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55號刑事判決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255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0年01月13日

裁判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一○○年度台上字第二五五號上訴人 郭國富 選任辯護人 陳正旻 律師（法律扶助）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九年度上訴字第四一八號，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八年度毒偵字第一四○三、一四○四、一四○五、一四二二、一四二三號、九十八年度偵字第一○六四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販賣第一級、第二級毒品部分：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郭國富就販賣第一級、第二級毒品部分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審援引證人 陳昭宗 於偵查中之證言，資為認定上訴人有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證據，惟陳昭宗誤以為上訴人曾於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報警逮捕伊，因而對上訴人懷恨在心，故於偵查中被訊及與上訴人有無仇恨時，伊答稱：「就七月二十七日他（即上訴人）報警察來抓我」等語，則陳昭宗於偵查中之陳述，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而無證據能力，上訴人及辯護人於原審亦予以爭執，原審竟認其證言有證據能力云云，顯與證據法則有違。㈡、原判決援引證人陳昭宗於偵查及第一審中之證詞，暨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認定上訴人有以新台幣（下同）一千元之價格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予陳昭宗，惟依原判決所引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僅見陳昭宗要拿一千元予上訴人，並未提及毒品之種類、數量、金額，或論及販賣海洛因之事實，原審竟認證人陳昭宗之證言與上揭通訊監察內容相符，且就通訊監察內容中有利於上訴人之部分未予調查，亦未於判決理由說明毋庸調查及不予採納之理由，有判決理由矛盾及不備之違誤。同上，原判決援用證人 黃信德 於偵查及第一審中之證詞，暨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認定上訴人分別以一千元之價格二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黃信德，亦有上述判決理由矛盾及不備之違法。㈢、原判決以證人陳昭宗、黃信德分別有施用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之習慣，認其等確有向上訴人購買海洛因或甲基安非他命之必要云云。惟原判決並未詳予記載認定陳昭宗、黃信德有向上訴人購買海洛因或甲基安非他命之必要性及所依憑證據，亦未於判決理由說明所由生之訴訟事項，洵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㈣、施用毒品者，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破獲者，既得獲邀減輕其刑之寬典，為擔保其所為陳述之真實性，自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能資為販賣或轉讓毒品等犯行論罪之依據。原審既認陳昭宗、黃信德均有施用毒品之習慣，依理而言，其等證言之可信性本然偏低，惟原審未依嚴格之證據法則逐一審酌其等證詞是否可採，徒以其等均有施用毒品之習慣，逕認其等所言均屬親身經歷之事實，論斷上訴人有販賣毒品之罪責，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㈤、原審認定上訴人有於九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十五日，均以一千元之代價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點二公克予黃信德，惟對於與前揭毒品交易數量相同之九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之毒品交易情形，僅因黃信德證述當日身上只有九百多元，上訴人表示九百元「沒有關係」等情，即基於罪疑惟輕之原則，認此次交易上訴人並未基於營利之意圖，僅成立轉讓禁藥罪名云云，顯係就證人黃信德之證詞予以割裂審查，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違背證據法則及真實發現主義，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同上，原審亦將證人陳昭宗於偵查、第一審時之證詞，及其與上訴人間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予以割裂審查，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同有違誤。㈥、遍查諸卷證，並無上訴人購入海洛因或甲基安非他命之成本價格之證據，實無從認定上訴人有意圖以較低廉之價格購入海洛因或甲基安非他命後，再以較高之價格出售予陳昭宗或黃信德之事實，亦未扣得任何磅秤或分裝袋，原審認定上訴人主觀上係基於營利之意圖而販賣毒品云云，顯違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㈦、上訴人於原審曾請求勘驗通訊監察監聽錄音，以確認該通訊監察譯文之真實性，詎原審以上訴人於準備程序對於該通訊監察譯文之證據能力未予爭執，即認並無勘驗之必要，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㈧、原判決雖於理由載明：「（前略），且與被告（即上訴人，下同）和證人黃信德於九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十五日之通聯譯文相符（一○六四一號卷一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頁參照）。依前揭通聯紀錄，證人黃信德均係直接與被告聯繫、接觸，過程中均未提及要與被告合資，或請被告再聯繫藥頭之情，因此，被告辯稱係與證人黃信德合資一節，顯係事後卸責之詞。」等語，惟卻未將上訴人與黃信德間該二日之通訊監察譯文之實際內容詳列於判決書中，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㈨、原判決復引證人 黃桂勳 於偵查證稱：有一次與黃信德，在汐止福德二路麥當勞，當時黃信德好像以一千元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語，資為黃信德證述有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佐證，惟黃桂勳所稱：「有一次」、「好像」等語，均屬臆測之詞，並不具證據能力，原審援為論罪科刑之證據，自有違證據法則等語。
惟查：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職權行使之範圍，事實審法院經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於確信，依自由心證之取捨證據，苟其取捨，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違，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為上訴人關於九十八年七月十五日販賣第一級毒品予陳昭宗部分之罪刑（累犯，處有期徒刑十六年）、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罪刑（二罪，均累犯，均處有期徒刑八年）之判決。係以：證人陳昭宗、黃信德、黃桂勳之證詞、通訊監察紀錄（譯文）、陳昭宗、黃信德之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書等證據資料，為綜合之判斷。已詳細敘述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就上訴人否認有販賣毒品犯行云云，其辯詞不可採之理由，予以指駁。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採證或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另查：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定有明文。蓋現行法之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必須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之責，依法有訊問被告、共同被告、告訴人、被害人、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其應踐行之程序又多有保障被告或被害人之規定，證人、鑑定人於偵查中亦均須具結，就刑事訴訟而言，其司法屬性甚高；而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之供述證據，其過程復尚能遵守法令之規定，是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積極上具有某程度之可信性，除消極上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得為證據。故主張其為不可信積極存在之一方，自應就此欠缺可信性外部保障之情形負舉證責任。本件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對於證人陳昭宗在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於原審爭執並無證據能力外，就其所述究有何不具信用性之情況保障而顯不可信之情形，在原審時並未為任何主張，俟上訴本院時，始為前開爭執，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被告或共犯之自白固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然茲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白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施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告之自白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本件原審依據對向共犯陳昭宗、黃信德於偵查及第一審中之證詞，佐以其等與上訴人電話通聯之通訊監察紀錄，及證明陳昭宗、黃信德確有施用毒品惡習之前案紀錄表、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書等證據資料，作為補強證據，認上開補強證據已足以佐證陳昭宗、黃信德等自白之真實性，因而認定上訴人成立犯罪所為論斷，核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縱原判決所引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未見毒品之種類、數量、金額等字眼，或無直接論及販賣毒品之對話，但共犯陳昭宗、黃信德之自白綜合判斷互相契合，已足以認定上訴人之犯罪事實，原審亦予審酌說明，自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㈡、㈣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即不可採。㈢、原判決已於理由
貳、二、㈠及三、㈣內分別說明證人陳昭宗、黃信德有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或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習慣，並舉出其等前揭前案紀錄表、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書作為佐證，因而證明其等確有向上訴人購買毒品之必要性，核無不合。再本件雖無查獲任何與毒品販賣有關之磅秤或分裝袋等物，惟原審依據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本於確信，已分別於判決理由貳、二、㈡及三、㈤內敘明：本案雖因上訴人否認販賣第一級毒品或第二級毒品予陳昭宗、黃信德，並供稱係與陳昭宗、黃信德合資購買毒品，致無法計算出上訴人分別販入與販出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之差價（即營利賺取之淨額）。然參諸我國查緝販賣毒品執法甚嚴，對於販賣海洛因者尤科以重度刑責。又販賣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既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亦無公定價格，且容易分裝並增減份量，而每次買賣之價量，可能隨時依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謹、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販賣之利得，除被告坦承犯行或價量俱臻明確外，委難察得實情，販賣之人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之方式雖異，其意圖營利之販賣行為則同一。因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量微價高，取得不易，販賣者率有暴利可圖，苟非意圖販賣營利，一般人焉有可能甘冒重度刑責而提供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且證人陳昭宗、黃信德亦不知上訴人販入海洛因或甲基安非他命之成本如何，致無法查得販賣之實際利得若干。惟上訴人與陳昭宗、黃信德間並無特別之親屬情誼，且證人陳昭宗、黃信德等證述其等向上訴人購買海洛因或甲基安非他命時，有交付金錢而屬有償行為，參酌上訴人曾施用毒品，當知販賣毒品並非輕罪，如無相當利潤可圖，豈有甘冒遭重刑風險，而將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無償轉讓他人之理？是倘上訴人非有厚利可圖，自無平白費時、費力特意交付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予陳昭宗、黃信德之理，其主觀上顯係基於營利之販賣意圖而為毒品之提供行為，洵堪認定等語，所為論斷，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另原判決亦於理由貳、五內說明：上訴人雖曾於答辯狀中表明應勘驗監聽錄音之真實性云云，惟嗣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未再請求為該項調查，且上訴人於警詢時對監聽譯文內之對話分別為其與黃信德、陳昭宗之對話並不否認，因此認監聽錄音帶無勘驗之必要等語，所為說明亦與卷內資料相符。上訴意旨㈢、㈥、㈦顯非依據判決內容及卷內資料據以指摘，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㈣、原判決援引上訴人與證人黃信德間之通訊監察紀錄，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證據，而無將其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於判決內敘明；另引用證人黃桂勳於偵查所述：黃信德「好像」有以一千元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推測之詞，作為黃信德證述有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佐證，雖略有微疵，惟此尚不影響全案之情節及判決之本旨，上訴意旨㈧、㈨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非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至上訴意旨其餘之指摘，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就證據資料而為不同之評價，且重為事實之爭執，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此部分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二、轉讓第一級毒品、轉讓禁藥部分：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三百九十五條後段規定甚明。上訴人不服原判決論處轉讓第一級毒品、轉讓禁藥二罪之罪刑部分，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三日提起上訴，並先後於同年月十一日、十二日補具上訴理由書，惟對於前開部分均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此部分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一○○年一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陳正庸
法官林秀夫法官林瑞斌法官謝靜恒法官王居財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一○○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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