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737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4年12月29日
裁判案由：妨害國幣懲治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七三七四號
上訴人甲○○
（現另案在台灣台南監獄執行中）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十四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三年度上更㈠字第五三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四七三五、四七八六、五○七八、五四六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意旨略稱：（一）上訴人於原審認定之犯罪時間、地點（即民國九十年間在嘉義市○○街）另犯有偽造高速公路回數票及製造色情光碟常業罪等事實，不祇恐嚇信件需使用影印機，偽造高速公路回數票（彩色影印）、色情光碟封套更需使用彩色事務機影印，原審以「恐嚇信件亦不需彩色影印」等語，認扣案之彩色事務機應係供影印千元紙幣之用，未審究上訴人製造光碟彩色封套及偽造高速公路回數票亦有購置彩色事務機使用之必要，其判決所載理由不完備，足以影響本件犯罪事實之認定。（二）上訴人於警詢即供承扣案偽造之千元紙幣係伊看報紙購得，與共犯 涂乾坤 所稱：「那是有人以郵包同時寄來給我收的，是甲○○要寄放在我那的」等語相符，原判決對此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何以不採信，並未敘明理由，且未令上訴人就共犯涂乾坤有交互詰問權，即逕認扣案之紙幣係上訴人自行偽造，與前案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訴緝字第九號所認定之事實，非屬同一案件，為另行起意，即嫌速斷而未盡調查之能事。（三）扣案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三之裁紙機一台，縱認與犯罪有關，亦屬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所指供犯罪預備之物，原判決認為是供犯罪所用之物，於法尚有未合等語。
惟查：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本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以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幣券，未遂罪刑，係依憑（一）上訴人供承附表一之千元紙幣半成品九十四張、附表三裁紙機一台，係司法警察於九十年七月十九日凌晨一時許，在涂乾坤位於嘉義市○○街○○○號三樓之租住處所查獲，同日十九時許，復在上訴人之嘉義市○○街一九三之二七號一樓租住處查獲附表二之ＨＰ彩色事務機（含傳真、影印多功能）一台，而在涂乾坤租住處查扣之附表一紙幣半成品係上訴人所有等情，（二）扣案之附表一之千元紙幣半成品九十四張、附表二之ＨＰ彩色事務機（含傳真、影印多功能）一台、附表三之裁紙機一台，（三）卷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九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刑鑑二二一七八三號鑑驗通知書（附表一、二之千元紙幣、彩色事務機經第一審送鑑定結果，認：「……A4偽造新台幣壹仟元券〈九十四張〉上圖案之印製方式，經與送鑑HP彩色印表機所製作列印之新台幣壹仟元券樣本比對，發現係以噴墨印表機所製作。」、「取新台幣壹仟元真鈔以送鑑HP彩色印表機所製作列印偽造仟元券樣本之油墨<編號1-1>，與送鑑A4偽造新台幣壹仟元券九十四張，隨機抽取其中十張，即編號A1、A11、A21、A31、A41A51、A61、A71、A81及A91等十張之油墨<編號A1-1、A11-1、A21-1、A31-1、A41-1、A51-1、A61-1、A71-1、A81-1、A91-1>均相似。」）等證據資料，為其論罪之依據。並敘明：（一）上開油墨比鑑部分僅認定為相似，係因市售印表機所用墨水匣為大量生產商品（同廠牌、同批次製造之相似成分印表機墨水匣即可能多達上千組），有關油墨類證物之成分鑑驗係屬類化性證物，無法有效個化比鑑，故以化學分析進行油墨成分比鑑，僅能達到類化之鑑驗結果，無法據以逕行研判本案送鑑之偽造新台幣仟元券即為該系爭彩色事務印表機所製作（見原審卷第九十頁所附之之刑事警察局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刑鑑字第○九三○二三五六五三號函），但據此已足可佐認附表二之彩色事務機具備有偽造千元紙幣之功能。（二）上訴人雖辯稱附表一之偽造紙幣係向他人購得，但對於如何取得及向何人購買之說詞則前後不一致。衡以扣案之千元紙幣均屬尚未偽造完成之半成品，且查獲之彩色事務機、裁紙機等均足供偽造紙幣之用，彩色事務機巿價高達十餘萬元，以上訴人自稱尚須看報貸款，豈有餘力花費鉅資購買彩色事務機，僅供作為影印恐嚇信函（另案）之用，應認扣案千元紙幣係以上開彩色事務機所偽造為合理，復以該等紙幣均屬偽造之半成品，顯見上訴人所辯係向他人所購買，為不足取。（三）上訴人另以其前因偽造貨幣案件，經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訴緝字第九號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二月確定（下稱前案），本案與前案有連續犯關係，為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求為免訴判決等詞。然前案係發生於000年0月上旬，其犯罪態樣為上訴人之友人以真鈔一千元換四千元偽鈔之方式向上訴人購買偽鈔二十八萬元，上訴人再與印製偽鈔之綽號「阿吉」者接洽，而後以包裹、郵寄之方式交付，於郵局領取時為調查人員查獲；本案則係上訴人與涂乾坤於九十年某月間起，在嘉義巿台斗街一九三之二七號一樓，以所有之附表二、三之彩色事務機及裁紙機，接續印製一千元之偽鈔；就偽造之方式而言，雖均係以彩色輸出方式（含彩色影印）仿印，但其行為時間二者相差近二年，且前案係上訴人替人媒介，本案則係上訴人購買機具自行偽造，應係上訴人見有利可圖而如法泡製，兩案犯罪態樣不同，本案顯係另行起意。（四）扣案偽造之千元紙幣係在涂乾坤租住處所查獲，而彩色事務機係於上訴人租住處查獲，此應係上訴人與共犯涂乾坤間關於印製偽鈔之內部分工，尚難以此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又以偽造之千元紙幣數量不少，又購置偽造紙幣之機器，上訴人係為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幣券，應堪認定。及說明扣案如附表三之裁紙機，為上訴人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已據上訴人供明，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諭知沒收之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犯罪為不足取，悉依卷證逐一指駁說明綦詳，核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均無違背。且查（一）原判決理由欄二、<二>末段旨在說明以上訴人之資力，實無僅為區區影印恐嚇信函即購買價值不菲之彩色事務機，其中「恐嚇信件亦不需彩色影印」之論述，縱欠允洽，亦無礙於上開彩色事務機得作為偽造千元紙幣使用之認定，上訴意旨<一>執此無關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非適法之上訴理由。（二）上訴人於原審法院前審供稱扣案之紙幣係「寄至台中統聯車站，再去拿。」（見原審上訴卷<一>第一七三頁），已與共犯涂乾坤供述係以郵包寄給伊簽收等語不符，從而原判決說明上訴人所為扣案之紙幣係向他人購買，非伊偽造之辯解為不可採之理由甚詳，並無違採證法則。上訴人於原審並未聲請傳訊共犯（證人）涂乾坤，且涂乾坤因另案通緝已行蹤不明（見原審卷第一二五之一頁所附之台灣高等法院被告通緝表），原審亦無從依職權傳喚，原審且未併採涂乾坤之供詞為裁判之基礎，要無上訴意旨<二>所述判決不備理由、剝奪上訴人詰問權及調查未盡之違法可言。（三）按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偽造幣券」，係指摹擬真正幣券以為製造，僅須與真幣類同，足使一般人誤信為真正之幣券，罪即成立，原不必與真幣完全相同，其方法為何，則無限制，只須著手於偽造幣券，而有與真幣類同之物品完成即可，至其方法當然可隨人類科技之進步而有不同，當今彩色影印已漸普及，如以多功能之彩色事務機影印偽造幣券，產生與真幣類同，足使一般人誤信為真正之幣券，即該當於「偽造幣券」之犯罪要件。上訴人既以彩色事務機已著手於偽造紙幣之犯罪行為，扣案之裁紙機一台，當屬供偽造幣券犯罪所用不可或缺之一部分器具。非尚未著手前供預備犯罪之物甚明，原判決以該裁紙機為上訴人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諭知沒收，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係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論斷事項，徒憑己見重為事實爭辯，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呂潮澤
法官吳昆仁法官孫增同法官趙文淵法官吳燦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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