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易字第83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1年03月23日
裁判案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1年度易字第83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莊俊銘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00年度毒偵字第4366號），本院改以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莊俊銘無罪。
理由
壹、程序部分
甲、程序轉換部分按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四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本院分案以一００年度桃簡字二八三四號案件審理，經本院認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四項但書不宜簡易判決處刑之情事，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合先敘明。
乙、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於審判外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筆錄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簡易判決處刑程序中，及通常審判程序之準備程序、審判期日，對於檢察官提出被告之警詢及偵查訊問筆錄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本院又查無明顯事證足認檢察及警察機關於製作該等筆錄時，有對被告施以法所禁止之不正方法等情事，是被告審判外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筆錄，足認係出於其任意性所製作，自具證據能力。
二、被告之尿液、尿液檢驗驗報告書等文書㈠按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
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刑事訴訟法，以下同）第二百零三條至第二百零六條之一之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六十六條至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七（交互詰問相關規定）、第二百零二條（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具結）之規定，於前項由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言詞報告或說明之情形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由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所選任之鑑定人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係於審判外製作完成者，仍不失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是除有傳聞法則之法定例外情形，否則仍無證據能力。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雖對於檢察官所提出之上述審判外製作之鑑定報告書，同意有證據能力，惟本院尚須判斷該鑑定報告是否具「適當性」，始得決定是否有證據能力，而判斷的前提是，檢驗報告所依據的尿液是否合法採集？㈡按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
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二定有明文。此處之拘提、逮捕自以合法之拘提、逮捕為限，非法拘捕不與焉。又犯罪嫌疑人固亦得同意採取尿液配合調查，惟此似檢查身體或「侵入性搜索」之概念，因而此處之「同意」，至少應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同意搜索之要件為相同解釋，亦即必須被告係出於自願性之真摯同意，如被告之人身自由已處於受調查、偵查機關（不論合法或非法）拘束之下，雖被告當時固無反對之意，惟仍應依個案情節判斷被告真意。換言之，須探求被告是否係因其人身自由已受拘束，而無從亦無意為反對之可能，此等「同意」自不應視為被告之「自願性」同意，反係被動性，甚或被迫之同意，其當非真摯之同意。具體判斷之方法，例如被告當時之人身自由如未受拘束、被告所在之處所如未受控制，是否即可能不為同意（尤其判斷是否合法同意搜索），均足判斷被告是否自願性、真摯性之同意。
㈢本院於簡易處刑程序中訊據證人即逮捕被告之司法警察李茂
青結證稱（略以）：「當天我們先查獲被告侵入位於○○鄉○○路○○○號的長庚醫院桃園分院行竊，進而帶回派出所，發現他在一００年五月間方經中壢分局查獲有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的前科，所以徵得他同意後採集其尿液，初步檢驗後呈陽性反應，確定他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竊盜案於當天是以現行犯查獲隨案移送，本案的毒品是待鑑定出來後函送檢察署的。查獲被告竊盜時，在他的身上或者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住處，均未查扣任何與毒品有關的證物。是因為發現他有施用毒品前科，問他才承認他有施用毒品，這就是所以會懷疑被告有施用毒品之依據，被告最近一次是一００年五月間才被中壢分局查獲，且與他對談中他也承認前幾日有施用過毒品，是在作筆錄之前。印象中他是警察局有列管的毒品調驗人口」等語（參見本院一００年度桃簡字第二八三四號卷訊問筆錄）。惟經本院詢以符合所謂「調驗人口」之要件，證人語焉不詳，顯然對於發動之程序、要件等均不熟悉，且先係證稱有內部相關流程規範，經本院令其提出，嗣又陳稱內部並無相關規範，且被告是於一００年七月間查獲，但其於一００年五月間起即不屬於「調驗人口」等語（參見上述卷所附電話紀錄查詢表）。又證人不否認所以懷疑被告施用毒品嫌，係因被告有施用毒前科，經詢問被告，於製作筆錄前被告坦承，於製作警詢筆錄後，才對其進行採尿，尿液是由被告同意下而採集等語。惟查被告係因其竊盜犯罪行為經警逮捕，非因施用毒品犯行，是其屬竊盜之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尚與毒品犯嫌無關，換言之，司法警察固得對被告實施附帶搜索，即使發現與竊盜無關之違禁品或證物，例如毒品或明顯為吸食器者，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七條或一百五十二條之規定，固非不得行使附帶或另案扣押之權限，且如發現與毒品相關證物，基於一目瞭然法則，並非不能附帶扣押或另案扣押，進而據此形成被告至少有施用毒品之相當理由，據此進而為其他搜索或強制處分，尚屬合法。惟證人坦承並無自被告身上、處所等查扣任何與毒品有關之物等語，亦即除查知被告曾有毒品前科外，並無其他足以懷疑被告施用毒品之「相當理由」依據，而得發動採取尿液等強制處分或蒐集證據程序，作為毒品犯罪之證據。更遑論依偵查卷被所附被告警詢筆錄的問答順序，司法警察是先要被告同意採尿檢驗，因而另問被告是否有施用毒品（參見偵卷第五頁以下），此與證人所稱係被告先自白始採尿，顯有不符，此尚可自移送書未註明被告係自首有施用毒品犯行，更足證司法警察應係以被告有毒品前科，即作為發動採尿依據，而非被告先自白犯行。是足認證人審判中所稱，被告先坦承施用毒品，再依被告的自白為依據而採集尿液等情，顯有誤會甚且不真，而難採信。而「前科」係紀錄行為人過往犯罪之紀錄，尤以執行完畢之更生人，更不能單以此推論其有再犯相同犯罪之可能，進而以此發動強制處分等措施，這絕對是嚴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及強制處分法定原則的，除法律有明文規定，且應通過比例原則等違憲審查標準之檢驗，否則任何人都不應該僅因其有犯罪之前科，而有義務接受何公權力的調查或甚至發動強制處分，簡言之，檢警機關如僅依某人曾有某項犯罪前科，如本案施用獨品犯罪前科，即懷疑其有犯相同之罪嫌（施用毒品），進而對其發動搜索或其他強制處分，這絕對不符「相當理由」或所謂「必要時」之發動門檻，而得判定是違法的發動。
㈣按所謂「毒品調驗人口」係指符合法定要件下之特定人，得
對之調查採驗尿液、毛髮等，以明有無施用毒品犯嫌。不論此係強制處分或保全證據之調查證據程序，基於法律保留原則，此種重大侵犯人民權利之措施，自須有法律依據及要件始得發動，此處法律依據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非少年者而言，依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犯第十條施用毒品之罪而付保護管束者，於保護管束期間，警察機關或執行保護管束者應定期或於其有事實可疑為施用毒品時，通知其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尿液，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強制採驗。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違反其意思強制採驗，於採驗後，應即時報請檢察官補發許可書。又依據同條第二項規定，曾依同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前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十三項第一項規定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或犯第十條之罪經執行刑罰或保護處分完畢後二年內，警察機關得適用前項之規定採驗尿液。立法者甚且授權得對上述兩項人員採驗尿液，其實施辦法，立法者則授權由行政院定（參見同條第三項）。是除非有其他特別法授權，否則對被告採集尿液，即須遵守上述法律及法律授權發布之法規命令之規定。換言之，就執行觀察、勒戒或犯施用毒品判決確定者，警察固得定期通知被告採集尿液檢驗，但亦僅限於「被告在保護管束期間」或「執行刑罰完畢後兩年」始可適用。換言之，有明確且相當的期限限制，而毫無終期。經查被告於本案發生前之服刑紀錄均為犯竊盜罪，雖然曾經多次判處毒品有罪，但其於本案即一００七月二十四日被逮捕之前，尚未有因犯毒品案件而服刑完畢之紀錄，又早在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即執行毒品觀察勒戒完畢出所，亦即本案被告經逮捕時，其前案所涉毒品刑罰根本未執行，而距離更早之前的觀察勒戒亦已執行完畢，且早已超過兩年，依法自不應被列為調驗人口，因而不受定期採集尿液規範之限制。
㈤綜上所述，本案被告既非所謂毒品調驗人口，亦無任何足認
相當理由，懷疑被告有施用毒品犯嫌之證據，單憑被告有施用毒品前科（更毋論此處施用毒品判刑之前科根本尚未執行），自難構成發動採集尿液之原因。而本案採取被告尿液又非出於被告自願性、真摯性之同意，以他案竊盜犯之逮捕，代替本案施用毒品犯罪之必要性蒐證，自更不符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之二之規定。司法警察無權僅以被告施用毒品判刑但尚未執行之前科，據以認定被告仍有施用毒品之懷疑，進而發動採集尿液之門檻及程序，自屬違法取得之證據。㈥惟又按違法取得之證物，未必即無證據能力，而應排除或禁
止使用。蓋按除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特別明文。此即學說及實務通稱之「權衡原則」（或「權衡法則」）。所謂「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究應如何操作，涉及憲法比例原則之具體化操作方式，容有說明之必要：
1.本條立法理由強調（略以）：刑事訴訟重在發見實體真實，使刑法得以正確適用，形成公正之裁判，是以認定事實、蒐集證據即成為刑事裁判最基本課題之一。然而，違背法定程序蒐集、調查而得之證據，是否亦認其有證據能力，素有爭議。因而參酌美國實務因應治安要求及現實需要，逐漸增廣排除法則例外情形之適用，及日本實務於戰後受美國影響，亦採「相對排除理論」之立場，以及明示採取德國實務多數主張之「權衡理論」。亦即法院在裁判時應就個案利益與刑事追訴利益彼此間權衡評估等語。立法理由因而進一步認為：「當前證據法則之發展，係朝基本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保障兩個理念相調和之方向進行，期能保障個人基本人權，又能兼顧真實之發見，而達社會安全之維護。因此，探討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自亦不能悖離此一方向」等語。是除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等經立法者就各該「證據取得禁止」之規定「預先權衡」，而以「法定證據使用禁止」（強制排除之立法）方式，為司法權統一設定其「證據使用禁止」之效果者外，其他違法取得之證據，並非一概排除並禁止使用，而係要求法院依個案情節「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以認定證據能力之有無。至於如何審酌？單自本條文義，仍無法得出明確之標準，惟此本係「個案權衡」之優點，但相對地，也係其缺點。借用權衡法則發源地，德國學者 駱克信 （Roxin）所言：實務上這種揚棄抽象理論、訴諸個案權衡的趨勢，無非是為了讓承辦法官有較大的裁量空間，因為這種理論可以避免抽象（及可能草率）的規定，而在具體個案中讓法官保留所有可能性換言之，不會被抽象的規定綁手綁腳。但這項優點，卻也帶來危險，因為會忽略很多－特別是在與足夠確定的先決條件有關的侵犯－由立法者所進行的權衡。我國學者中具留學德國背景之臺灣大學法律系 林鈺雄 教授，亦嚴正指出「權衡法則」之缺陷謂：許多案例中可能根本沒有所謂的權衡，法官或許只是以權衡理論之名，粉飾預先定好的審理結果；法官甚至會誤以為，反正是權衡，不免繫於主觀認定，因此量出什麼結果，都不違法。果真如此，則權衡理論只不過替法官「跟著感覺走」的思考方式，提供一個美名。至此，以確定性及法安定性交換而來的「個案正義」，恐怕也只是海市蜃樓（參見林鈺雄，從基礎案例談證據禁止之理論與發展，收於黃東熊六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集，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初版，第三十五頁）。
2.本院以為，權衡法則並非一無可取，至少權衡法則的前提－必須依據個案衡量違法情節及私益侵害情節－就是一大貢獻。因為每件違法取得證據的案例情節容有不同，即便違反的是相同的證據取得禁止的規定，也可能有程度輕重不同，如果不於個案中衡量受侵害之基本權私益及國家刑事追訴的公益，恐怕無法得出妥適且趨於正確的裁判結果。所以權衡理論所主張的個案權衡原則，堪值贊同，祇是所謂「權衡」絕非漫無標準，更非任由法官恣意判斷，為免造成法官有如前之誤解，好像認為既採取「權衡理論」，就是排除其他證據使用禁止的理論，實則德國學界或實務所發展的權衡理論，有其具體內涵，而非任由法官依己意，或了無新意的冠以「比例原則」四字，即驟加判斷。換言之，權衡的標準，並未排除其他學說所提出的判斷標準。早在刑事訴訟法未增訂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前，學者普遍認為具有前瞻性、開創性，及具指標意義之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四０二五號判決，即具體將權衡因素著重於「對基本權之侵害是否重大違法」，以及「能否有效達成日後抑制違法偵查之效果」二者。最高法院本件判決謂：「刑事訴訟之目的，固在發現真實，藉以維護社會安全，其手段則應合法純潔、公平公正，以保障人權；倘證據之取得非依法定程序，而法院若容許該項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有害於公平正義時，因已違背憲法第八條、第十六條所示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及受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等旨意（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八四號、第三九六號，第四一八等解釋部分釋示參考），自應排除其證據能力。準此，實施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對被告或訴訟關係人施以通訊監察，如非依法定程序而有妨害憲法第十二條所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重大違法情事，且從抑制違法偵查之觀點衡量，容許該通訊監察所得資料作為證據並不適當時，當應否定其證據能力」（其後同院年九十一年台上字第七二二０號、二二００號，八十八年台上字第六七七五號、第一八八二號、第一一五二號、六七一號號等判決均同此意旨）。學者林鈺雄教授亦早於民國八十六年即參考德國彼邦學說及實務標準，著文提出所謂「三段審查基準說」，立基於「規範保護目的理論」之優位性、「公平審判原則」之前提補充性，末輔以公、私利益權衡之「綜合且有順序」的標準（參見林鈺雄，同上論文，第三十七頁以下）。足見所謂權衡法則，絕非漫無方法、標準，而任憑法官主觀感覺之法則。
3.固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立法理由明示七項權衡因素謂：「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證據之情形，常因個案之型態、情節、方法而有差異，法官於個案權衡時，允宜斟酌以下情形，以為認定證據能力有無之標準：１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２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３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４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５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６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７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語。又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六四號判例業經將上述權衡因素增列為八項，認應就：１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２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即公務員是否明知違法並故意為之）。３違背法定程序時之狀況（即程序之違反是否有緊急或不得已之情形）。４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５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６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７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８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情狀予以審酌，以決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司法院頒行之「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八十七則，亦如數照列立法理由之七項權衡因素，要求法官應予審酌。惟須注意者，此處七項權衡因素，未必係併存之關係，甚者多係「互斥」關係者，很顯然易見的例子：第３點所謂「侵害被告權益之輕重」，與第４點所謂「犯罪所生之危害」，即係公、私益相互衝突競合，而勢必須利益衡量者，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第１、２點與第３點之權衡如何取捨。至第５點則係考量未來有無「抑制違法偵查」之可能性，第６點更係引進國外盛行之所謂「假設偵查流程理論」或「必然發現之例外」法理。換言之，七項權衡因素標準係「例示」而非「列舉」之標準，各項因素間亦無先後輕重之排序，更非，也不可能要求法官就所有七項因素均應兼顧。甚至最高法院雖已經開始引用該七項權衡因素，要求事實審法院遵行權衡法則，惟正因為各項因素的具體內涵不明，以及有無先後，或係排他或併存等關係未明，最高法院似仍並未於個案中提出更為具體明確之操作標準，使得雖有標準，卻陷入似無標準的窘境（參見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六七八六號判決、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五七三號判決、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三八五四號判決參見）。本院以為，首先應區別偵查機關或審判機關之違法，於偵查機關違法取得之證據，且係惡意違反者，如禁止使用該項證據，足以預防偵查機關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亦即得有「抑制違法偵查」之效果者，原則上應即禁止使用（權衡第１、２及５項因素）。其次，如非惡意之違反，仍應審究所違反法規範之保護目的，以及所欲保護被告之權利為何（包括憲法上之基本權，及法律上之實體及程序權），參酌國家機關追訴，或審判機關審判之公共利益（如被告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程度），權衡其中究係被告之私益或追訴之公益保護優先，除非侵害被告之權利輕微者，否則仍應禁止使用該項證據，換言之，除非極端殘暴的嚴重犯罪而有不得已之例外，絕對不得祇因為被告所犯為重罪，即不去考量被告被侵害之權利，尤其是被告憲法上權利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程序權受侵害時（權衡第３、７項及第４項因素）。換言之，仍以禁止使用為原則。最末，始考量「假設偵查流程理論」或「必然發現之例外」法理，視偵審人員同時有無進行其他合法採證行為，而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以作為原則禁止之唯一例外（權衡第６項因素）。
㈦查本件警察機關於被告非自願性之同意下為違法採尿，顯係
警察機關「故意」，而非「過失」所造成之違法情節，此無異於以調查機關（行政機關）自己之權限來決定發動本案類似搜索之採集尿液處分，所為自屬違法情節最為嚴重之「無權強制處分」，而侵害立法者的權限分配，有違權力分立原則，其採集之尿液自屬違法取得。經本院審酌前述七項權衡因素，第一，司法警察故意違法之情節重大，證據應予禁止使用：⑴本件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嚴重，係屬侵害法官保留原則之最嚴重違法情節；⑵司法警察係故意違背法定程序，其主觀意圖係為逃避法官審查合理根據或相當理由門檻；⑶就抑制違法偵查之成效言：如禁止使用本件尿液為證據，無異向警察機關警示，不得再以類同之動機、手法自行發動違法強制處分，對於日後預防、抑制警察機關之違法偵查手段亦確有助益。第二，本件因司法警察無善意例外之適用，已無須另行考量被告權利侵害及追訴、審判利益之餘地。從而，本案採集之被告尿液，暨據此衍生之驗尿報告等相關文書證據均違相當性，應予禁止使用，而均無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證明力部分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意旨（略以）：莊俊銘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嗣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獲釋出所，由檢察官以九十六年度毒偵字第五六六三號不起訴處分書，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又因犯竊盜案件，經同法院以九十七年度易字第五七三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四月確定，復因贓物案件，經同法院以九十七年度桃簡字第三一０六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二月確定，兩案接續執行，於九十八年五月六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悛悔，於前述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復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一００年七月二十四為警採尿時起，回溯九十六小時內某時，在臺灣地區某不詳處所，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一次。嗣於一００年七月二十四下午七時三十分許，在桃園縣○○鄉○○路○○○號前為警查獲。因認被告莊俊銘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二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
二、查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述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自白、採集自被告之尿液，及據以鑑定結果顯示呈甲基安非他命毒品陽性反應之尿液檢驗報告等。
三、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就此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以限制向有「證據之王」稱號的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質言之，本條項乃對於自由心證原則之限制，關於自白之證明力，採取證據法定原則，使自白僅具有一半之證明力，尚須另有其他補強證據以補足自白之證明力。而所謂補強證據，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覆字第十號曾經加以闡釋：「指除該自白本身以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以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文後段，對於本條項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著有闡釋，足為刑事審判上操作「自白」與「補強證據」時之參考標準，茲節錄引述如下：「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權保障，並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基於上開嚴格證明法則及對自白證明力之限制規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自亦須具備證據能力，經合法調查，且就其證明力之程度，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明力當然較為強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足以確信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始足當之」。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例意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照。又按最高法院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精神之立法例後，特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再次強調謂：「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等語（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二八號判例意旨參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施行生效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將兩公約所揭示人權保障之規定，明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二條參見），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二項亦揭示「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刑事妥速審判法第六條更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凡此均係強調學說所指，基於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
五、查本案僅有被告尚稱任意性之自白，其餘檢察官提出作為補強證據者，僅有尿液與據此之檢驗報告，而尿液係違法採證取得，權衡後認無證據能力，業如前述，自亦影響據此而生之檢驗報告之證據能力。換言之，本案僅有被告之自白，卻無任何足以補強其自白真實性之證據，足以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檢察官所指犯行，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求慎重。
六、末須指出者，本案因相關證據經排除、禁止使用而無從為本院認定事實之基礎，僅存被告不利於己之供述，已難為不利其之事實認定依據，換言之，禁止使用證據幾乎已排除發現本案之實體真實可能。然誠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三九二號、第五二０號解釋理由書所述「基於法治國原則，縱令實質正當亦不可取代程序合法」，「國家為達成刑事司法究明案件真相之目的，非謂即可訴諸任何手段」；刑事訴訟之目的固然在發現真實，但法院係為保障人權而存在，本院亦確知保障人權與支持國家機關調查、偵查犯罪以維護治安間，應取得平衡點，此亦為司法念茲在茲之處。但基於保障人民訴訟基本權及憲法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法院對於國家機關之偵查作為，自應擔負起監督之責，就表現於刑事訴訟程序上，效果最為強烈者即為證據排除、禁止使用原則，畢竟刑事訴訟係禁止不計代價、不問是非及不擇手段之真實發現！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四項但書、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白勝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1年3月23日
刑事第六庭法官錢建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蕭烈華中華民國101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