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3年度原易字第3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3年原易字第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3年11月21日

裁判案由：竊盜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3年度原易字第3號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文祥義務辯護人吳文君律師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3年度偵緝字第212號、103年度偵字第16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一、李文祥竊盜，累犯，處罰金新台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李文祥竊盜，累犯，處罰金新台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三、以上應執行罰金新台幣貳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
壹、累犯事實
一、第一件李文祥前因施用毒品罪，經本院以98年度基簡字第1517號案件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復因施用毒品罪，經本院以99年度基簡字第401號案件而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二案嗣經本院另以99年度聲字第442號案件而裁定合併執行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民國99年11月10日執行完畢。
二、第二件李文祥復因竊盜罪，經本院以100年度易字第328號案件而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1年8月2日執行完畢。
貳、犯罪事實
一、犯罪經過
㈠、第一件詎李文祥因缺錢使用，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03年3月31日凌晨3時7分許，前往基隆市○○區○○街○○號之祥豐市場，由未未鎖之窗戶而攀爬並踰越而侵入後，自該市場之114號豬肉攤未上鎖之抽屜內，徒手竊得該攤位負責人 吳宜龍 所有之零錢共新台幣（下同）200元。
㈡、第二件詎李文祥因缺錢使用，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同年4月1日凌晨3時5分許，前往該祥豐市場，由未鎖之窗戶攀爬而踰越並侵入後，自該市場之111號日本料理壽司攤未上鎖之抽屜內，徒手竊得該攤位負責人 林茂蒼 所有之零錢共400元及1個手掌大之壽司飯，並當場吃下該壽司飯。
二、案發經過嗣經被害人吳宜龍發現遭竊後，報警調閱監視器而循線查獲。
叁、起訴經過
案經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請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簡式審判
㈠、法律修正按除簡式審判及簡易程序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民國92年2月6日公布並於92年9月1日全面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定有明文。其次，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一項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
1項亦規定甚詳。再者，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已於96年
3月26日修正公布，規定為：「除簡式審判、簡易程序案件及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所謂第376條第1款，係指最重本刑為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所謂第376條第
2款，係指刑法第320條及第321條之竊盜罪。
㈡、程序差異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第161條之
2（當事人陳述意見）、第161條之3（自白最後調查）、第163條之1（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及第164條至第170條（物證、書證調查、交互詰問規則）規定之限制。申言之，自92年9月1日起，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為三分法：其一，輕罪案件，檢察官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聲請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為有罪之簡易判決。其二，檢察官起訴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認罪者，法院得裁定以受命法官一人進行簡式審判，其程序略如刑事訴訟法修正前獨任法官所進行之通常審判程序。其三，檢察官起訴之強制辯護案件或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否認全部或一部之犯罪，法院應進行合議審判，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惟自96年3月29日起，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2款之案件，被告否認犯罪者，得由獨任法官一人，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
㈢、本案情形經查：被告李文祥經起訴之罪名為刑法笫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其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前述強制合議之案件；而被告於103年11月7日之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業經當庭裁定在案。
二、強制辯護
㈠、法律規定按103年6月18日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㈡、本案情形經查：被告係阿美族，屬於原住民，業據其供明，本院自應指定義務辯護人為其辯護。
貳、事實認定
一、基礎事實前揭事實，迭經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判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吳宜龍及林茂蒼於警詢時所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監視錄影光碟2片扣案及翻拍照片24張在卷可稽，可見其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從而其犯行洵堪認定。
二、罪疑唯輕被告於警詢時固稱其兩次行竊所得之銅板，或約2、3百元，或約4、5百元；惟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本院從輕認定其金額分別為2百元及4百元。
叁、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
二、罰金問題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之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相關分則法律之罰金刑，自應依上開規定配合調整。據此，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規定，因非屬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所新增或修正之條文，應就其所定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為新台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刑法第33條第5款之規定，其下限為新台幣1千元。
三、變更法條經查：被告係爬窗而侵入市場竊盜。實務又該為窗戶具有防閑作用，為安全設備之一種。因此，起訴意旨認為被告係觸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然則，本院依後列四之理由，認為被告並未「毀越」門扇而竊盜，被告自不成立毀越安全設備之加重竊盜罪。申言之，被告只成立普通竊盜罪，並不成立加重竊盜罪。惟因其基本社會事實相同，起訴法條應予變更。
四、踰越並非毀越
㈠、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係以「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而為其加重處罰之要件。本院推原該款加重竊盜之立法本意，當係行為人毀損並踰越門扇、牆垣或安全設備而竊盜，類似同項第一款之夜間侵入住宅而竊盜，其對被害人之生命、身體之危險，較之普通竊盜為大，亦即其主觀上之惡性較大，其客觀上之危險性較高，立法故為加重處罰之規定。準此，若其毀損而未踰越，本無從發生竊盜之問題，以其危險性尚未發生；若未毀損而只踰越，表示該防閑措施不足，亦即行為人之並未以暴力介入，只能在該處屬於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時，以同條文第一款之規定加以處罰而已。因此，「毀越」二字，究竟必須毀損兼越進始可，或者毀而不越或越而不毀皆屬之，固然屬於法律解釋之問題；惟在刑事司法實務上，在中文之解釋上，縱對「毀越」二字之見解有所不同，亦應採取有利被告之解釋原則，始得謂之合乎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並合乎罪刑法定原則之精神。因此，本院認為「毀越」必須毀而越之始可，毀而不越或越而不毀，並非毀越。
㈡、實務見解前後矛盾實務上認為所謂毀越，係指毀損或越進而言，毀而不越或越而不毀，均得依該條款處斷（司法院20年10月30日院字第610號解釋）。若依意旨，理論上，越進大門或窗戶，皆為毀越門扇或毀越安全設備。然則，實務上卻認從門走入或開鎖啟門入室竊盜，既未毀壞，亦非踰越，顯與毀越安全設備竊盜之情形不侔（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767號、77年台上字第1130號、63年台上字第50號判決參照）。申言之，實務上認為越進大門並非毀越門扇，惟越進窗戶卻又認係毀越安全設備。彼此對照以觀，其先後之立場相互矛盾。
㈢、本案情形經查：該市場之建築物有三層樓，一樓是市場攤位，二樓是里長辦公室及圖書館，三樓是里民活動中心，四邊都有鐵門和窗戶，凌晨一兩點之間，關起鐵門和窗戶，鐵門都未上鎖，部分窗戶也未上鎖等情，已據證人吳宜龍於審判中具結後證明屬實（0000000審判筆錄第3頁）。準此以觀，被告係爬窗進入，其踰越門扇而進入市場行竊，均只有「越」而未有「毀」，乃越而不毀，並非「毀越」甚明，揆諸前述說明，被告之行為應僅成立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並不成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
五、累犯加重
㈠、本案情形被告有前述有期徒刑而執行完畢之情形，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及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案紀錄簡復表存卷可考。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本罪，為累犯，應予加重其刑。
㈡、立法問題被告之品行，乃量刑考量情狀之一。法官在量刑時，對於素行不良者，依刑法第57條第6款之規定，自然有所斟酌，是為道德上之自然加重；刑法再有累犯之設，不過立法者強迫司法者「應」加重其刑而已，是為法律上之強迫加重。然則，被告就其前次犯罪行為已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其責任已經抵償，若再將其前次犯罪行為納入本次犯罪行為而一併評價，再予加重其刑，就其所加重部分，實係將前次已受責任抵償之行為再次非難，顯然違背雙重處罰禁止原則，將使被告受到不平等之待遇。因此，累犯之制度是否違背憲法平等原則，已堪質疑。何況，出獄而再犯，可見監獄教化不彰，監獄教化不彰而怪罪被告，反而以不利益加之其身，又豈合國民主權之原理？申言之，司法者自會考量加重，立法者之強迫加重，並無必要。德國刑法於1986年廢除累犯之規定，其故在此，值得立法者深思。何況，若被告素行不良，法院在量刑時，本會一併斟酌加重其刑，惟因累犯規定係必加其刑，並非得加其刑，法院不得不仔細閱讀其前科表，以資判斷；而被告之檢方及院方前科表，常有數十張之多，法官常需耗費不少時間，始能得出其係為累犯之結論，事實上，其為累犯與否，在量刑上影響微小，只因法律規定不當而消耗法官之精神，浪費法官之精力，造成法官之疲憊，間接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尤其值得立法者深思！
六、數罪併罰被告所犯數罪，係分別起意，應予分論併罰。其次，法官在個案量刑時，其所宣告之刑係罪刑相當之量刑結果，惟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之制度，卻規定應定執行刑，此項立法使得法官原本宣告其與責任相當之刑罰，遭到打折。因此，除有期徒刑之併罰之外，此項規定自以刪除為妥，立法應注意及之。
㈠、就死刑及無期徒刑而言就死刑及無期徒刑而言，依刑法第51條第1款至第4款之規定，宣告多數死刑者，執行其一；宣告之最重刑為死刑者，不執行他刑；宣告多數無期徒刑者，執行其一；宣告之最重刑為無期徒刑者，不執行他刑。此種情形，乃性質上無法併為執行之故。然則，性質上無法併為執行部分，執行檢察官事實上不予執行即可，原不必在立法上明文免其執行之義務；否則，將置法院之宣告刑於何地？亦即法院之宣告刑又有何意義？申言之，法院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必因其罪責深重，法院宣告多數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必因其罪責更為深重；若實際無法執行，也是無可奈何；惟在法律上規定只能執行其一，等於免除其他部分之罪刑，對被害人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如此，此項立法又有何意義？
㈡、就有期徒刑而言，
１、就報應之刑罰理論觀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期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亦即在定其執行刑時，將減去若干徒刑。此項立法使得法官原本宣告其與責任相當之刑罰，遭到打折，如何謂之符合正義之制度？觀之同條第九款，從刑之沒收既得併執行之，何以主刑之徒刑、拘役或罰金必須打折執行？何況，在重罪之定執行刑，其所減去之刑將以年計，如何謂之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尤有進者，若二個以上之重罪，均宣告法定最低刑，則定執行結果，將低於法定刑，不合立法最低刑之要求，根本不合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
２、就個別預防之刑罰理論觀之依教育刑之「同時教化原則」觀之，有期徒刑之定執行即有其必要性。所謂個別預防，即監獄之執行係報應理論之責任抵償，被告在執行中，經由自己之悔罪與監獄之教化，得以再社會化，而回歸社會。為此而有行刑累進處遇（例如善時制）及假釋之規定。茲以被告犯殺人罪及強盜罪為例，若其殺人罪經宣告有期徒刑十年，強盜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五年；在理論上，十年使其殺人行為罪刑相當，五年使其強盜行為罪相當。惟在實際上，既要同時執行，當被告在悔罪時，係同時就殺人罪及強盜罪而為之，而監獄在教化時，亦同時就殺人罪及強盜罪而為之，亦即被告之同時悛悔加之監獄之同時教化，共同促成被告之再社會化。因此，就有期徒刑而言，定其執行刑即有刑罰理論之根據。以往，司法實務基於罪刑相當之觀點，習慣上僅減少一點刑期，未曾減得太多。在95年7月1日連續犯刪除後，因數罪宣告刑之總和往往數十年乃至百餘年，法官不得不在定執行時，予以刪減調和，此時會減少很多。其最終量刑結果，在連續犯刪除之前後，相差不大。
㈢、就拘役而言所謂拘役，顧名思義，是指抓來勞役，屬於強制工作，具有保安處分之性質，是故監獄行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處拘役者應與處徒刑者分別監禁」。在刑罰種類中，拘役一項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6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何況是拘役！因此，若要留存拘役，亦以改為保安處分為宜。然則，我國立法上不但保留拘役，而且比照有期徒刑之規定，應定執行刑，實無必要。觀之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而於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其51條第10款增但書「應執行者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與拘役者，不執行拘役」，可見立法者業已明白有期徒刑與拘役之不同，已經執行一定期間之有期徒刑者，即無執行拘役之必要。
㈣、就罰金而言罰金雖為列為主刑之一，惟其本質類似行政罰鍰，又不發生監獄教化之問題，併為執行即可，原無定其執行刑之必要。然則，我國立法卻比照有期徒刑之規定，應定其執行刑，實無必要。
肆、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㈠、人性尊嚴原則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就刑事立法而言，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為違憲之立法。申言之，不應犯罪化而予以犯罪化，不應重刑化而賦予重刑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一言以蔽之，前者乃不應罰而罰之，後者乃不應重而重之，使得國民受到不應處罰之處罰，或是受到過重之處罰，皆是不合人性尊嚴原則。
㈡、比例原則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申言之，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始得謂之符合比例原則。
㈢、法益原則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㈢、罪刑相當原則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二、竊盜罪
㈠、罪之審查查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及第321條第1項之加重竊盜罪，其犯罪行為所侵害者，係侵害財產法益，屬於財產之實害犯，其犯罪化之立法固有必要；惟財產犯罪而無暴力行為時，是否必須列為公訴罪（非告訴乃論之罪固包括自訴罪，惟自訴者少），非無商榷之餘地。因此，修正為告訴乃論之罪，似可考慮。至於刑法第321條第1項之加重竊盜罪，除其第5及第6款乃純道德加重條款外，其第1款至第4款，依法益觀點言之，似因被害人之生命法益陷於危險使然。申言之，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第2款之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第3款之攜帶凶器竊盜、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在對被害人之財產法益產生實害之外，並對其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產生危險，而為財產法益之實害犯、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之危險犯。既與生命法益有關，其犯罪化並加重其刑之立法尚有法理可言。惟其第5款之乘災害之際竊盜、第6款之在車站或埠頭竊盜，則純因道德非難性之考量，並非基於法益之考量，事實上，其量刑委諸司法即可，特設條文而加重其刑之立法並無必要，併此說明之。
㈡、刑之審查其次，竊盜罪之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加重竊盜罪之刑度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6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1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竊盜之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其連續犯加重結果，刑度止於7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因此，本院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一倍，與日本刑法相同，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㈠、自刑罰理論觀之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在死刑及真正無期徒刑，惟有在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單純依報應理論，其罪責已夠深重，不期待其再社會化時，始得於審判上宣告之；在死刑，更必須於「求其生而不得」時，始得為之；被告縱然侵害他人之生命法益，如求其生而可得時，亦不得宣告死刑，蓋死刑既稱之為極刑，如非極度之罪責，自不必處以極度之死刑。目前，我國係採取無期徒刑得適用假釋之制度，執行25年後，即有假釋之機會，本質上類似長期徒刑，並非真正無期徒刑。若被告接受自由刑之執行，以進行責任抵償，而在執行時能因己身之悛悔加之監獄之教化，仍有再社會化之可能，並無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必要，即不適合量處無期徒刑。
㈡、自憲法原則觀之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已如前述。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申言之，重犯罪賦予重刑罰，輕犯罪賦予輕刑罰，當重則重，當輕則輕，不應重其輕，亦不應輕其重，始得謂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㈠、主刑裁量
１、裁量要素按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為此，本院基於被告之責任：１、審酌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
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例如肇事逃逸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有量處6月有期徒刑，被告才有易科罰金之機會；刑法第225條第2項及第227條第2項，以及刑法第321條之罪亦然等情；３、復考慮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主要之判斷標準等情；惟被害人吳宜龍和林茂蒼均於審判中，當庭表示被告係原住民，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社會對其欠缺充分之照顧，希望能給被告機會，其等願意原諒被告等情（0000000審判筆錄第7頁）；４、復特別考量被告已有累犯之前科，其素行固然不佳，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惟被告自始坦承犯行，其犯罪後之態度尚稱良好；何況，其在本案所得不多，僅其之道德與法治觀念顯然薄弱，依然有待矯治等情；５、最後衡量刑罰之裁量，應考慮立法之精神。一般而言，立法所賦予之最重刑罰種類，例如殺人罪之死刑或竊盜罪之有期徒刑五年，乃準備給予未來此類型犯罪人之中之責任最高者使用；惟此種責任最高之情況，百不及一，並非常見；一般此類之犯罪，依統計學之數字，其分布類似金字塔型，責任輕者多，而責任重者少，是以在量刑統計上，低度量刑之情形甚為普遍。因此，就自由刑而言，除非是重大案件，否則，在一般案件，中度量刑已屬重判。就竊盜而言，中度量刑為二年六月。然則，因本件並非重大案件，故而本院認為在量刑時，即使有累犯加重其刑之情形，仍應以原來之法定刑作為基準，加重部分僅在量定其刑時，選擇適當之加重刑度即可，並不必以加重後之處斷刑而作為量刑之基準。其次，刑法第320條之法定刑有三，即有期徒刑、拘役和罰金。如前所述，拘役是該廢除之刑罰種類，本院不考慮選用之。若本院選用有期徒刑，則就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言，5至4年為「高度」刑，4至3年為「中高度刑」，3年至2年為「中度刑」，2年至1年為「中低度刑」，1年以下為「低度刑」，有5級量刑空間。惟因被告係累犯，每次竊盜犯行至少應量刑三月。兩次三月之有期徒刑，其執行刑為三月以上六月以下，即至少三月。若以新台幣一千元折算壹日，則被告必須支付國庫9萬元，方能免於牢獄之災。如此，對於經濟弱者之被告而言，其入監服刑之機會較高，此由其兩件累犯案件皆是得易科罰金之刑度，而被告皆是入監執行，可見一斑。因此，本院認為若選用罰金刑，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罰金原本為銀元5百元，依94年1月7日修正之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加重結果，為新台幣1萬5千元；再依累犯加重之結果，最高為2萬2千5百元；如此，裁量刑（處斷刑）之範圍為1千1元以上，2萬2千5百元以下。依此觀之，對於被告而言，似乎比較適合而易於接受，可以達成教化之功能。
２、裁量結果本院綜合上情，認為本案就行為人之罪責而言，在量定其刑之際，就上開二項之竊盜罪，每次量處罰金1萬2千元，已足以使其罪刑相當，爰分別宣告之，以示儆懲，並使量刑合理化，再定其應執行之刑為2萬元，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勵自新。
㈡、不得緩刑經查：被告為累犯，亦即5年以內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之反面解釋，不得宣告緩刑，併予指明。
㈢、不宜免刑本院審酌被告兩次竊盜之情節輕微，參以其犯後坦承犯行，尚具悔意，原本考慮依刑法第61條第2款之規定而免除其刑；惟因被告之行為本質接近加重竊盜，又為累犯，且有施用毒品之前科，在經裁量之後，認為不宜免除其刑，併此說明。
陸、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除書、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7條第1項、第42條第3項、第51條第7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棟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1日
刑事第三庭法官陳志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並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6日
書記官李繼業附錄：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
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
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0倍。
但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