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5年上易字第18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5年06月02日
裁判案由：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5年度上易字第188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TITIKSETYOWATI（印尼籍）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易字第1499號，中華民國104年9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152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係告訴人乙○○聘僱之家庭看護工，共同居住於乙○○位在新北市○○區○○路○○○號39樓之6住處（下稱 景平路 住處），於民國103年5月23日中午12時10分許前某時，在上開住處內，見乙○○所有之金色手鍊及銀色手鍊各1條（價值共計新臺幣1萬2,000元）置於房間梳妝台抽屜內，因認有機可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徒手竊取該金色手鍊及銀色手鍊各1條，得手後藏於其放置在該屋客廳之包裹內，欲以郵寄之方式寄送回印尼。嗣因乙○○察覺有異而報警，經警方獲報於103年5月23日12時10分許到場處理，經甲○○○○○○同意搜索後，於上開行李箱包裹內起獲竊得之金色手鍊及銀色手鍊各1條，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證據能力說明：本院經審理結果，依憑後述理由認為被告被訴竊盜罪嫌尚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故無庸再就後述所援引之各項證據，贅論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先予敘明。
三、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同此意旨可參）。再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意旨參照）。另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警偵訊之供述、告訴人乙○○於警偵訊指訴、證人即員警 張明華 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及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現場採證照片7張等為其論據。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本院審理時無故未到庭，惟據被告提出答辯狀及其於原審審理時均堅決否認有竊盜犯行，並辯稱：案發前伊有撥打電話至勞動部勞力發展署1955外籍勞工24小時諮詢保護專線（下稱1955專線）申訴告訴人有不當指派工作並曾對其為性侵害，於案發當日上午其陪同告訴人至醫院洗腎，告訴人接獲 仲介 電話得知其撥打1955專線，就對其很生氣，待回至景平路住處，告訴人要伊至告訴人小孩的住處拿東西，並稱等下會有警察將伊帶走，其自告訴人女兒住處返回後不久，警察即出現在景平路住處，告訴人向警察表示要檢查伊準備寄出之包裹，並在包裹內查到扣案之手鍊二條，該手鍊並非伊放入包裹內，伊與告訴人有糾紛，伊沒有偷告訴人的手鍊等語（見原審卷第121、123頁、本院卷第33頁）。
五、經查：㈠被告受告訴人申請聘僱自102年7月21日入境至告訴人位在新
北市○○區○○路住處擔任家庭看護工，負責照顧告訴人母親 陶歡蓮 ，嗣因告訴人另遭查獲非法容留越南外勞於伊工廠，而遭勞動部於103年3月19日廢止核准告訴人聘僱被告之許可，改由告訴人胞姊 李玉雁 自103年5月21日起接續聘僱被告擔任家庭看護工照顧陶歡蓮乙情，有被告之外勞基本資料、外勞居留資料查詢、全國外國人動態查詢系統、勞動部103年12月31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勞動部104年3月23日勞動發事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件在卷可查（見偵卷第20頁、第36、70頁、原審卷第35至38頁、第90至95頁）。又被告入境後在台工作情形，業據被告自陳：其來臺在告訴人處工作約10月，前6個月係在彰化照顧告訴人母親，後來被告訴人帶至景平路住處，但告訴人母親仍留在彰化未至景平路住處等情（見偵卷第80至81頁），核與告訴人指稱：被告於102年7月22日至景平路住處照顧伊母親後，於同年8月6日與伊母親回彰化居住，但103年農曆年，伊哥哥自國外返國至住彰化居處，彰化無空間供被告居住，且因為當時伊作肝臟手術，遂要被告回景平路住處照顧伊，改由伊哥哥在彰化照顧伊母親，嗣勞動部於同年3月19日廢止伊招募被告許可後，仲介告知可更換申請人，故擬由伊胞姊申請接續聘僱被告，而伊女兒亦正向勞動部申請招募ELLIS照顧伊，故讓被告續留景平路住處照顧伊，待ELLIS於同年5月15日至景平路住處後，伊要被告教導ELLIS幾天，即要被告去彰化照顧伊母親等情（見原審卷第108頁反面至111頁）大致相符，堪認案發前被告已居住於告訴人景平路住處達4月。再告訴人以景平路住處財物失竊為由，於103年5月23日中午報警，員警獲報到場處理，經被告同意後，由警方陪同被告檢查其包裹，當場於包裹內發現告訴人所有之金色、銀色手練各1條等物，業據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張明華證述在卷（見偵卷第5至6頁、第101至102頁、第107至108頁、原審卷第74至77頁、第10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53頁反面），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贓物認領保管單查獲現場相片共7張在卷可徵（見偵卷第8至9、11頁、第15頁、第16至19頁），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㈡被告於警詢時固坦承扣案手鍊係其於昨日（22日）晚間9時
30分許自告訴人房間梳妝檯抽屜竊取（見偵卷第3頁反面）。然其於偵查、原審審理時均否認有此竊盜犯行，並辯稱警詢時承認，係怕告訴人威脅（見偵卷第26頁）；在警局時擔任通譯的仲介一直對其責罵，要其承認，不然告訴人就此竊盜案要求其賠很多錢，且承認會罰較輕，如果不承認會關比較久，其當時很怕仲介才承認等語（見偵卷第40頁反面至41頁）。惟按被告之自白為證據之一種，須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方得採為證據，故被告雖經自白，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與事實是否相符，苟無法證明其與事實相符，根本即失其證據之證明力，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根據。是以本院自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以察被告上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查以，被告當日之警詢筆錄，係由仲介公司人員 趙國輝 擔任通譯，有該警詢筆錄在卷可查（見偵卷第3頁反面），證人趙國輝並證稱：當日接獲電話通知說被告有事，要我去警察局處理，其於警局有向被告稱如不承認竊盜犯行，將來會判比較重，被告於警局有表示東西不是他偷的，向伊解釋係告訴人要其至告訴人女兒住處拿東西，返回告訴人住處時，警察已在景平路住處，表示要檢查箱子等情（見偵卷第97頁），此外，被告遭警查獲後，隨即於同日中午12時50分撥打電話至1955專線，告知專線人員其遭誣陷請求協助，而經該專線人員透過被告電話對在場員警告知被告答辯內容等情，有通話錄音譯文在卷可查（見偵卷第86反面至87頁），而證人即到場處理員警張明華於偵查時亦證稱：被告從包裹內取出手鍊及雷射筆後，一直稱手鍊係別人塞入其包裹內、雷射筆係告訴人送伊之物品（見偵卷第102頁）。由此觀之，被告於景平路現場、警詢筆錄製作前、同日偵訊時，均否認竊取扣案手鍊，僅於警詢時坦承犯行，而被告警詢時係由證人趙國輝負責翻譯，證人趙國輝亦坦認曾告知被告如不承認犯行會受較重處罰等語，核與被告上開辯詞情節相符，則被告辯稱因仲介責罵、擔心不承認會加重處罰，而逕為前揭自白，尚非全然不可採信。基此，被告於上開時地是否確有竊取告訴人之手練二條，並藏置於包裹內一節，即非無疑。
㈢次查，扣案之手鍊二條雖於被告之紙箱包裹內起獲，然該只
紙箱包裹於案發前係放置於告訴人住處大門右側，此經被告供述、證人張明華及告訴人證述在卷（見偵卷第25頁、第101頁反面、第107頁反面），且案發時該只紙箱包裹尚未貼上膠帶封箱一節，亦經證人即告訴人證述明確（見偵卷第107頁反面、原審卷第108頁），是依該只紙箱包裹擺放位置、紙箱並未封箱等情以觀，任何人進出告訴人景平路住處大門時，均可看見該只紙箱，也相當容易在紙箱內隨意放入、翻動物品，被告辯稱扣案之手鍊二條係由他人放入紙箱內等語，尚非全無可能。佐以，扣案之手鍊二條果真為被告所竊取，而告訴人又指稱該手鍊價值高達數萬元（見偵卷第5頁反面），被告理當將之藏放於隨身攜帶之包包內或利用外出機會郵寄或變賣，應不至愚蠢將竊得之手鍊二條放置於大門口未經封箱之紙箱內，致其犯行曝光、增加被查獲之風險，是被告自白行竊扣案手鍊並藏放於紙箱包裹內，顯與經驗法則未合，實堪質疑。
㈣又被告於案發前一日（即103年5月22日）有撥打1955專線求
助，告知同年1月初在告訴人景平路住處遭告訴人性侵害，告訴人於103年5月23日上午知悉被告撥打電話向1955專線申訴後，即於同日中午以住處財物失竊為由，向警方報案，案發前雙方已有紛爭等情，有下列證據可佐：
⒈被告於案發前後，曾有3次撥打電話至1955專線，其各通通
話之時間、內容查略如下，有該專線之通話譯文在卷可查。⑴被告於同年月22日下午3時5分撥打電話至1955專線，申訴遭
告訴人指派雇用契約外工作，新雇外勞到任後，告訴人開始對其有不當對待情形，經該專線人員查詢被告資料，告知其現居留身分係等待轉換雇主，被告表示其不知遭轉換雇主，並告知專線人員其於同年1月初在告訴人景平路住處遭告訴人性侵害，經該專線人員詢問確認需要安置並詢問被告年籍、國外基本資料，告知將立案聯絡警方、勞工局處理，並稱如現在立刻報案，警方會立刻前往將其帶至安置處所，如係勞工局接管，可能要數日才會派員，被告則稱因其現在尚未準備好，可否明日再派員，該專線則告知今日則暫不報警並連絡勞工局處理（見偵卷第80至85頁反面）。
⑵被告於案發當日（23日）上午11時22分撥打電話至1955專線
，告知欲撤銷昨日申訴，因為仲介稱如其想要轉換雇主，必須撤銷昨日申訴案件，但經該專線人員告知無法撤銷該案，如要撤銷申訴，需待勞工局與其聯絡時說明（見偵卷第85頁反面至86頁）。
⑶被告案發當日（23日）中午12時50分撥打電話至1955專線，
要求勞工局立刻派員到景平路住處，因仲介將其申訴案件告知告訴人，告訴人因此生氣，在其欲寄回印尼之包裹內放置手鍊，請警察來搜索該包裹而搜得該手鍊等語後，經該專線人員指示被告將電話交給在場員警接聽，由該專線人員向員警告知被告辯稱手鍊不是被告偷竊等語，並詢問員警有無需由該專線翻譯予被告知悉事項，經員警稱無需翻譯協助後，由該專線告知被告已向警方轉知其辯詞（見偵卷第86至87頁）。
⒉案發當日上午被告陪同告訴人至醫院洗腎，告訴人經由仲介
電話聯絡，而知悉被告撥打1955專線申訴遭伊性侵害，返家後告訴人即與被告不太愉快，並於同日中午以被告行竊為由報警處理等情，已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審中證稱：案發同日上午伊在醫院洗腎時，仲介公司打電話說告知外勞撥打1955專線申訴遭伊性侵，返家前已知是被告撥打1955專線申訴，回到景平路住處後，就跟被告不太愉快，因為被告要將包裹寄出，遂報警處理等語明確（見偵卷第107頁反面、第108頁、原審卷第107頁反面、第109頁反面），核與被告供述：告訴人通知警察時知道我打電話通報性侵案件，我沒有跟告訴人說，好像是仲介打電話跟告訴人說等語情節相符（見偵卷第40頁反面），復參酌上開五㈢⒈⑵、⑶通話錄音譯文內容（見偵卷第85頁反面、第86、87頁），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11時22分先向1955專線人員提及「仲介叫我撤銷案件」、「仲介告訴我，如果要轉換雇主，要撤銷申訴案件」，後於同日上午12時50分再度撥打1955專線電話請求協助並稱「仲介已經打電話給雇主，現在雇主對我生氣，雇主在我的箱子裡放東西…」，足徵告訴人向警方報案前，業已知悉被告有撥打電話向1955專線申訴遭其性侵害，彼此間已生紛爭。雖告訴人證稱：仲介當時電話告知係新來外勞ELLIS撥打1955專線申訴（見偵卷第107頁反面），然查，依上開通話錄音譯文可知，被告於22日撥打電話至該專線申訴時，係用其本名，並由該專線人員詢問被告護照號碼、工作地點、行動電話號碼、母國住處及聯絡人資料（見偵卷80至85頁反面），況且印尼籍勞工ELLIS於103年5月間並無撥打1955外籍勞工24小時諮詢保護專線之相關紀錄，有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5年2月25日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按（見本院卷第19頁），故告訴人指稱仲介公司電話告知係外勞ELLIS撥打1955專線申訴乙情，難認屬實。
㈤告訴人雖指稱扣案之手鍊二條為其所失竊之物品，惟觀其前
後指訴並不一致，核與證人張明華證述有異，且與事理有違，自難遽信。
⒈告訴人先後證述以：
⑴於查獲當日警詢指訴： 伊於 案發前1個月，於景平路住處，
發現伊1枚戒指不見，因該住處僅有伊與被告居住，而被告前有未經伊同意即拿取日用品、電話卡等生活物品之行為，伊已懷疑被告竊取該戒指，於案發前幾天，被告開始打包包裹且其自仲介得知被告要換雇主，故於案發當日，其發現被告打包包裹完畢準備寄出，其懷疑包裹內有被告竊取物品，故報警處理，經警於案發當天到場後，在包裹內查獲伊遭竊原置於伊寢室梳妝台抽屜之二條手鍊、同梳妝台桌下隔層之雷射筆一支，其從來沒有說要將雷色筆送給被告，金色手鍊價值新台幣10000元，銀色手鍊價值45000元，雷射筆價值約500元（見偵卷第5至6頁）。
⑵於偵查時證稱：我有個金戒指放在梳妝台上不見了，過沒幾
天被告要寄一個很大箱子回家，我平常認識他，他應該會拿，並趁著這個時候寄出去，因為我知道被告要寄出去，想在他寄出去前檢查箱子，在箱子裡面找到2條手鍊，銀手鍊約2000元，另一條小的K金，價值約1萬元，雷射筆是我送給被告的，伊於警詢稱雷射筆係被告竊取，可能係員警誤載或伊誤講，惟當天並未發現金戒指，金戒指很小，可能遭被告放在包包裡面，手練是因為被告把衣服拿出來時，跟著掉下來的，手鍊事先用衛生包著紙，再用夾練袋裝起來，藏在衣服夾藏裡，放在箱子很底部，被告看都沒看就說不是其的東西（見偵卷第107頁反面、108頁反面）。
⑶於原審證稱：被告於彰化照顧伊母親期間，伊未聽聞被告有
竊取東西或彰化住處有遺失物品之事，惟於ELLIS於103年5月15日至景平路處前幾天，伊發現金戒指不見，伊已懷疑是被告竊取，因當時已要被告回彰化，伊不想弄得太難看，故未報案，但後來被告一些行為都不太好，且要寄包裹回印尼，故伊於案發當日通知警察來檢查行李，當天係警察告知被告要檢查行李，由被告打開包裹，將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伊與警察均未動手翻動包裹，該包裹上層放食用品、下層放衣物，於被告拿出第一疊衣物時，就掉出一包東西，被告就驚恐說該包東西不是其物品，打開看就是扣案手鍊，伊本來不是要找手鍊，也不知道手鍊遭竊，伊當時並未向警稱包裹內之雷射筆亦係被告竊取之物（見原審卷第107至111頁）。
⒉證人即到場處理員警張明華證稱：伊據報到現場後，告訴人
稱以前東西常不見，懷疑是外勞拿他東西，告訴人稱包裹內可能有告訴人物品，被告為澄清，遂打開包裹由被告逐一拿出包裹內物品，是被告自己翻找，找到一包東西，他主動反應說那包不是他的，告訴人就說我的東西為何在你的包裹裡，是先找到手鍊後再找到雷射筆，告訴人稱雷射筆亦係被告竊取，但被告辯稱係告訴人贈送（見偵卷第101頁反面至第
102頁），是外勞自己打開紙箱，一件一件拿出來，拿到快中間時，被告就拿出1包東西說不是他的，把東西放在旁邊，告訴人就說是被告偷的，伊是待告訴人拿起該包物品後才知悉係手鍊，伊印象中被告於取出手鍊後，未再繼續拿出包裹內物品，雷射筆係如何取出，伊已無印象，雷射筆出現時，告訴人有說是被告偷的，被告說告訴人送的等語（見原審卷第73頁反面至第76頁）。
⒊觀諸上開事證，告訴人指訴被告竊取扣案手鍊一節，顯有下列疑義及違反事理之處：
⑴告訴人就包裹內雷射筆先稱是被告所竊取，後又改稱是贈與
被告，且於偵訊、審理所稱「伊沒有向警察說雷射筆是被告竊取」、「可能是警察誤載」，亦與證人張明華前開證言不符，告訴人就其遭竊物品，前後所述，已有歧異。
⑵其次，告訴人就所謂發現「金戒指」失竊時間，先稱：案發
前1個月於景平路住處發現。後又稱：ELLIS於103年5月15日至景平路處前幾天發現金戒指不見。先後指訴失竊時間已相差近半個月。又依告訴人上開所述，其因懷疑被告將金戒指藏放於包裹內，始通知員警到場處理，進而發現扣案手鍊。倘告訴人指述為真，其報警目的，係意在尋回遭竊金戒指，其於被告包裹內發現扣案手鍊後，衡情更懷疑被告涉嫌竊取該金戒指，理應向現場員警告知尚有金戒指未尋回，請求員警進一步搜索包裹物品或被告身體、被告於該住處使用空間處所，以查明是否藏放有金戒指，惟依卷內資料，除未見告訴人於查獲扣案手鍊後，有進一步請求員警搜查金戒指外，甚且告訴人於偵查時陳稱：當時未找到金戒指，金戒指可能遭藏在被告包包內（見偵卷第108頁反面），告訴人既有此種懷疑，相較於其報請員警到場令被告開啟包裹檢查之作為，何以未當場向員警告知，請求員警搜查被告包包？實與常情有違，是告訴人所為，要與其指稱之報案內容，難認相符。
⑶復查，告訴人與被告於景平路住處同住至少約達4月，詳如
前述，且依告訴人所述：被告有時會未經我同意即拿錢去買日用品、電話卡之類小東西（見偵卷第5頁反面），於103年
5月15日前數日已發現金戒指不見而懷疑遭被告竊取（見原審卷第110頁反面），及證人張明華證稱：告訴人說他以前東西常不見，懷疑是被告拿他東西等語（見偵卷第101頁反面），可見被告與告訴人同住期間告訴人應已懷疑被告品行不佳，衡諸常理，一般人應無可能同意繼續聘僱被告，何以告訴人聘僱被告之許可經勞動部廢止後，竟改由告訴人胞姊李玉雁自103年5月21日起接續聘僱被告於上開景平路住處工作？是告訴人指訴金戒指失竊乙節，是否屬實，亦顯可疑。⑷再者，扣案手鍊若確係被告竊取並藏放於包裹下層之衣物夾
層處，則被告理應知悉其藏放位置，且員警張明華到場後，係由被告自己將包裹內之物品拿出，員警與告訴人均僅在旁觀看，則被告取出該手鍊時，自可小心拿取不讓藏放其內之手鍊掉出。惟證人張明華於偵查及原審時已先後證稱：當時係被告由包裹中自行翻找，找到1包物品後，他主動反應說那包不是他的（見偵卷第101頁反面）、被告自己從箱子裡把東西拿出來，拿到快中間時，被告就拿告訴人的東西說這個不是他的，把東西放在旁邊（見原審卷第74頁、第76頁），核與被告供稱：當時其看到包裹內有1個不是其所有袋子，其就把該袋子拿出來，裡面裝有其未看過的扣案手鍊（見偵卷第41頁）等情相吻合，被告上開所為顯與一般行竊者掩飾犯行之舉措迥異，且甚違反常情，則被告辯稱並無竊取扣案之手鍊，尚非無稽。至告訴人固於偵審中指稱：扣案手練係被告取出衣物時跟著掉出，被告拿第一疊衣服時就掉了一包東西，是兩條鍊子（見偵卷第108頁反面、原審卷第108頁），然告訴人上開指訴與前開證人張明華證述、被告供述情節不合，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自難憑信。
㈥綜上，被告雖曾於警詢時自白本件竊盜犯行，惟其嗣後已翻
異前陳否認竊盜犯行，而依公訴人提出之上揭證據中張明華之證述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等，僅得證明從被告欲寄送之包裹內起獲告訴人之手鍊二條之事實，尚不得證明被告有行竊之犯行。至公訴人所舉告訴人之證述，僅得證明扣案手鍊二條為其所有及從被告包裹內起獲之事實，尚難以告訴人前述前後不一、有瑕疵之證述，作為被告前述警詢自白之補強證據。從而，本件依卷內證據，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起訴書所載之竊盜犯行，揆諸前開說明，自應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且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本件竊盜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未舉提新事證，仍執前情指摘原判決不當，其不可採理由，已詳陳如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佩鈺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5年6月2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官曾德水
法官陳勇松法官汪梅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廖純瑜中華民國105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