係夫妻關係（嗣於民國97年6月17日兩願離婚），詎張乙○○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96年8月25日，在高雄縣○○鄉○○村○○○路聖公巷1弄18之1號住處，對甲○○揚言：「你的命是我的，告贏告輸都要處理掉」等語，使甲○○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張乙○○涉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就原審判決所引用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之證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無意見，並同意引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1頁），且未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證之情形，與待證事實又具相當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但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據，必須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始得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倘若犯罪事實之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審理事實之法院即應盡職權調查證據，澄清此項合理之懷疑，使之達於可得確信之程度，方為適法，否則仍不能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斷（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亦已明揭其旨。
四、公訴人認被告乙○○涉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全安罪，無非係以：㈠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之證述，㈡證人 張彥雄 於偵查中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固非無見。訊據被告張乙○○堅詞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我所說「告輸告贏都要處理掉」，是要處理婚姻（離婚），我沒有恐嚇告訴人，也沒有說「你的命是我的」這句話等語。辯護人則以：被告因與告訴人感情不睦，平日即有口頭抱怨及吵嘴狀況，被告所謂「告輸告贏都要處理掉」這句話，是指不管離婚訴訟是贏是輸，被告都想結束兩造之婚姻關係，而不是指要處理告訴人之性命，況且被告說出前述話語後，告訴人不當一回事，並未心生恐懼，所以事後還一直同簷共居，直到現在離婚後，告訴人與被告還住在一起，足證告訴人並未因前述的話語而有受恐嚇之情等語為被告辯護。經查：
㈠按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
生危害於安全者，依刑法第305條之規定，必以對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惡害之通知，使心生畏怖並致生危害於安全者，始得以上開規定相繩，如係以非惡害之方法（如告知將提起訴訟等），則非此所指。次按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成立，固不以行為人真有加害之意為必要，而被害人是否心生畏懼，亦應本於社會客觀經驗法則以為判斷基準；又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成立，須被害人因加害人惡害之通知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為要件；若被害人並未因之而生畏怖，即不足對其致生安全上之危險，尚難以該罪相繩。另衡諸社會通常觀念與生活經驗，抽象之言語是否為恐嚇之詞，應探究該語之真義如何為辨，如不斟酌前後語，僅單純擷取一句，即斷章取義觀之，即易使人誤認恐嚇之語，惟行為人所為言語，是否該當於刑法上將來惡害通知之恐嚇範疇，則必須以其所述全部內容，綜合加以判斷，始能得知其言語之真意，合先敘明。
㈡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固證述：在96年8月25日，被
告在梓官鄉住處說我的命是她的，她告贏告輸都要殺死我，我大兒子有在場聽到等語（見96年他字第6938號卷第33頁）；惟證人張彥雄（被告與告訴人之長子）於偵查中則具結證稱：96年8月25日，我小孩剛好滿月，我母親有對我父親說「你的命是我的」，但是「告贏告輸都要殺死你」，當天就沒聽到等語（見96年他字第6938號卷第43頁）；嗣證人張彥雄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去年我小孩滿月那天，我母親一直在喧鬧，但大部分都是針對我們夫妻，對我父親的部分較少，她有對我父親說他們有傷害案在告來告去，並說「不管告贏告輸，他的生命都是我的」，不只我聽到而已，在場的親戚都有聽到等語（見原審卷第51-52頁），依此以觀，證人張彥雄雖未聽聞被告向告訴人表示「告贏告輸都要殺死你」一語，惟已明確證述被告確有向告訴人稱「你的命是我的」之事實，此部分情節核與告訴人指述情節大致相符。參以，被告亦自承案發當時確有向被告表示：「告贏告輸都要處理掉」一詞。依此判斷，被告於上開時地應確有向告訴人揚言「你的命是我的，不管告輸告贏都要處理掉」一情，應堪可認定。然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成立，須被害人因加害人惡害之通知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為要件；若被害人並未因之而生畏怖，即不足對其致生安全上之危險，尚難以該罪相繩。換言之，行為人縱有客觀上形似恐嚇之言詞，然衡情度勢，行為人於為該言詞時，只是意圖引起他人之重視與注意，供以強化自己之主張或加強語氣而已，並無付諸實際行動之真意；或被害人於聽聞此言詞時，已充分了解行為人絕無可能會付諸實際行動，從而自始亦不以為意，並未因此產生畏懼之心時，則縱有惡害通知之客觀行為，惟因欠缺行為人之主觀犯意，亦未產生被害人心生畏懼之結果，則亦無據以恐嚇罪相繩之必要。是本件尚應審究者厥為：告訴人是否因此而心生畏懼一節。
㈢證人張彥雄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父親聽到我母親講哪些話
後，只有跟我們說不要向母親頂嘴、不要理她，也不要與她吵來吵去，我父親之前也是都不理會她，他們兩人現在還是住一起，但是不同房等語（見原審卷第51-52頁）；嗣於原審審理時復證稱：我小時候他們就時常吵吵鬧鬧，直到現在，有時候偶爾會和好，我母親平常也曾說過類似的話語，而除96年5月1日外，我母親都只是嘴巴說說，並沒有做出其他加害父親之舉動等語（見原審卷第51-52頁），核與證人 張彥貴 （即被告與告訴人之次子）於偵查中證述：我父母經常吵架，我媽媽（即被告）平常就會說類似的話，但沒有那個意思，他們還是有住在一起等語（見96年他字第6938號卷第29頁）大致相符。準此，足認告訴人於聽聞被告上開言詞後，不僅未加以理會，反而要求在場之證人張彥雄不要與被告發生爭執，已難認告訴人於聽聞被告表示「你的命都是我的，不管告贏告輸都要處理」一語後，有何心生畏懼可言。再者，本件犯罪時間為96年8月25日，而告訴人於96年9月10日第1次偵查訊問時亦供稱：我與被告係夫妻關係，目前還有同住等語屬實，足認告訴人事後並未採取任何保護措施，亦未見其有何逃避被告之舉動，衡情若告訴人因此已心生畏懼，何以未見採取保護措施或逃避之舉？是告訴人指訴因被告上開言語致心生畏懼，洵與常情有違。
㈣綜合上情以觀，堪認被告與告訴人於日常家庭生活中即時有
爭吵發生，被告並因此曾向告訴人表達激烈之言語，益徵被告上開言行，係一時情緒失控所為之氣憤言詞，告訴人甲○○並未因被告上開言語而心生畏懼甚明。被告之行為要與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之構成要件尚有未符，自難以該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尚非無據。從而公訴人所持之前開論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致無法採為有罪之認定，尚難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基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恐嚇之犯行，被告犯罪自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恐嚇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10月14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洪兆隆
法官李政庭法官陳志銘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97年10月14日
書記官盧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