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 分院104年抗字第260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民國104年06月22日
裁判案由：聲請交付審判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104年度抗字第260號抗告人即被告 賴蕙苓 選任辯護人 石宜琳 律師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告訴人聲請交付審判，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04年5月7日裁定（104年度聲判字第1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抗告駁回。
理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被告於偵訊時供稱：93年當時因為 賴明洲 、 賴弘 洲沒有收入，為支付母親的看護費、醫療費用及生活開銷，因此經過賴明洲、 賴弘洲 同意後，與賴弘洲一起去提領，係賴弘洲騎機車載伊一起前往，用印是賴弘洲用的，存摺也是賴弘洲保管的，當天是賴弘洲要伊簽賴 陳金菊 之簽名，錢是被賴弘洲拿走的等語（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卷第54頁背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續字第424號卷第26頁）。是被告自陳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之取款憑條上「 賴陳金菊 」為其所填載等語，此外，並有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之取款憑條影本、客戶交易明細查詢等在卷可稽（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卷第39-40頁），則被告確於93年3月2日，在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文昌分社，偽造賴陳金菊提領375萬元款項意思之取款憑條，堪以認定。㈡又賴陳金菊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92年及94年間重新鑑定，復均認定為植物人等情，有身心障礙者鑑定表、臺中醫院護理記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卷第7-38頁），顯見彼時賴陳金菊已無識別能力或意思能力，復無從授權予被告填載取款憑條而領取存款。況賴陳金菊於93年3月2日乃在署立臺中醫院加護病房急救，此觀行政院衛生署臺中醫院護理紀錄即明（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卷第27頁），更徵被告在上開取款憑條上填載「賴陳金菊」之名字，表示賴陳金菊本人提領款項之意思，實未得賴陳金菊本人同意。㈢按銀行為便利存款人取款而印好任人索取填寫之取款憑條，非可流通市面得以自由轉讓，係屬私文書之一種（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409號判例參照）。被告未經授權，於上開取款憑條上填載賴陳金菊之名，復交由銀行行員而行使之，自屬行使偽造私文書。原不起訴處分意旨認賴陳金菊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確實需要龐大醫療及看護費用之支出，衡情依當時之時空背景，將銀行存款取出以支付開銷，與常情並無違背等語，固非無見。惟賴陳金菊之住院等醫療費用係由位於臺中市○○○街○段○○號房屋之房租收入支出等情，業經證人賴弘洲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明確在卷（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續字第424號卷第25頁背面），難認被告提領上開款項係用以支付賴陳金菊之醫療費用。又苟被告提領上開款項係為支付賴陳金菊醫療費用，理應依序分次提領、並直接支出予醫院，何以一次性提領375萬元之款項，致賴陳金菊帳戶內僅存約1萬5千元之餘額？矧被告提領款項之目的究有無直接用以支付賴陳金菊之醫療費用，或是行使偽造之取款憑條後有無收受款項等情，僅係被告有無不法所有意圖，要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觀犯意無涉，故檢察官認被告所為尚不該當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容有誤會。㈣從而，本案依據偵查中所顯現之證據，已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嫌。告訴人聲請交付審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蓋上列抗告人（即被告）賴蕙苓遭其弟賴明洲告訴伊偽造文書、盜領其母賴陳金菊生前存款375萬元，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分別以「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及「103年度偵續字第424號」為處分不起訴在卷，並經告訴人再議，而遭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駁回；告訴人賴明洲又聲請交付審判，詎料，原裁定法院不察，僅憑告訴人聲請之片面虛構理由，率爾裁准「交付審判」；經細繹裁准之理由，其中認事用法，咸有違誤；尤其，雙方當事人之母賴陳金菊自91年3月8日成為植物人起，迄99年2月13日辭世，共計9年，其醫療費用、看護費用、生活維持費用龐大，暨被告之弟賴明洲（即告訴人），小弟即證人賴弘洲，均處無業狀態， 咸賴 其母存款過活支出，是經其弟二人提議，而經共同決議領取其母二信存款375萬元，作為上開費用之支付，歷經9年上開款項金額之使用，猶嫌不足下，已足認被告與告訴人共同領取之上開375萬元之存款行為，誠無偽造並行使私文書及詐欺之主觀犯意，故原檢察官爰為二次處分不起訴，尚無不當，更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惟原裁定法院未慮及上開事實，暨被告係無任何犯意所為之客觀行為，竟率爾裁准「交付審判」，洵難令被告甘服，爰敘明理由，抗告如下：㈠被告上述行為並無偽造並行使私文書及詐欺之主觀犯意與不法意圖，原不起訴處分理由，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緣於案外人 賴承厚 （即被告賴蕙苓與賴明洲、賴弘洲之父）生前罹患肺癌，需長期化學治療，其妻賴陳金菊（即被告賴蕙苓與賴明洲、賴弘洲之母）於民國91年3月間，因擔憂賴承厚病情，不慎自樓梯跌落，傷及腦部導致全身癱瘓成為植物人，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且賴承厚、被告賴蕙苓、告訴人賴明洲（即被告賴蕙苓之大弟）及證人賴弘洲（即被告賴蕙苓之小弟），亦未就賴陳金菊之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之情況，向法院聲請禁治產宣告（監護宣告）。案外人賴承厚即交代被告賴蕙苓、告訴人賴明洲及證人賴弘洲代伊照顧成為植物人之妻；至於照護賴陳金菊之醫療費、看護費及必要生活保持費用，皆得由伊及賴陳金菊之銀行帳戶提領支應。自91年3月8日賴陳金菊成為植物人起，迄99年2月13日辭世止，告訴人賴明洲及證人賴弘洲皆與賴陳金菊同住，並由證人賴弘洲保管賴陳金菊上開帳戶之存摺、印章；惟二人自91年起迄99年 賴母 死亡間，均無任何工作及收入，乃由上開賴陳金菊之銀行帳戶提領存款，用以支付二人自己之生活費用。至於被告賴蕙苓則於77年6月9日，即賴陳金菊成為植物人前，業已出嫁至台北夫家，未與賴陳金菊及賴明洲、賴弘洲等人同住，亦未保管上開銀行帳戶之存摺、印章；且如上所述，被告亦無保管其母存摺及印章之必要性與合適性。賴承厚於92年過世後，為遵照代賴承厚照顧賴陳金菊之生前遺願及盡為人子之孝道，告訴人賴明洲及證人賴弘洲遂與被告賴蕙苓共同決議，仍以賴陳金菊銀行存款作為照顧賴陳金菊之醫療、其他必要之生活保持費用；另告訴人賴明洲及證人賴弘洲亦自行由賴陳金菊之存款中提領金額作為自己之日常生活開銷，再予敘明。嗣於93年3月2日，為便於支付賴陳金菊之醫療及必要生活保持費用暨賴明洲、賴弘洲之生活費用，告訴人賴明洲、證人賴弘洲遂與被告 賴蕙芩 共同決議提領賴陳金菊之台中市二信文昌分行全部存款，並由賴明洲、賴弘洲保管統籌支出使用。因被告賴蕙苓於93年3月2日固回台中探視其母，惟當晚即須搭機趕回台北，且共同決議至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提款時，業已超過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之下午3時30分提款營業時間，賴弘洲恐無法即時提領賴陳金菊之存款應急，是為了便宜當日得提領到其母存款，故始要求曾任職於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之賴蕙苓一同前往。然被告賴蕙苓僅係陪同賴弘洲至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後，即進入內部辦公區域與前同事 施博元 等人敘舊，嗣由保管賴陳金菊存摺、印章之證人賴弘洲決定提款金額並辦理提領存款手續完畢後，賴弘洲為求慎重乃要求被告賴蕙芩代賴陳金菊簽名，上開款項提領後，即由賴弘洲攜回，賴明洲保管，俾便統籌支出使用。是以上述之提領行為，係為便利支付伊母賴陳金菊龐大醫療費、看護費及必要生活保持費用，暨用作兩位弟弟賴明洲、賴弘洲之生活費用之目的，係告訴人賴明洲兄弟等共同決議之結果，並不違背其父母之意思，有其正當性及特定目的性；且被告賴蕙苓係於賴弘洲要求下，被動代賴陳金菊簽名，更可徵被告賴蕙苓並無偽造或行使偽造文書之任何主觀犯意。因此，被告賴蕙苓既係經其父賴承厚生前遺願及經告訴人賴明洲、證人賴弘洲二人共同決議而代簽「賴陳金菊」之名於取款憑條，即屬有權製作文書之人，伊代賴陳金菊簽名於取款憑條，並不構成偽造行為。再者，賴陳金菊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於99年2月13日病逝，此期間之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龐大，依告訴人供稱：年平均支出費用逾62萬元；按賴明洲及賴弘洲伊等自始至終並無正當工作，亦無任何正常收入，卻供稱伊母醫療費、看護費及其生活費，均由伊等共同支出，誠不符常情，蓋查伊等自始至終並無正當工作，亦無任何正常收入，以伊等生活之費用，自始至終均賴其父母供給下，如何支付上開龐大醫療及看護費用？又告訴人賴明洲供稱被告賴蕙苓於93年3月2日盜領賴陳金菊之375萬元存款，而賴陳金菊之醫療費用又皆係以賴陳金菊之戶頭提領支付，果爾，何以持有賴陳金菊存摺之賴弘洲從未確認過其母存薄存款？為何從未發現或報告其中金額有短少？縱依證人賴弘洲103年10月9日於鈞署偵查程序中證稱：「98年7月間，被告賴蕙苓至台中醫院探視母親，當天於醫院大廳為了遺產之事發生爭吵，爭吵後我與賴明洲專程至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調提領單等資料，發現375萬元有人提領，百思不解。」云云，倘係屬實，何以被告經過5年即遲至103年始提出本件告訴？顯見二兄弟現生活已發生拮据，為向其姐（即被告賴蕙苓）索求援助而不可得，所為不實供述。而證人賴弘洲103年5月22日於鈞署偵查程序中證稱：「伊所保管之存摺、印章於97年7月即已交付被告賴蕙芩，而被告賴蕙苓始終未返還」云云，由此賴弘洲之供述，已足資證明與其父母同住之賴弘洲確實有保管賴陳金菊銀行存摺、印章之事實，殆無疑義。蓋查，被告賴蕙苓早已遠嫁台北，無與其父母同住，對於存摺、印章放置何處，伊無所悉，亦無保管之必要性與合適性，已如上述；賴弘洲從未將其所保管其母之存摺與印章交付予被告過，賴弘洲上述「無中生有」，始終無法舉證有將其母印章及存摺交付被告之事實；且自91年賴陳金菊成為植物人後至99年辭世間，賴弘洲、賴明洲並無工作及任何收入，且又與其母同住，有關伊母之醫療費、看護費及其二人生活開支，自均由其母帳戶中提領支出，已如上述，更足證91年至99年間賴陳金菊上開帳戶之存摺、印章均由賴弘洲、賴明洲二人保管，否則伊如何提領生活費及醫療費等必要費用？準此，賴弘洲供稱97年7月已將上開伊保管之存摺、印章交付被告，除子虛烏有，並無必要外，更無任何證據證明伊之供述屬實。被告賴蕙苓係為遵照其父生前遺願及盡子女孝道，經與二位弟弟賴明洲、賴弘洲共同決議，由賴蕙苓偕同賴弘洲共赴台中市二信文昌分行提領存款375萬元，被告賴蕙苓並無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蓋所提領之存款375萬元，係全數交付賴明洲、賴弘洲保管，俾便於用於支付賴陳金菊之醫療費、看護費、生活保持費用暨賴明洲、賴弘洲之生活費用，亦無足生損害於賴陳金菊。尤其，其母賴陳金菊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後，歷經逾9年而死亡，其中所需醫療費、看護費及生活保持費用龐大，經核算其母生存9年間所需相關醫療費、看護費、生活維持費等即已逾558萬元，暨又需以賴母之存款支付賴明洲、賴弘洲生活費用，依 經驗伊 等所提領之375萬元，經核算必定不敷9年之使用，故被告於該此期間仍基於人女關係，尚提供高額之經濟支援。綜上所述，被告賴蕙苓無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所提領之存款，亦未足生損害於賴陳金菊或他人之虞，自不構成偽造文書罪。㈡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不起訴處分書理由，經核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續字第424號不起訴處分書理由，亦認定：⑴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前往臺中二信，惟堅決否認偽造文書犯行，辯稱：錢不是伊領走的，當時因為賴明洲、賴弘洲沒有收入，但是又要支付母親的看護費、醫療費用及生活開銷，因此經過賴明洲、賴弘洲同意後，與賴弘洲一起去提領，係賴弘洲騎機車載伊一起前往，因為父母是賴弘洲等人照顧的，印章、存摺重要物品都是賴弘洲保管的，伊父親生前有說過那是母親的醫療錢及看護錢，所以伊跟賴弘洲一起去臺中二信領出來當時已經四點多，還拜託二信讓賴弘洲領款，用印是賴弘洲用的，存摺也是賴弘洲保管的，當天是賴弘洲陪伊去的，係賴弘洲要伊簽賴陳金菊之簽名，錢是被賴弘洲拿走的等語。經查：1.證人賴弘洲於103年5月22日偵查中證稱：「（是否有在93年3月2日跟賴蕙苓一起去二信文昌分社領取你母親所有之375萬元？）沒有，是賴蕙苓自己去領的。（提示告證3，你是否有跟賴蕙苓去領取這筆錢？）沒有，我在92年7月就把印鑑、存摺交給賴蕙苓，我不知這賴蕙苓領走這筆錢的事。」，但是支付母親看護費用等都是伊支付，伊有收據等語。另於103年10月9日證稱；賴陳金菊生前係與伊及父親一同住在臺中市○區市○路○○○號，賴陳金菊過世前也有住在安養中心或是醫院，生前的印章、存摺都放在市○路000號的住處，係後被告向伊要存摺才交給被告，本案係因為98年7月時，被告到醫院說要看母親，因為遺產問題發生爭吵，後來伊與賴明洲一同去二信文昌分社才知道93年3月2日被提領375萬元等語。然證人即第二信用合作社職員施博元於偵查中證稱：伊與告訴人賴明洲、證人賴弘洲、被告賴蕙苓都認識，93年3月間在二信文昌分社時服務，之前賴陳金菊身體狀況不佳時，大多是由兒子到二信文昌分社領款，因為賴蕙苓嫁到臺北，賴陳金菊都是兒子賴弘洲在照顧，93年3月2日的取款憑條比較像係賴弘洲的字，當時應該是賴蕙苓與賴弘洲一起去領款，當時已經下午4點多，但是給客人方便，因為金額比較大所以要求簽名，當時伊係襄理，第一線的行員處理後，伊認為沒有問題所以就核章。是由證人賴弘洲、施博元及被告賴蕙苓之供述對照結果，證人賴弘洲應該與被告賴蕙苓一同去二信文昌分行取款，無法確認被告曾自賴弘洲處取得賴陳金菊之存摺、印鑑，且由證人施博元之證述可知，大多係賴陳金菊的兒子持賴陳金菊之印章、存摺去二信文昌分行取款。又賴陳金菊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此有身心障礙者鑑定表、臺中醫院護理記錄各1份在卷可稽，是賴陳金菊於當時確實需要龐大醫療及看護費用之支出，雖賴弘洲事後證稱係伊將帳戶、存摺交給被告，然伊不知被告何時將臺中二信內之存款領走，然衡情依當時之時空背景，將銀行存款取出以支付開銷，與常情並無違背。再者，由於賴陳金菊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於99年2月13日病逝，此期間之醫療及看護費用，若非由賴陳金菊上開存款支應，告訴人何需遲至近10年使始向本著具狀提出告訴，況且賴陳金菊平日係由證人賴弘洲等照顧，理應早該發現賴陳金菊之存款使用情形，卻於偵查中表示至98年7月間才發現，是告訴人賴明洲之指訴及證人賴弘洲之證述之真實性顯有疑慮。今賴陳金菊既已死亡，無從查知被告於91年3月以前是否曾經獲得賴陳金菊之授權，因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需以意圖供行使之用，無製作權人以他人名義，製造內容虛偽之文書，致生損害於他人為要件，若係有製作權人以自己名義製作，或經有製作權人授權而以該人名義製作，即與偽造文書罪構成要件不符。2.按乙種活期存款戶與金融機關之間為消費寄託關係，第三人持真正存款並在取款條上盜蓋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存款，金融機關不知其係冒領而如數給付時，為善意的向債權之準占有人清償，依民法第310條第2款規定，對存款戶有清償之效力（最高法院7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被告持賴陳金菊所有之上開帳戶，臺中二信於校對賴陳金菊原存款印鑑及存摺無訛後，接受辦理提款，係屬善意向債權之準占有人清償，對存款戶有清償之效力，日後亦不生賠償存款之問題，自不足以生對存款帳戶正確管理與否之問題，且因存款已遭提領，無庸支付利息，亦無損害可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555號、95年度台上字第7265號判決亦同此見解，是被告主觀上不具行使偽造文書之犯意，客觀上亦未致生損害他人，自與刑法偽造文書之構成要件有間。3.經函查被告93年間存款等資料可知，賴蕙芩於93年間曾經電匯6萬1000元至證人賴弘洲所有之臺中二信文昌分社帳戶之帳戶，另被告賴蕙苓所使用之華南商常級行帳戶於93年6月底前亦無大筆現金存入之情形，另賴蕙苓所使月之臺中二信文昌分社帳戶於93年間亦無大筆資金存入或支出之情形，此均有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文昌分社103年12月9日（103）中二信文昌第140號函覆資料、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3年12月9日營清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資料及相關銀行函覆資料及告訴人賴明洲，證人賴弘洲等人之報稅資料等在卷可稽。⑵綜上所述，尚難僅憑告訴人之指訴，遽認被告有偽造文書犯行，且證人賴弘洲之證述亦與證人施博元之證述不符，難採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況被告嫁到臺北，若賴陳金菊之帳戶於92年7月後都由被告使用，則告訴人賴明洲及證人賴弘洲如何支應大筆醫療、看護等費用，況從93年3月2日提領375萬元至賴陳金菊99年2月13日死亡為止，若平均1年約62餘萬元照顧植物人尚有不足，告訴人賴明洲及證人賴弘洲豈會在98年7月間始發現提領375萬元之情事。從而，本件之證據資料在證據法則上既可對被告為有利之存疑，而無法依客觀方法完全排除此項合理可疑，且此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並可確信被告犯罪之真實程度，是依罪疑唯輕之刑事訴訟法原則，尚無以上開罪責相繩之餘地。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上開犯嫌，揆諸上開說明，應認犯罪嫌疑不足。由上揭原不起訴處分，認為被告無任何偽造並行使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暨並無損害其母賴陳金菊之虞與事實，其上開認定理由，洵無法認定有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惟原裁定法院，竟率爾裁准「交付審判」，除令人費解，有違司法訂頒「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注意事項」第134點外，亦無法令被告甘服。㈢告訴人賴明洲與其弟賴弘洲（即證人），自其母賴陳金菊死亡前後，迄今仍即共居於其母原住處，其間利害與共；告訴人與賴弘洲共同為達其對被告藉度需索之目的，故意委由賴明洲為告訴人，而以賴弘洲為證人，是告訴人之告訴事實及本件聲請交付審判之理由，均屬虛捏、構陷，賴弘洲之證述，要屬不實，其憑信性，已有可議。⑴告訴人聲請交付審判之理由，及證人賴弘洲之證詞，有以下虛構及揣測事實，要無足取，蓋查：⒈告訴人引賴弘洲虛偽證述：「自92年5月7日我們父親死後」，被告向我討很多次（指本案存摺），說要保管母親存摺，我想她有金融背景，而且在二信待過5、6年，我就約於92年7月間將本案存摺及印章，交付給被告。」等語，顯係虛偽不實，亦與社會經驗有遠；蓋已為植物人之 賴陳金緒 ，其醫療費用、看護費用、生活保持費用，均由賴弘洲所保管之其母存摺及印章提款支應；然被告已出嫁台北，何來素討保管、使用上開存摺及印章之必要性？又何況與被告曾任職二信何干？（再者賴弘洲始終亦無法舉證92年7月間曾將本案存摺及印章交付被告。）⒉證人賴弘洲證稱：「93年月2日並未與被告前往第二信用合作社，領取其母存款375萬元。」，要屬不實，蓋證人施博元於偵查中已證述：「93年3月2日的取款憑條比較像係賴弘洲的字，當時應該是賴蕙苓與賴弘洲一起來領款，當時已經下午4點多…。」，由此足證賴弘洲於偵查所為之全部供述，咸不具憑信性，均應不可採。⒊按93.3.2證人賴弘洲與被告前往位於「台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二信文昌分社領款，係其於當日領款時已近下午4時許，已逾領款下午3時30分營業時間，蓋因被告曾任職二信文昌分社，而被告將搭飛機回台北，故經告訴人賴明洲及賴弘洲要求，便於對賴母存款金額之使用，故始要求被告與賴弘洲一同前往將大部存款即375萬元提領，再交由賴弘洲攜回保管運用故也，此又與賴弘洲住於何處，二信又處於何地點及提領款項何干？洵不值一駁。⒋聲請理由又虛構：「證人賴弘洲日前曾前往二信文昌分社查詢本案款項盜領原時，得知被告於盜領當天，更曾經欺騙該分社行員表示，賴陳金菊人在車上！云云，該此事實殊不知從何而來，被告從未此供述，告訴人為何聲請理由要如此虛捏？令人費解。⒌聲請理由又稱：「然查，證人施博元，曾與被告賴蕙苓為男女朋友，又論及婚嫁，其證述是否可信？已非無疑。」，該此虛編理由，顯屬可笑，殊不知被告何時與施博元曾為男女朋友？曾於何時論及婚嫁？被告只不夠曾於20多年前任職二信，而相互認識之同事而已，告訴人豈可率爾揣測乎？告訴人為達聲請准予交付審判之目的，何需虛構該此事實呢？殊不可取。⒍被告之所以與其弟賴弘洲於93.3.2已逾下午3時30分，仍至二信文昌分行領款，係因被告早已遠嫁台北，而身處植物人之母咸由賴明洲、賴弘洲照護，並由賴弘洲以其母二信存款支付其醫療費用、看護費用、生活保持費用，暨賴明洲及賴弘洲始終無業，故咸之其母以存款過活，是便宜起見，賴明洲與賴弘洲始要求將其母全部存款領出，由伊等保管便於使用故也。蓋被告住居台北，當日正巧回台中探視其母，其二位胞弟要求領款時，已逾下午3時30分二信領款營業時間，因被告曾住職該二信文昌分行，與同事間彼此認識，故賴弘洲始要求被告偕同前往，此又有何違反常情、常理耶？⒎聲請理由援引賴弘洲不實證詞：「本案係因98年7月時，被告到醫院說看母親，因為遺產問題發生爭吵，後來伊與賴明洲一同前去二信文昌分社才知道93年3月2日被提領375萬元。」等語，更係不實；按98年7月雙方之母尚未死亡，豈有可能因遺產問題發生爭吵？賴明洲與賴弘洲明知共同決議將375萬元領出，而由伊等保管作為伊等生活費及其母醫療費、看護費等支用，只是邇來該二人仍處無業，生活發生拮据，向被告借貸、需索不成，為達前述目的，即另用此卑劣手段對被告提出告訴，誠令人無法苟同。⒏證人賴弘洲又證稱：「母親賴陳金菊之就醫、生活費及安養中心費用，由坐落台中市○○○街○段○○號房屋，每月約4萬元以為支應。」云云，更屬不實，蓋賴陳金菊於91年3月8日已經為植物人，並於99年2月13日死亡，前後共計約9年，然依告訴人供稱，平均1年之醫療費、看護費、生活保持費用1年約62餘萬元，則經核算9年共需逾558萬元；而倘以上開租金每月4萬元計，則9年共計亦不過432萬元而已，豈足夠花用乎？又何況賴明洲、賴弘洲長期無業，尚需費用過活，試問：該二人會將上開每月4萬元租金，而持之用在其母上開支出嗎？倘賴明洲、賴弘洲不以其母上開存款支付醫療費、看護費及生活保持費用，孰能置信？⑵⒈查賴陳金菊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後，係由證人賴弘洲及其父親一同照顧，賴弘洲父親過世後，主要係由賴弘洲照顧，賴陳金菊之臺中二信文昌分社帳戶之存摺及印鑑章亦係由賴弘洲保管，而賴陳金菊自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後，至99年2月13日病故，此期間大部分均住在安養中心或在醫院治療等情，為證人賴弘洲於原署陳述明確。而此長達9年之期間，賴陳金菊不論住在安養中心或在醫院治療，均須支付大筆醫療費及看護費等。是被告陳稱：當時伊父母是賴弘洲照顧的，印章、存摺等重要物品都是賴弘洲保管的，伊父親生前有說那是伊母親的醫療錢及看護錢等情，應可採信。蓋賴陳金菊上開帳戶內之存款，既係需用於賴陳金菊之醫療費及看護費等，則證人賴弘洲豈有可能將該帳戶之存摺及印鑑章無緣無故交予被告。再依證人施博元於原署證稱：伊記得有一次是賴蕙苓和小弟（按指證人賴弘洲）一起來銀行，是不是這一筆伊不記得等語。惟被告僅有於93年3月2日前去文昌分社提領賴陳金菊上開帳戶內之存款，故證人所稱有一次是被告與賴弘洲一起來文昌分社一情，應可認即係該次提領款項之情形。是被告陳稱：「當時是他們2兄弟同意，要支付母親的生活開銷，因為當時他們2人都沒有收入，要支付看護費、醫療費等開銷，賴弘洲就騎車載伊去二信，當時已4點多，二信也通融讓伊等提領，提領過程是賴弘洲和行員接洽，錢也是交給賴弘洲，賴弘洲拿了取款憑條要伊在背面寫上『賴陳金菊』，伊當時沒有想那麼多，就簽下名字；錢是賴弘洲拿走的，行員直接拿給他，支付在母親的開銷和他們2人沒有工作必需要用的費用；他們有同意要保管大筆的金錢，要支付費用比較方便」等情，亦非完全無據。⒉綜上，則被告於93年3月2日賴陳金菊入住加護病房治療後，因須支付看護費、醫療費等開銷，而與證人賴弘洲一同前去臺中二信文昌分社提領賴陳金菊上開帳戶內之存款，用於賴陳金菊所需各項開銷上，難認被告主觀上有偽造文書之犯意。而該筆款項提領後，究竟係被告或證人賴弘洲取走，二人各執一詞，然賴陳金菊既係由證人賴弘洲照顧，賴陳金菊所需各項開銷亦係由證人賴弘洲支付，而賴弘洲多年來並無因定工作及收入，賴陳金菊所需各項開銷，如非由該筆款項支付，證人賴弘洲應無力負擔；且賴陳金菊上開帳戶存摺及印鑑章係由賴弘洲保管，縱認賴弘洲曾於98年7月間因遺產問題與被告發生爭吵，然之前，從未查詢或質疑該帳戶內之存款有遭提領之情形，亦可見證人賴弘洲應知悉有提領該筆款項及其用途之情形。證人賴弘洲既與提領該筆款項有利害關係，自難僅憑其否認有與被告一同前去領款，即遽認該筆款項係遭被告所盜領。而賴陳金菊既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已無法為意思表示，然其既須支付看護費、醫療費等各項開銷，而聲請人賴明洲與證人賴弘洲等均無力負擔此大筆開銷，是被告與證人賴弘洲前去領取賴陳金菊上開帳戶內之存款，作為賴陳金菊所需之看護費、醫療費等各項開銷之用，應無違反賴陳金菊本人之意思。該此原不起訴處分之判斷，自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殆無疑義。㈣原裁定法院裁准本案交付審判，有違司法院頒定「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應行注意事項」第134點後段：「除認為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否則，不宜率予裁定交付審判。」之規定。⑴按司法院頒定「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應行注意事項第134點規定：「法院受理聲請交付審判之案件，應詳加審核有無管轄權、聲請人是否為告訴人、已否逾十日之期間、有無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等法定要件，及其聲請有無理由。法院於審查交付審判之聲請有無理由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惟其調查範圍，應以偵查中曾發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除認為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否則，不宜率予裁定交付審判。駁回交付審判聲請之裁定，不得抗告；被告對於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則得提起抗告。而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因該案件視為提起公訴，法院允宜於裁定理由中敘明被告所涉嫌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俾使被告行使防禦權，並利於審判程序之進行。」。⑵細繹原裁定理由並未具體指摘原署不起訴處分書理由，係何點或何處及違背何經驗法則？或何論理法則？或何證據法則？蓋查：⒈縱原裁定法院認定：「被告自陳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之取款憑條之上『賴陳金菊』為其所填載，則被告確以93年3月2日，在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文昌分社，偽造賴陳金菊提領375萬元款項意思之取款憑條，堪以認定。」；惟按上揭原不起訴處分書理由，亦已認定：「賴陳金菊即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已無法為意思表示，然其既須支付看護費、醫療費等各項開銷，應無違反賴陳金菊本人之意思，被告並無偽造文書之犯意。」，則不起訴處分書上開所載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⒉原裁定理由認為：「顯見彼時賴陳金菊已無識別能力或意思能力復無縱授權予被告填載取款憑條而領取存款更徵被告在開取款憑條上填載『賴陳金菊』之名字，表示賴陳金菊本人提領款項之意思，實未得賴陳金菊本人同意。」，則觀之上開原審定之推論，反而不符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蓋查，兩造當事人其父生前即已指示伊等應以其父及其母賴陳金菊之存款支付因應賴陳金菊之醫療費、看護費及生活保持費，且該等費用龐大，依告訴人供述每年該等費用支出平均需62餘萬元，則原署不起訴認為，縱認被告在上開取款憑條上填載「賴陳金菊」之名字，應無違反賴陳金菊之意思，何來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⒊原裁定理由業已認定：「原不起訴處分書意旨賴陳金菊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確實需要龐大醫療及看護費用之支出，衡情依當時之時空背景，將銀行存款取出之支付開銷，與常情並無違背等語，固非無見。」，然原裁定既認「固非無見」，而認同原不起訴處分之上開認定「與常情並無違背」，惟又率爾不探究被告是否有偽造並行使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而逕認定「被告未經授權，於上開取款憑條上填載賴陳金菊之名，復交由銀行員而行使之，自屬行使偽造文書。」，原裁定前後認定即有「理由予盾」之違法。⒋原裁定認定：「賴陳金菊之住院等醫療費用，係由位於台中市○○○街○段○○號房屋之房租收入支出等情，業經證人賴弘洲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明確在卷。」，惟查，告訴人賴明洲及證人賴弘洲二兄弟，兩人仍同住於賴陳金菊之舊址，利害關係繁密，伊等之供述，其憑信性本有爭議；尤其兄弟二人自始迄今仍長期無業，更無固定收入；又依告訴人供述，其母賴陳金菊每年平均應支出之醫療費及看護費即應62餘萬元，而依卷附上開房屋租賃契約書所載租金每月僅4萬元（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卷第73頁），則年租金經計算亦不過總計為48萬元（即4萬*12月=48萬），是以上開租金收入，尚需供2兄弟生活所需，又要支付賴陳金菊之醫療費、看護費，豈有足夠？再者，賴陳金菊自91年3月8日成為植物人，迄99年2月13日死亡，共計約9年，依上述，其醫療費、看護費1年平均即應支出62餘萬元，則經核算九年關此必要費用，總計即應支出逾558萬元，則被告所領取之存款為375萬元，用於賴陳金菊之每年醫療費、看護費，原不起訴處分認定「罪嫌不足」，此又有何違反「論理法則」？⒌又依上述， 賴氏 兄弟二人長期無業，無固定收入，需依尚賴其母上開存款過活；另以其母賴陳金菊需長期支付上開醫療費、看護費、生活保持費用，而被告又長期定居台北，不便天天陪伴其母，故賴氏兄弟為便於運用支出，而共同決議將存款全部375萬元提領保管，難認違反社會經驗，誠不應當時被告填寫「賴陳金菊」之姓名，共同提領上開款項，即認定有偽文並行使之主觀犯意，或將款項占為已有。⒍原裁定又認定：「被告提領款項之目的有無直接用以支付賴陳金菊之醫療看、看護費，或是行使偽造之取款憑條後有無收受款項等情，僅係被告有無不法所有意圖，要與行使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無涉，故檢察官認被告所為尚不該當於行使偽造文書，容有誤會。」云云，然查上開原裁定之認定，更顯其裁定自相矛盾及違背論理法則；蓋被告提領款項之目的，倘係直接用以支付賴陳金菊之醫療費用，且所制作之取款憑條後，被告無收受款項，則依社會經驗及論理法則，從客觀上即得認定被告並無偽造並行使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則檢察官認被告所為，尚不該當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豈容有誤會哉？⑶原檢然官不起訴處分理由，最終認定：「綜上所述，尚難僅憑聲請人之指訴，遽認被告有偽造文書犯行。且證人賴弘洲之證述亦與證人施博元之證述不符，難採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況被告嫁到臺北，若賴陳金菊之帳戶於92年7月後都由被告使用，則聲請人賴明洲及證人賴弘洲如何支應大筆醫療、看護等費用。況從93年3月2日提領375萬元至賴陳金菊99年2月13日死亡為止，若平均1年約62餘萬元照顧植物人尚有不足，聲請人賴明洲及證人賴弘洲豈會在98年7月間始發現提領375萬元之情事。
從而，本件之證據資料在證據法則上既可對被告為有利之存疑，而無法依客觀方法完全排除此項合理可疑，且此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並可確信被告犯罪之真實程度，是依罪疑唯輕之刑事訴訟法原則，尚無以上開罪責相繩之餘地。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上開犯嫌，因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該此結論，尚無違背證據法則（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反而原裁定准予「交付審判」之理由，咸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猶如糾正主義之復辟，除難令被告不服外，亦於法不合。從而，為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克制我國「交付審判」之不當制度，誠有依法撤銷原裁定之必要，爰具備理由抗告如上云云。
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聲請人得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定有明文。是法院裁定交付審判，即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而法院裁定交付審判之前提，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或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3項為必要之調查後，確已符合同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即得准許。再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係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有犯罪嫌疑」之起訴條件，並不以被訴之被告將來經法院審判結果確為有罪判決為必要，與同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不同。即以檢察官起訴或經被害人自訴之被告，經法院綜合全案調查之證據審判結果，認為現有犯罪嫌疑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成立犯罪，而諭知其無罪之情形，係屬不同之訴訟程序層次架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549號判決亦同此意旨）。是法院依偵查卷現存之證據，或為必要之調查後，認被告犯罪嫌疑之程度已足提起公訴時，即得裁定准許交付審判，然法院准許交付審判後，仍須經審判程序合法調查證據後，始能決定被告是否成立犯罪，非謂法院准許案件交付審判即認定被告有罪，只能說存有犯罪嫌疑而已，先予說明。
四、經查：本件被告賴蕙苓自陳93年3月2日於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之取款憑條上「賴陳金菊」為其所填載等語（見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卷第54頁反面、103年度偵續字第424號卷第26頁正反面），而被告之母賴陳金菊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92年及94年間重新鑑定，復均認定為植物人等情，有身心障礙者鑑定表、臺中醫院護理記錄各1份在卷可稽（見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卷第7至38頁），顯見彼時賴陳金菊已無識別能力或意思能力，復無從授權予被告填載取款憑條而領取存款。按刑法上所謂偽造私文書罪，以無權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為要件，如果行為人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製作者，固與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不同，而不成立偽造私文書罪。但若無代理權竟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之私文書者，因其所製作者為本人名義之私文書，使該被偽冒之本人在形式上成為虛偽私文書之製作人，對於該被偽冒本人之權益暨私文書公共信用所造成之危害，與直接冒用本人名義偽造私文書無異，自仍應構成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之偽造文書罪，以行為人無製作權而捏造他人名義製作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構成要件，並不以行為人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之動機為必要。且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亦以有生損害之虞即已足，而不必確有損害之發生（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174號判決參照）。是被告於取款憑條上填載「賴陳金菊」之名，交付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之承辦人員辦理提款手續，因而提領款項，使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之承辦人員誤以為被告已經賴陳金菊授權處理帳戶事務，而交付款項，造成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對於存款戶提領款項管理正確性受損，是被告所為，已有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而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不起訴處分書意旨認定：按乙種活期存款戶與金融機關之間為消費寄託關係，第三人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盜蓋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存款，金融機關不知其係冒領而如數給付時，為善意的向債權之準占有人清償，依民法第310條第2款規定，對存款戶有清償之效力（最高法院7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被告持賴陳金菊所有之上開帳戶，臺中二信於核對賴陳金菊原存款印鑑及存摺無訛後，接受辦理提款，係屬善意向債權之準占有人清償，對存款戶有清償之效力，日後亦不生賠償存款之問題，自不足以生對存款帳戶正確管理與否之問題，且因存款已遭提領，無庸支付利息，亦無損害可言等語（見103年度偵字第6684號不起訴處分書第4頁）。惟最高法院7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旨在釐清上開情形下（即第三人持真正存摺並在取款條上盜蓋存款戶真正印章向金融機關提取存款，金融機關不知其係冒領而如數給付時），金融機關對存款戶間之民事責任，並非得以之主張被告未依銀行取款相關作業處理之標準程序辦理，即於取款憑條上填載「賴陳金菊」之名而提領款項，對金融機關均不生損害，是上開不起訴處分書之認定，容有誤會。另104年度上議字第375號處分書意旨認定：賴陳金菊既於91年3月8日經判定為植物人，已無法為意思表示，然其既須支付看護費、醫療費等各項開銷，而聲請人與證人賴弘洲等均無力負擔此大筆開銷，是被告與證人賴弘洲前去領取賴陳金菊上開帳戶內之存款，作為賴陳金菊所需之看護費、醫療費等各項開銷之用，應無違反賴陳金菊本人之意思等語（見104年度上議字第375號處分書第8頁）。而就此部分，原裁定理由亦有說明：「被告提領款項之目的究有無直接用以支付賴陳金菊之醫療費用，或是行使偽造之取款憑條後有無收受款項等情，僅係被告有無不法所有意圖，要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觀犯意無涉，故檢察官認被告所為尚不該當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容有誤會。」等情。因此，抗告意旨所指原裁定理由並未具體指摘原署不起訴處分書理由，係何點或何處及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云云，並非可採。
五、綜上，原裁定依告訴人之告訴及聲請交付審判意旨所指各情，審酌卷內證據資料，認被告賴蕙苓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所定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嫌疑重大，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尚有未洽，因而裁定准許交付審判，已敘述其理由及依憑之證據，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亦與現行實務見解無違。至抗告意旨反覆所指各情均屬是否足以證明其犯罪存否之爭執，所執實體之辯詞，是否可信，仍須經過實質之調查審理始能辨明，非一望即能明顯排除被告涉犯前揭罪嫌。是本件抗告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104年6月22日
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郭同奇
法官廖穗蓁法官許旭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劉文永中華民國104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