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 花蓮 地方法院102年易字第20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3年02月26日
裁判案由：妨害自由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2年度易字第200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誌明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1年度偵字第23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林誌明均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誌明為址設花蓮縣花蓮市○○○街○○號「國聲計程車行」之負責人，其於民國99年6月前後，借貸新臺幣(下同)38萬元予 簡國清 ，簡國清交付被害人 曾廣富 所開立之支票3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票號：D0000000號，面額10萬元及票號D0000000，面額18萬元；彰化商業銀行花蓮分行，票號：GN0000000號，面額10萬元)供被告擔保。嗣因簡國清無法還款而逃匿無蹤，被告竟基於妨害自由之犯意，在「國聲計程車行」內，以加害被害人曾廣富生命、身體及自由之事，向被害人曾廣富恫稱：「如果你不還錢就要找人去找你要債，到時去討債的人就不會像我這麼軟」，並要求被害人曾廣富簽立本票供擔保，致被害人曾廣富心生畏懼而開立面額8千元之本票共24張，並償還其中之1萬4千元；又被告自96年起，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乘如附表所示之借款人急迫需金錢周轉之際，在花蓮縣境內貸予款項，並以如附表所示之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方式計算利息，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344條之重利罪嫌云云。
二、程序事項：刑事訴訟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2980號判決參照)。是本案既為無罪判決，依上揭說明，爰不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等程序事項，再於理由中逐一論述，先予敘明。
三、實體事項：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無非以使被告受到刑事訴追為目的，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告訴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指，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認定犯行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482、816號判例意旨、81年臺上字第3539號判例意旨參照)。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40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二)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林誌明涉犯上開恐嚇、重利罪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1、恐嚇部分：被告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曾廣富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扣案之上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支票2紙、彰化商業銀行花蓮分行支票1紙、本票(票號TH571257至TH571275、CH0000000至CH0000000號，面額各為8千元)共22紙、錄音帶1卷；
2、重利部分：被告之供述、證人 葉芳成 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證人 商瑞 、 郭美秀 、 殷啟智 、 彭鏡祥 、 林閩菁 等人於分別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扣案之如附表各編號所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支票2紙、花蓮第一 信用 合作社支票3紙、元大銀行花蓮分行支票2紙、臺灣銀行花蓮分行支票1紙、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支票2紙。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被害人曾廣富討論簡國清以被害人曾廣富所開立之支票向伊質押借款該如何解決及借款予被害人殷啟智、葉芳成(即附表編號2至5)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恐嚇、重利犯行，並辯稱：1、恐嚇部分：是被害人曾廣富先刺激伊，伊才對被害人曾廣富說氣話，且伊已尋法律途徑解決，實無必要以此方式恐嚇被害人曾廣富，自無恐嚇之意思；2、重利部分：伊並不認識被害人 鄧達信 (已歿)、商瑞、彭鏡祥等人，從未借款予鄧達信(即附表編號1)、彭鏡祥(即附表編號6)，係 劉福隆 持渠2人所開立之支票前來向伊借款周轉，而伊與持票前來借款之人並未約定利息，且多數亦未拿到利息，又殷啟智係伊從小到大之友人，殷啟智於94年間出監欲創業時，伊基於幫忙之意思借其款項，並未約定利息，再葉芳成係因其所經營之 大東 當舖資金不足，始持 郭秀美 等人之支票前來向伊借款，然均無約定利息，且多數亦未拿到利息等語。
(四)經查：
1、恐嚇部分：
(1)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而言。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因其恐嚇，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最高法院26年度渝非字第15號、52年度臺上字第751號判例意旨參照）。
(2)證人即被害人曾廣富經本院合法傳喚未到庭，而其於警詢時先指述：其於100年5月17日至國聲計程車行與被告協議，被告要其償還簡國清以其所開立之上揭支票而質押之借款，其向被告稱該借款非其所借，不知為何上揭支票會流至被告處，被告應該找交付該支票之人索欠，被告當場即對其稱：「如果你不還錢就要找人去找你要債，到時去討債的人就不會像我這麼軟」，致其心生畏懼等語，並提供其與被告當日對話之錄音帶乙卷(見警卷【二】第717至720頁)，嗣再謂：
警方扣案之上揭支票，係其借予簡國清向被告借款而質押於被告處，而扣案之上揭本票22紙係簡國清積欠被告借款未還，逃匿無蹤後，被告要其負責19萬元，脅迫其開立，其於100年7月15日委託友人 陳俊銘 交給被告，且其僅還1萬4千元等語(見警卷【二】第721至724頁)，又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98年間將扣案之上揭支票交簡國清向被告質押借款，事後簡國清逃匿，被告要求其清償38萬元，並要求其開立每張8千元之本票共24紙，其已支付8千元、6千元共2紙之本票，其曾向被告稱此為簡國清所借，被告應向簡國清索欠，被告則當場對其恫稱如果不還錢就找人去要債，到時候討債的人就不會像我這麼軟等語(見偵卷第41至
43頁)。究被告要被害人曾廣富負責清償簡國清欠債19萬元，抑或38萬元，先後指述已有不一；且以自被告住處查扣之票據數量甚多，足見被告熟稔票據關係，被告既為上揭支票持票人而要求被害人曾廣富負支票人發票人之清償票款責任，何須再恫嚇被害人曾廣富開立本票24紙而續為持票人，未達其清償票款之目的，多此一舉，顯悖常情，則被害人曾廣富所指上情是否屬實，已非無疑。
(3)經本院勘驗卷附被害人曾廣富於警詢時所提供之錄音帶內容，全無其所稱上述被告對其恫嚇之語(見本院卷【二】第26頁背面至第27頁背面)，而被告於上開錄音對話中固以較為大聲且無情緒特別激動之語氣對被害人曾廣富稱：「你去跟討債的說」、「人家去討你就跟討債的說」、「等到跳票的時候等討債的去收債時，你就不用跟我說」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7頁正面)，然被告所稱上語，意指欲將被害人曾廣富所開立之上揭支票轉讓他人，屆時由被害人曾廣富自行向持票之人討論償付事宜，難認被告有何以將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惡害之旨通知被害人曾廣富，再由被告於上開錄音對話中多次提及其係針對票主(即被害人曾廣富)，但被害人曾廣富卻持續不斷以被告應找持票借款之人(即簡國清)索欠等語糾纏，刻意忽視其發票人責任，致被告不堪被害人曾廣富之離題糾纏，始言要將上揭支票轉讓他人，由被害人曾廣富自行向持票人說明償付票款等語，顯見被告所辯其受被害人曾廣富之刺激始為上開氣話，尚非無據，則被害人曾廣富所指被告以上詞對其恫稱恐嚇乙節是否屬實，自非無疑；又被告於上開錄音對話中多次提及其係針對票主(即被害人曾廣富)，復揚言提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6頁背面至第27頁正面)，而被告果於上開錄音對話後不到1月內即100年6月間，就被害人曾廣富所開立供簡國清向被告質押借款之上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支票2紙(合計28萬元)，聲請本院核發支付命令，被害人曾廣富異議後，再經本院以100年度花簡字第287號簡易判決判令被害人曾廣富應給付票款28萬元予被告確定等情，有本院100年度司提字第3399號支付命令、100年度花簡字第287號民事簡易判決、裁定、簡國清所書立之切結書、執行通知書、債權憑證附卷可稽(見警卷【一】第70至81頁)，被告既就被害人曾廣富所開立之上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支票2紙，於上開錄音對話後旋循法律途徑尋求解決，自無必要於被害人曾廣富前往商討票款解決事宜時而另生枝節，亦難推認被告於上開錄音對話中有何以將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惡害之旨通知被害人曾廣富。是被告辯稱其對被害人曾廣富所開立之上揭支票已依法律途徑尋求解決而無恐嚇之意思等語，亦非無稽，益見被害人曾廣富上述被告對其恫嚇是否實情等語，全非無疑。
(4)依被害人曾廣富上述其係於100年5月17日下午6時許遭被告以上詞恫嚇後，心生畏懼，而於100年7月15日開立上揭本票24紙，委請友人陳俊銘轉交被告等語，然其所述遭被告恫嚇與開立上揭本票24紙，兩者時間相距長約2月，期間非短，衡情，其是否係因所述遭被告恫嚇或於上開錄音對話後，進而心生畏懼，始開立上揭本票24紙，顯非無疑；又被害人曾廣富為上揭支票之發票人，本負有發票人之清償票款義務，而其明知簡國清向其借票係為向被告借款，嗣簡國清逃匿無蹤後，尤應擔負清償票款之責，且其早於上開錄音對話前，已由被告給予10日期間提出解決票款之方式(見本院卷【二】第27頁)，猶未提出，復事前準備錄音機具前往「國聲計程車行」伺機錄取對話，再僅擷取部分對話為上開錄音內容供警方查辦(見本院卷【二】第27頁背面)，更於上開錄音對話中屢次提出被告應向已逃匿無蹤之簡國清索欠，規避其身為上揭支票發票人之責任(見本院卷【二】第26頁背面至第27頁背面)，甚於本院合法傳喚時未到庭釐清上開多項疑點，顯見其錄音動機絕非單純，所述其遭被告恫嚇後而心生畏懼及開立上揭本票24紙等語是否真實，更非無疑。況證人陳俊銘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害人曾廣富曾向其借20萬元支票1紙(經本院質之確認扣案之證人陳俊銘所開立之20萬元支票1紙確非其所欲換回之支票，見本院卷【二】第22頁正面)，嗣其擔心票信問題，為取回該支票，被告表示須被害人曾廣富開立本票且由其背書後始願換回，其旋轉知並要求被害人曾廣富自行開立本票後，再由其背書，換回上開支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背面至24頁背面)，核與上揭本票24紙，除1張面額為6千元外，其餘皆為8千元，合計19萬元(簡國清曾向被害人曾廣富借用證人陳俊銘所有面額20萬元之支票，持向被告借款，然已償付1萬元，見警卷【一】第75頁之簡國清所書立之切結書)等情相符，是被告辯稱被害人曾廣富開立上揭本票24紙係為換回證人陳俊銘之20萬元支票等語，洵非無據，益見被害人曾廣富所述其遭被告以上詞恫嚇後心生畏懼而開立上揭本票24紙予被告等語，非屬實情，至為灼然。
(5)至被害人曾廣富另稱其嗣後僅還1萬4千元後而跳票後，即有不明男子去其住處催討等語，然其既稱其不敢常住家裡(見警卷【二】第720頁)，如何得知上情，又所稱不明男子究係為何債務、受何人唆使前往索債，均未能明確指出，更何以其未立即報警處理，反係警方於被告住處查扣上揭支票及本票後，始因約談而到案指述，則其上開所述，自難資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再檢察官所提出扣案之上揭支票3紙、本票22紙，僅足證明簡國清持被害人曾廣富所開立之票據向被告質押借款，尚無從佐證被告有被訴所指之恐嚇行為。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恐嚇之犯意及行為，此部分自不能證明其犯罪。
2、重利部分：
(1)按刑法第344條重利罪成立之要件，須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始足當之；其所謂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及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查民間利息通常為月息2、3分(即百分之2、3)，為一般有民間資金往來經驗者所熟知，相關報章雜誌對銀行及民間利息之起落，亦時有報導，屬於刑事訴訟法第157條所定毋庸舉證、公眾周知之事實(最高法院84年度臺上字第5329號、84年度臺上字第5061號判決參照)。次按重利罪之成立，係以乘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為要件，故苟未乘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縱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仍難令負重利罪責(85年度臺上字第4382號判決參照)。
(2)證人商瑞於警詢時指稱：其夫鄧達信(已於99年11月6日死亡)於99年4月間因急需用錢，又無處告貸，始開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支票向國聲計程車行質押借款，並由綽號「 阿賢 」男子辦理借款手續及前來收取利息，而其夫向國聲計程車行借款，係以借款10萬元，先預扣1萬元，實拿9萬元，並以10天為1期，每期為1萬元之利息，嗣其夫死後，「阿賢」見其無力償還，即對其稱「他 董仔 說後面的不用還了」，並稱「董仔」是國聲計程車行老闆，而其不知所稱「董仔」是何人，亦不知國聲計程車行老闆為何人，更未曾見過被告等語(見警卷【二】第449至452頁)；再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除同上警詢筆錄內容外，復詳言：其夫向國聲計程車行借款時，係「阿賢」拿現金來，並帶回上開支票，而其夫對其稱係向國聲計程車行借款，且其夫均係以電話聯絡「阿賢」借款事宜，「阿賢」前來收取利息時，其有時候會在場，「阿賢」曾對其稱借款係向國聲計程車行調的，但未說明係向何人調借，其不知「阿賢」為何許人，均係由其夫在聯絡，其亦無「阿賢」之聯絡電話，「阿賢」非在場之被告，「阿賢」亦未向其提過被告，不知「阿賢」有無將鄧達信急迫用錢之事告知國聲計程車行之人，又「阿賢」未對其說明所稱「董仔」係何人，僅稱借款係向國聲計程車行調的，其亦不知國聲計程車行老闆為何人，亦無印象「阿賢」有無提及國聲計程車行老闆為被告，而其亦不認識被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至
7頁)。所述就鄧達信以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借貸金額、利息及條件等之借款對象，是否確係被告，尚未明確，而被告亦堅詞否認認識鄧達信、商瑞及借款予鄧達信，更否認認識「阿賢」、 陳明賢 ，並供承上開支票係劉福隆拿給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7頁背面
)，核符證人劉福隆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先前在國聲計程車行從事開計程車及買賣計程車業務，曾見過陳明賢，而其曾向被告借過款項，被告未向其收取利息，鄧達信曾透過「阿賢」(即陳明賢)拿票向其周轉借款20萬元，因鄧達信在外欠債甚多，為避免無法收回債權，乃要求「阿賢」背書，並將借款即票面金額全數交由「阿賢」轉交鄧達信，其不知「阿賢」有無向鄧達信收取利息及預扣利息，而其曾為購買鄧達信所種植之樹，再以上開支票向被告質押調借款項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頁背面至16頁正面)，再參酌上開支票之背書人係「陳明賢」及由被告住處扣得乙節(見警卷【二】第453頁)，且衡之在支票上背書者應照支票文義對後手擔負償付之責乙情，顯見應係鄧達信開立上開支票向「陳明賢」質押借款，復由「陳明賢」背書後向證人劉福隆質押借款，再由證人劉福隆以上開支票向被告質押借款，而與鄧達信發生借貸關係者為陳明賢，並非被告。檢察官提出上開支票僅足證明被告持有該支票，然支票本具流通性，持票者未必與發票人發生借貸等原因關係，仍應視其他事證以斷定借貸等原因關係存在於何人間，依上述說明，就如附表編號1部分與鄧達信發生借貸關係者為陳明賢；又被告堅詞否認認識陳明賢，證人劉福隆亦證述不知陳明賢有無向鄧達信收利息及預扣利息等情如上，檢察官未能舉證證明被告與陳明賢(按檢察官已捨棄聲請傳喚證人陳明賢，見本院卷
【二】第39頁)間就以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借貸金額、利息及條件等予鄧達信有何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被告有何此部分犯行，自難以被告持有上開支票遽認被告所為已符重利行為。
(3)證人殷啟智於警詢時證稱：附表編號2所示支票係其於97年9月間向被告質押借款，因急需用錢且無處告貸，始向被告借款，而此係朋友間借貸之關係，月息為3分等語(見警卷【二】第455至458頁)，再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詳言：被告為國聲計程車行老闆，其於94年12月間出監時，被告要幫其創業，即借其款項，又於97年9月間因其信用不佳無法向銀行借款，且有時因貨款無法付出，始有向被告再陸續借款，上開支票係其為向被告借款而開立予被告，其向被告借款，係由其主動依民間私人周轉借貸之月息3分計算，未有預扣利息，被告有時會拿利息，有時不會，被告純粹係基於朋友幫忙之立場而借款，非為賺其利息，其除向被告借款外，亦向他人借過，一般花蓮作生意周轉借款約月息2、3分，其為生意周轉，可接受月息3分，若月息再高者，因會被利息吃倒，其無法接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8頁至234頁)，衡之證人殷啟智與被告係多年友人，顯無甘冒偽證罪責之風險而任意誣指被告之情，上開所述各節，應可採信；而被告亦直言證人殷啟智確有開立上開支票向其周轉借款等語(見警卷【一】第56、57頁)，堪認被告確有以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借貸金額、利息及條件等借款予殷啟智。然依上述證人殷啟智向被告借款之動機及過程可知，其係經過評估後(包括決定借款對象為被告或他人)，自忖其事業生意之獲利能力尚可因應上開月息3分之債務，始決定向被告借款，自難謂有何「急迫、輕率、無經驗」之情事。又雖然現今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普遍較低，然授信條件亦相對嚴格，若非有相當擔保或個人信用，未必人人均能輕易自金融機構貸得款項，且金融機構貸款之流程亦較繁長，為求社會經濟活絡及資金流通，民間貸款仍有其存在之必要與價值，而民間貸款常無動產或不動產之擔保，債權不獲清償之風險甚高，流程亦較金融機構貸款簡便，利率若較金融機構貸款微高，尚屬常情，亦為合理，而檢察官復未舉證證明本件借貸利率月息3分，就花蓮地區一般民間借貸而言，有何特殊超額之情形，依上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及證人殷啟智所述月息2、3分為一般在花蓮生意周轉借款之常情，且為其可接受(見本院卷
【一】第232頁正、背面)，堪認尚無「顯有特殊之超額」，而有「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之情形，洵難認被告此部分所為即屬重利犯行(縱被告收取超出法定最高週年利率之利息，僅屬就超出部分之利息是否為自然債務之民事爭議，尚非刑法上重利罪之問題)。又被告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供稱上開支票係證人劉福隆向伊質押借款等語，惟經本院隔離訊問後，證人劉福隆證稱：殷啟智未向其借款，亦無開票向其擔保，殷啟智較其與被告更為熟識，不知殷啟智有無向被告借款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頁背面至16頁正面)，證人殷啟智亦證實稱：上開支票均係其親自找被告調借，不認識劉福隆，未透過劉福隆向被告借款，其與被告係小時候朋友，無須透過劉福隆向被告借款，其亦未向劉福隆借過款項，亦無開票予劉福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頁背面至9頁正面)，二者互核相符，再衡以證人殷啟智與被告係自小至大之多年友人(亦據被告供明在卷，見警卷【一】第57頁)，顯較僅有幾面之緣之證人劉福隆，更為熟識被告，交情自為淵深，其實無透過證人劉福隆再向被告借款之理，況附表編號2所示支票均無證人劉福隆之背書，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後，被告即稱：有背書是劉福隆拿來的，沒有背書就是殷啟智拿來的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9頁)，堪認上開支票係證人殷啟智開立予被告供作如附表編號2所示借款擔保之用甚明，併此敘明。至檢察官提出上開支票僅足證明被告持有該支票，尚不足證明證人殷啟智於借款時有「急迫、輕率、無經驗」及被告有「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之情形，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被告此部分已符重利犯行，自難以被告持有上開支票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4)證人葉芳成固於警詢時指稱：附表編號3、4、5所示支票係郭秀美、林閩菁等2人分別持票向其質押借款，其以月息3分向渠2人收取利息，嗣其再持上開支票向被告質押借款，因其係幫渠2人周轉，又無處告貸，始向被告借款，被告為其放款之金主，未與被告朋分放款之利益等語(見警卷【一】第107至112頁)，嗣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其有分別借款予郭秀美、林閩菁等2人，並以月息3分收取利息，而其當時為大東當舖負責人，因無現款，為周轉始持上開支票向被告質押借款，其為被告之債務人等語(見偵卷第120至122頁)，又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詳謂：郭秀美、林閩菁等2人開立上開支票向其借款，因其無現款可借，為幫渠
2人周轉，乃找被告借款，再貸與渠2人，貸與渠2人之利息為本院判決書上之利息(按指月息4分，見本院卷【一】第156頁背面)，而其向被告借款為月息約2、3分，又其當時為大東當舖負責人，大東當舖缺錢時，會向被告調借，被告未出資大東當舖，亦未參與經營，其以上開支票向被告質押借款再貸與郭秀美、林閩菁等2人，有從中賺取利息差額，而渠2人係其客戶兼友人，渠2人借不到錢，不會對其產生影響，僅會對渠2人不好意思，會對其收入有影響，但此影響不致於讓其及家人難以維持生活，其未向被告表示所借款項係貸與郭秀美、林閩菁等2人及所收取之利息為何，而在偵查時所稱急須用錢係指郭秀美、林閩菁等2人，其亦未向被告表示渠2人急需用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4頁背面至239頁背面)，核與郭秀美、林閩菁於警詢時所述以上開支票向證人葉芳成質押借款及由葉芳成前來收取利息等語(見警卷【一】第138至141頁、第147至149頁)相符，並參酌上開支票係由證人葉芳成背書及在被告住處扣得乙節(見警卷
【一】第142、143、151頁)，且被告亦直承證人葉芳成確有以上開支票向其周轉借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9頁正面)，堪認被告確有以如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借貸金額、利息及條件等借款予證人葉芳成。然證人葉芳成當時係專事放款借貸業務之大東當舖負責人，顯非屬於輕率、無經驗之人，其以上開支票向被告借款以供貸與郭秀美、林閩菁等2人係為從中賺取差額利息等情，顯亦難認其持上開支票向被告質押借款時有何「急迫、輕率、無經驗」之情事。況證人葉芳成所支付之利息即年息約24%、36%(計算式：月息約2、3分即2%、3%X12月=24%、36%)，依前揭說明，為一般在花蓮生意周轉借款之常情，自無「顯有特殊之超額」，而有「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之情形，洵難認被告此部分所為即屬重利犯行(縱被告收取超出法定最高週年利率之利息，僅屬就超出部分之利息是否為自然債務之民事爭議，尚非刑法上重利罪之問題)。至檢察官提出上開支票僅足證明被告持有該等支票，尚不足證明證人葉芳成於借款時有「急迫、輕率、無經驗」及被告有「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之情形，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被告有何此部分犯行，自難以被告持有上開支票遽認被告所為已符重利行為。又被告亦堅決否認知悉證人葉芳成借款予郭秀美、林閩菁等2人之原因及利息為何(見本院卷
【一】第240頁正面)，則就證人葉芳成上開借貸予渠2人之重利犯行，自無犯意聯絡，附此敘明。
(5)證人彭鏡祥經本院合法傳喚未到庭，而其於警詢時證稱：附表編號6所示支票係其於99年3月間向國聲計程車行經營高利貸下線綽號「牛奶」之劉福隆所質押借款，因其急需用錢且告貸無處，始向國聲計程車行借款，由劉福隆為其辦理貸款手續，借款10萬元，先預扣1萬元，實拿9萬元，每月繳1萬元，月息10分，均由劉福隆前來催討借款及收息，其有1次至國聲計程車行繳息予被告之妻 方秀桂 時，係因劉福隆對其稱利息繳給方秀桂即可，而其順便詢問被告可否降息，被告對其稱向劉福隆講即可等語(見警卷【一】第177至180頁)，就證人彭鏡祥以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借貸金額、利息及條件等之借款對象，是否確係被告，尚有未明，而被告亦堅詞否認認識及借款予彭鏡祥，並供明上開支票係有人持票前來向伊借款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199頁正面)，關鍵證人劉福隆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綽號為「牛奶」，上開支票係彭鏡祥向其借款，其背書後再向被告質押借款，因其在國聲計程車任職期間認真努力，深受被告信任，被告亦同意借款幫忙，而未計算利息，亦無預扣利息，其借款予彭鏡祥等人(包括同案之被害人 許學課 、 陳美幸 )均有收取月息約3至10分之利息，且第1期均先預扣，所收取之利息全歸其1人所有，被告並無朋分，又其與被告接洽借款時，彭鏡祥不會在現場，亦未告知被告係彭鏡祥要借貸，被告更不知其向彭鏡祥所收取之利息為何，且其亦未告悉彭鏡祥向被告所調借款項之利息為何，另有一次其不在花蓮，請彭鏡祥將利息拿去暫放國聲計程車行後，彭鏡祥因此得悉其所出借款項係向被告調借之來源，始會向被告要求降息，應係彭鏡祥自己主觀上認為被告有權決定利息為何，然借款利息是否調降，事實上係由其決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頁背面至15頁背面)，核與上開支票背書人確為證人劉福隆及在被告住處扣得乙情相符(見警卷【一】第182、183頁)，復參酌彭鏡祥上述關於證人劉福隆對其稱利息繳給方秀桂即可，而其順便詢問被告可否降息，被告對其稱向證人劉福隆講即可等語以觀，足見被告對於彭鏡祥之借款利息調整，無權過問，益見彭鏡祥之借款對象應係證人劉福隆，並依證人劉福隆指示於其不在花蓮時，暫寄利息於國聲計程車行之方秀桂，更見應係彭鏡祥開立上開支票係向證人劉福隆質押借款後，再由證人劉福隆背書向被告質押借款，是附表編號6之借貸關係存在於彭鏡祥與證人劉福隆間，而非被告與彭鏡祥間，至臻灼明。至檢察官提出上開支票僅足證明被告持有該支票，然支票本具流通性，持票者未必與發票人發生借貸等原因關係，仍應視其他事證以斷定借貸等原因關係存在於何人間，依上述說明，就如附表編號6部分與彭鏡祥發生借貸關係者為證人劉福隆；又被告堅稱不認識且未借款予彭鏡祥，彭鏡祥亦稱其曾詢問被告可否降息而被告對其稱向證人劉福隆講即可，證人劉福隆復證述未告知被告其向彭鏡祥所收取之利息為何及借款利息是否調降由其決定等情如上，檢察官未能舉證證明被告與劉福隆間就以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借貸金額、利息及條件等予彭鏡祥有何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證被告有此部分已符重利犯行，自難以被告持有上開支票資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6)至於在被告住處扣得為數甚多之支票、本票乙節，僅足認定被告為上開票據之持票人，尚無從認定被告本案所為已符重利行為，況檢察官已就被告所持有除本案票據以外之多數票據而涉嫌重利行為乙案為不起訴處分(見偵卷第174至175頁)，並已確定，自難以上開扣案票據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自明。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持之前開論據，均無法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各該部分行為有何恐嚇、重利之犯行，揆之上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各該部分犯罪，自應諭知被告各該部分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誼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3年2月26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廖曉萍
法官廖晉賦法官顏維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華民國103年2月26日
書記官王誠億附表┌──┬───┬───┬──┬────┬────────┬───────┐│編號│被告│借款人│時間│借貸本金│擔保物品或質押物│利息計算方式與│││││││品│繳納期數(若有││││││││質押物品則包含││││││││倉棧費)│├──┼───┼───┼──┼────┼────────┼───────┤│1│林誌明│鄧達信│99年│50萬元許│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月息30分，並預││││（已歿│間││票號AV0000000號│扣10日利息，已││││，配偶│││、面額20萬元之支│繳納數期。││││為證人│││票1紙供擔保。│││││商瑞）│││││├──┼───┼───┼──┼────┼────────┼───────┤│2│林誌明│殷啟智│97年│28萬元許│花蓮第一信用合作│月息3分，已繳│││││9月││社票號分別為│納數期。│││││間││R0000000(起訴書││││││││誤載為R411271號)││││││││、R0000000及R411││││││││2723號(起訴書誤││││││││載為R0000000號)││││││││，面額各為12萬、││││││││6萬及10萬元之支││││││││票3紙供擔保。││├──┼───┼───┼──┼────┼────────┼───────┤│3│林誌明│葉芳成│99年│24萬元│由證人 吳亦玲 開立│月息3分，已繳│││││10月││予證人郭秀美轉交│納數期。│││││間││被告葉芳成之元大││││││││銀行花蓮分行票號││││││││AF0000000、AF588││││││││6209號，面額為12││││││││萬元、10萬元之支││││││││票各1紙供擔保。││├──┼───┼───┼──┼────┼────────┼───────┤│4│林誌明│葉芳成│100│15萬元│由證人 許慧開 立予│月息3分，已繳│││││年6││證人郭秀美轉交被│納數期。│││││月││告葉芳成之臺灣銀││││││││行花蓮分行票號││││││││AA0000000號，面││││││││額15萬元之支票1││││││││紙供擔保。││├──┼───┼───┼──┼────┼────────┼───────┤│5│林誌明│葉芳成│99年│15萬元│由證人 林閩珍 開立│月息3分。│││││10月││予證人林閩菁轉交││││││間││被告葉芳成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票號││││││││AV0000000號，面││││││││額15萬元之支票1││││││││紙供擔保。││├──┼───┼───┼──┼────┼────────┼───────┤│6│林誌明│彭鏡祥│97年│25萬元│花蓮第二信用合作│月息10分，已繳│││││至││社票號GA0000000(│納30期。│││││100││起訴書誤載為GA0││││││年7││259322號)、GA025││││││月間││8408號(起訴書誤││││││││載為GA025840號)││││││││，面額各為10萬及││││││││15萬元之支票2紙││││││││供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