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5年度易字第106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5年易字第10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5年03月31日

裁判案由：加重竊盜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5年度易字第106號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上列被告因加重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撤緩偵字第153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甲○○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甲○○、 王駿榮 （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於民國102年1、2月間之某日，接受 陳英源 （業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之委託進行竊電，渠等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在陳英源所經營、址設於彰化縣○○鎮○○路○○號之「新海底城堡釣蝦場」內，推由甲○○及王駿榮持客觀上足為兇器之鋼絲鉗為工具，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連接裝設在上址電表（電號：00-00-0000-00-0號）之供電線路，擅自使用銅導線繞過本案電表後直接引接至用電器具，並以鋼絲鉗綁紮銅導線固定，致相關用電器具使用之電流未經本案電表計量，而自該時起持續竊取台電公司之電能使用（追償電力度數共計3萬2,400度，經追償電費合計為新臺幣【下同】24萬5,933元）。嗣於103年6月25日經台電公司人員稽查後，始查悉上情。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經被告甲○○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 楊玉菁 、證人即台電公司員工 徐慶飛 兼或於警詢、偵訊證述之情節相符，復有用電實地調查書、追償電費計算單、陳英源簽立之陳情書及現場照片在卷足憑，可認被告前揭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按攜帶兇器而犯竊盜罪，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此一「攜帶兇器」之不法構成要件，大幅提高普通竊盜罪之法定刑。從文義來看，既稱「兇」，應該就有行兇的意思，「行兇」，表示對於被害人的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威脅，因此，本罪的保護法益應該是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關於兇器的解釋，最高法院一向的判例意旨均採取「客觀說」，只要該物具有人身安全的危險性，就會成立本罪，不以行為人有無行兇的意圖為必要。但任何物品，都可以具有危險性，例如：地上的石頭，只要有攻擊的意念，都可以作為兇器使用。因此，重點在於使用的人，而非物品本身。然而，最高法院已經就此問題表達過法律意見，本院只能在客觀說的框架下，進行法律的解釋與適用。就結論而言，本院採取工具說的觀點，主要理由如下：
㈠依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70年台上字第1613號
判例、64年台上字第2382號判例、62年台上字第2489號判例之見解，刑法第321條第1項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採取「客觀說」之見解，也就是：「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這裡是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要旨），但基於「相同案件、相同處理」之司法權本質，任何判決先例之適用，皆無法脫離案例事實，否則即有侵害立法權，違反權力分立之疑慮，基此，即先有探求判例所涉及案例事實之必要。
1.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涉及之案例事實為：被告持螺絲起子撬開超市鐵門入內竊盜。顯然該案之被告係以螺絲起子作為竊盜之工具。
2.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1613號判例涉及之案例事實為：被告攜帶短刀，打破小客車後門三角玻璃窗，進入車內後，再以短刀削去電線皮接通電源之方式，竊取汽車。顯見該案之被告係以「短刀」作為竊盜之工具。
3.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382號判例涉及之案例事實為：被告攜帶小刀，割破紗窗，再以鐵剪剪斷窗上鐵欄後，侵入住宅行竊財物。可見該案之被告係以「小刀」作為竊盜之工具。
4.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2489號判例涉及之案例事實為：被告持小刀、起子、鐵鉗等物為工具，竊取機車、腳踏車。可認該案之被告亦以此為行竊工具。
㈡據此，前揭判例之適用前提，應該是行為人以具有危險性之
器械作為行竊之工具，如果並不是此種案例事實，本院並不受前述判例之拘束。
㈢如前所述，攜帶兇器竊盜罪加重之理由，無非在於該等器械
對於被害人之人身安全造成一定程度之威脅，也就是，被告在行竊當時，可能持之攻擊被害人，因而，立法者在刑度上予以大幅提升，此具有提前保護生命、身體法益之功能，具有危險犯之立法色彩。基於這樣的理由，只有在行為人竊盜當時，手上拿有具有危險性之器械作為行竊工具時，才有立即攻擊被害人之可能，而具有生命、身體遭侵害之「典型性」危險，如此方能與被害人之人身安全產生直接、密切的連結，惟有如此解釋，才有論以危險犯之實質理由；反之，單純、偶然的持有具有危險性之器械，例如：行為人從事機車修理工作，下班時隨手將扳手置於背包中或褲子口袋，行經路旁菜販，趁老闆未及注意，順手牽羊偷走青菜一把，行為人在行竊當時並未手持扳手作為竊盜工具，甚至他都忘了身上有扳手，此與被害人生命、身體之危險性不具有太大的聯繫關係，不能因行竊當時背包、口袋中有扳手，即與危險犯連結。
㈣因此，在兇器客觀說的框架下，依據最高法院前揭判例所依
據之案例事實，本院採取「工具說」的立場，用以避免刑罰的恣意蔓延，危及刑法的最後手段性原則。
四、論罪科刑：㈠以本案而言，被告持鋼絲鉗為工具進行竊電，依據前述工具
說的看法，本件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3條、第321條第
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電能）罪（關於竊盜電能罪與電業法第106條第1項第2款之竊電罪之競合問題，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0號審查意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易字第1611號判決意旨，應依法條競合，論以刑法第323條、第320條第1項之竊取電能罪）。被告之辯護意旨狀雖然質疑兇器客觀說的實務見解，但本院無法對判例聲請大法官解釋，只能在客觀說的基礎下，進行必要的合憲性限縮，如果被告認為此一解釋違憲（不論是最高法院判例、本院工具說的看法），只能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後，自行提出釋憲的聲請。又被告就前述犯行，與王駿榮、陳英源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為共同正犯。
㈡另被告前於100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判處有期徒
刑2月確定，而於101年2月1日執行完畢等情，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其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法加重其刑。再被告所犯之攜帶兇器竊盜罪，最低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6月」，本案構成累犯，依法最低應該判處「有期徒刑7月」，本院考量被告與王駿榮在陳英源經營的店內，從事竊電行為，雖然使用鋼絲鉗為工具，但對於被害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員工之生命、身體安全所造成之危險程度甚低，而被告亦非本次竊電案中獲利最多的人，且陳英源已與台電公司達成和解，另又斟酌被告為中低收入戶，尚要扶養3個孩子，經濟壓力甚大（見本院卷第23頁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書），如果被告入監服刑，將使家庭頓失依靠，已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兒童權利公約，有多項條文，明白宣示兒童之基本權利，包含第3條之兒童最佳利益、第
6條兒童之生存與發展、第9條之禁止與雙親分離，法院在決定刑罰及刑罰是否過重時，也應該考量該刑罰本身，是否會波及到兒童的權利，這裡的考量，無非是出於刑罰的必要性，本案被告確實負擔照顧孩子的重責大任，孩子有在正常的家庭環境下快樂、無憂成長的權利，無辜的孩子，不應該承擔父親的過錯，綜合觀察被告前述具體情狀，縱處以法定最低度有期徒刑7月，仍嫌過重，實屬情輕法重，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且依法先加後減之。
㈢爰審酌被告因一時失慮，接受陳英源的委託，竊取台電公司
之電能使用，造成台電公司受有損害，最後亦轉嫁給全部的消費者負擔，惟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且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被告之太太為家庭主婦，家中經濟，全依靠被告，而被告患有C型肝炎（見本院卷第32頁至第37頁之陳情書、檢驗報告單），其為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水電工的工作，每月薪水約3～4萬元，以及前述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前揭鋼絲鉗並未扣案，如證據證明該物現仍存在，故無法宣告沒收，在此一併指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23條、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7條第1項、第59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佑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5年3月31日
刑事第五庭法官陳德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華民國105年3月31日
書記官李曉君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