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594 號
【裁判字號】 106,台上,3594
【裁判日期】 1061130
【裁判案由】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594 號
上 訴 人 李慧卿
選任辯護人 鄧翊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7 日第二審判決（105 年度上訴字第 1184 號；
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 104 年度偵字第 1052 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李慧卿確有如其事實欄所載販賣第一
級毒品予郭宜信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無罪之諭知，改判
論上訴人以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累犯），宣處有期徒刑 15 年
8 月。固非無見。
二、惟查：
刑事訴訟法採嚴謹證據法則，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法院認
定犯罪事實，應依憑證據予以嚴格證明，檢察官身為偵查主
體，負有實質舉證責任，觀諸該法第 154 條第 1 項、第 2 項
及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甚明。而刑事被告，一旦遭認罪科刑
確定，財產、自由甚或生命將被剝奪，不但自身關係重大，
也會影響其相關家人或親戚、朋友的生活種種，豈能輕率、
大意，故同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
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雖屬訓示規定，然藉此開宗明義，不啻耳提面命，實用
心良苦。
近年來，民調顯示司法不受國人信任，原因固或多端，但例
如蘇建和等 3 死囚案、徐自強死刑改判無罪案、蘇炳坤再三
喊冤案，造成國人深刻的不良印象，當有加乘作用。其實深
入檢討，可以發現都是肇因於職司第一線的司法警察（官）
尚未詳實蒐證完成，就草率移送結案所致，而其癥結，無非
過度重視供述證據，卻忽略其可變異性。事實上，翻供是我
國常見的民族性之一，被告、證人，甚至被害人，皆同，一
旦發生，辯護律師無不極力爭執，有時因此可以成為翻案的
絕佳理由。
雖然多年來，各司法警察機關長官無不要求所屬人員，應利
用科學方式，提升辦案能力，也致力培養科技專業人才，並
引進諸多鑑識設備，且可依法聲請通訊監察蒐證，俾憑為供
述證據憑信性的佐證，但基層警員卻猶因襲往昔一味重視供
述證據的辦案態度，致其中偶見利用不正方法進行蒐證，針
對此情，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 項修正規定：「被告之自
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
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第 2 項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
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第 3 項
規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
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
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刻意貶抑被
告自白的證據地位，學理上稱第 1 項為任意性法則，屬信用
性作用，第 2 項為補強法則，係憑信性問題，2 者不同；至
於其他人員，例如對向犯（對向性正犯）、被害人、告訴人
、與被告立場（利害）相反者，在本質上存有較大的虛偽危
險性，或因幼童多具有很高的可暗示性，秘密證人性質特殊
，基於實務經驗累積，唯恐此等人員的陳述可能失真，乃發
展出認為仍應有補強證據，以佐證其供述憑信性之必要性，
學理上稱為超法規補強法則。但其實所有的供述證據，必須
具備任意性，乃基本要求，倘有違反，絕不能賦予證據能力
，嚴重者，應更追究相關人員的各種責任。
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是從事司法實務工作
者都深知的一項鐵律；反之，祇憑一個證據資料，尚不足以
形成正確的心證，亦屬簡單的通識。若司法警察（官）利用
前述強暴、脅迫、詐欺等等不正方法，蒐集供述證據，即難
認適格的證據，如其既係唯一的主要證據資料，卻無其他獨
立的法定證據方法，而所謂的補強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乏足
夠的佐證力道，檢察官仍照單全收、據以起訴，事實審法院
復予支持、採納、判罪，人民如何甘服？
而刑事案件，原則上係以一個被告和一個犯罪事實，作為其
構成內容（刑法的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和刑事訴訟法第 7
條相牽連情形，關涉擴張問題，屬例外），其中，犯罪事實
係指適合於法律所定犯罪構成要件的社會事實，雖不必為精
確的歷史事件，而祇要具備基本的社會事實同一性為已足，
但關於受追訴的對象─「被告」之人別（非指身分基本資料
，而係特定），則一定要完全精確。易言之，縱然確有某一
構成犯罪的社會事件發生，但其行為人究竟是否為被告，控
方（含檢察官、自訴人）負有積極的舉證責任，方足以判罪
處刑，反之，法院仍應為被告無罪諭知。
稽諸卷內訴訟資料，顯示證人即購毒者郭宜信，於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警詢之初，似僅稱係向其行動電話聯絡紀錄中所
示「姐仔」的女子，購買海洛因，並提出該女子的聯絡電話
門號「0000000000」，供警查證，警員則於筆錄製作完成後
，要求郭宜信以其行動電話，撥打該門號聯絡「姐仔」出面
，但無人接聽（見警卷第 6 頁，偵卷第 49 頁，原審卷第 159
頁），迄至偵查、第一審審理時，郭宜信猶未能明確指認上
訴人是否即為前揭所稱綽號「姐仔」之人，則真相如何，攸
關重典，自當查明。
原判決既於理由貳─一─(五)內，指出郭宜信於警局所為犯罪
嫌疑人（上訴人檔案照片）的指認程序，可能受有不當的暗
示，欠缺憑信性的擔保；另證人即目擊毒品交易的警員黃文
位於第一審所為明確指認，亦可能受到其前於偵查中單一指
認上訴人時的知覺記憶所污染，因而排除該等證據方法的運
用（見原判決第 8 頁倒數第 17 行至第 10 頁第 7 行），已見基
層警員的蒐證程序進行，非無可議。從而，郭宜信於偵查、
歷審的證言，僅足作為其有無向「姐仔」之人購買毒品的參
據，然與上訴人是否即為「姐仔」其人，似缺少關聯性。如
此，是否足以憑為認定上訴人確有從事本件毒品交易的證據
？實值探究。
復依卷載資料追溯本案偵查脈絡，似見證人即本案承辦警員
鄭文明最初（103 年 6 月 4 日）向郭宜信詢及販毒者「姐仔
」之人的真實姓名、年籍時，實無所獲，而係歷經數月，始
陸續從吳政霖、李俊逸施用海洛因毒品案件中，得悉亦有綽
號「姐仔（姐阿）」之人涉嫌販毒，乃在吳政霖、秘密證人
A1（按指前揭 2 人中之 1 人；此秘密證人之警詢筆錄和其公
開之警詢筆錄，兩相比對，差異甚大，尤其關於指認販毒者
部分，在偵查中甚且拒絕作證，檢察官因此不採，就此報請
偵辦部分，處分不起訴，餘見後述）的指認下，據以推認上
訴人亦涉本案，才會在事發後 5 個月（即 103 年 11 月 4 日）
，逕赴郭宜信替人助選所在處所，要求郭宜信補行指認程序
，並製作「犯罪嫌疑人指認紀錄表」（以上分見警卷第 6、
8、10、12-17、21-24 頁，原審卷第 143 頁）。然原審傳
喚證人鄭文明作證訊問時，鄭文明就其如何覓取上訴人的資
料及照片，卻稱「太久了已忘記。過程忘記了」（見原審卷
第 142 頁），語焉不詳，其究竟係如何循線查獲上訴人？是
否另有隱情？實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尤其是鄭文明自承相
關指認作業，未依循標準指認程序辦理（見原審卷第 144 頁
），則郭宜信指證陳述之「任意性」、「憑信性」的擔保，
更應補強、探究。
此外，黃文位既於初次偵查作證時，未能從「犯罪嫌疑人照
片」中指認出上訴人，並自承：「因為我看到她距離有點遠
，不太能當場指認出該女子」（見偵卷第 49 頁），嗣於第二
次偵查作證時，才在當場真人、單一指認的情形下，指認上
訴人為其所目擊販毒之人，嗣經審判長質以當時現場所見之
女子的外觀特徵時，略謂：「白髮大概三、四成」（見第一
審卷第 79 頁），不僅與上訴人偵訊所當庭拍攝的照片（見偵
卷第 61 頁）有間，亦與其於第一審審理時，所稱：「上訴人
現在頭髮都是黑色」（見第一審卷第 79 頁；按上訴人當時另
案在監執行，應不可能染髮）不相符合，其前後所證，是否
合於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其偵查指認程序是否
有當，而無瑕疵？當有再行研求之必要。
尤有甚者，黃文位於第一審謂僅承辦「郭宜信持有毒品」案
件，但對於相關之「上訴人販賣毒品」案件部分，最後由何
人承辦，卻推稱不知（見第一審卷第 81 頁），而有與鄭文明
相互推諉之情（見偵卷第 33 頁），是否心虛？誠屬可疑。何
況，上訴人遭警移送、涉嫌分別販賣毒品予吳政霖、李俊逸
、郭宜信，前 2 人部分，終經檢察官查明，認為嫌疑不足，
無從證明，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偵卷第 1；94 頁），果
若無訛，似見承辦警員查案不夠嚴謹，其等憑為推論上訴人
涉犯本案重嫌的指證（即吳政霖、秘密證人 A1），憑信性既
已動搖，事後的追及、指認程序，似又非無瑕疵可指，則前
述證人不利於上訴人的指述，可否逕採？檢察官猶然勉強單
就郭宜信部分提起公訴，第一審判決無罪，原審則予撤銷改
判有罪，諭知重刑（15 年 8 月有期徒刑），反差甚大，既於
毋枉毋縱有關，檢察官是否已盡其舉證責任？上訴人有無獲
得無罪推定的基本人權保障？法院採證認事的證據法則運用
能否達致令人信服、無合理懷疑程度？允宜再三斟酌。
再者，原審既查得該「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之申登人
為「趙三賢」，並非上訴人本人（見原審卷第 280 頁），復
經傳喚趙三賢到庭作證，供明：不知道有該門號，也不認識
上訴人等語（同上卷第 332 頁）；又細繹卷附該「00000000
89」門號的撥出通聯紀錄，既顯示曾於 103 年 6 月 4 日下午
1 時許，與上訴人自承持用的「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有
所通聯（同上卷第 290 頁），可見該「0000000000」門號持
用人，似乎另有其人，則原審據此認定持用該「0000000000
」行動電話門號者，即係上訴人本人，是否符合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似有再行研求之餘地。
另據鄭文明於原審審理中，供稱：附卷郭宜信手機的通聯紀
錄（按指原審卷第 152 頁；按非由電訊公司提供），係根據
其手機通話紀錄抄出等語，然如前述，郭宜信於警詢後，應
警所求，撥打該「0000000000」門號，聯絡「姐仔」未果，
則該筆通聯紀錄，當然會在郭宜信手機最後 10 通撥出的紀錄
內，但得否因此逕行執為郭宜信證述購毒經過、來源可信的
補強證據，似亦值慎酌。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事實既尚欠明確，本院無從為其法律適用是否適當之判斷
，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97 條、第 401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許 錦 印
法官 王 國 棟
法官 李 釱 任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4 日
刑事案件，原則上係以一個被告和一個犯罪事實，作為其構
成內容（刑法的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和刑事訴訟法第 7 條
相牽連情形，關涉擴張問題，屬例外），其中，犯罪事實係
指適合於法律所定犯罪構成要件的社會事實，雖不必為精確
的歷史事件，而祇要具備基本的社會事實同一性為已足，但
關於受追訴的對象ˇ「被告」之人別（非指身分基本資料，
而係特定），則一定要完全精確。易言之，縱然確有某一構
成犯罪的社會事件發生，但其行為人究竟是否為被告，控方
（含檢察官、自訴人）負有積極的舉證責任，方足以判罪處
刑，反之，法院仍應為被告無罪諭知。
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61 條。
【裁判日期】 1061130
【裁判案由】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594 號
上 訴 人 李慧卿
選任辯護人 鄧翊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7 日第二審判決（105 年度上訴字第 1184 號；
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 104 年度偵字第 1052 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李慧卿確有如其事實欄所載販賣第一
級毒品予郭宜信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無罪之諭知，改判
論上訴人以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累犯），宣處有期徒刑 15 年
8 月。固非無見。
二、惟查：
刑事訴訟法採嚴謹證據法則，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法院認
定犯罪事實，應依憑證據予以嚴格證明，檢察官身為偵查主
體，負有實質舉證責任，觀諸該法第 154 條第 1 項、第 2 項
及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甚明。而刑事被告，一旦遭認罪科刑
確定，財產、自由甚或生命將被剝奪，不但自身關係重大，
也會影響其相關家人或親戚、朋友的生活種種，豈能輕率、
大意，故同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
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雖屬訓示規定，然藉此開宗明義，不啻耳提面命，實用
心良苦。
近年來，民調顯示司法不受國人信任，原因固或多端，但例
如蘇建和等 3 死囚案、徐自強死刑改判無罪案、蘇炳坤再三
喊冤案，造成國人深刻的不良印象，當有加乘作用。其實深
入檢討，可以發現都是肇因於職司第一線的司法警察（官）
尚未詳實蒐證完成，就草率移送結案所致，而其癥結，無非
過度重視供述證據，卻忽略其可變異性。事實上，翻供是我
國常見的民族性之一，被告、證人，甚至被害人，皆同，一
旦發生，辯護律師無不極力爭執，有時因此可以成為翻案的
絕佳理由。
雖然多年來，各司法警察機關長官無不要求所屬人員，應利
用科學方式，提升辦案能力，也致力培養科技專業人才，並
引進諸多鑑識設備，且可依法聲請通訊監察蒐證，俾憑為供
述證據憑信性的佐證，但基層警員卻猶因襲往昔一味重視供
述證據的辦案態度，致其中偶見利用不正方法進行蒐證，針
對此情，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 項修正規定：「被告之自
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
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第 2 項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
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第 3 項
規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
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
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刻意貶抑被
告自白的證據地位，學理上稱第 1 項為任意性法則，屬信用
性作用，第 2 項為補強法則，係憑信性問題，2 者不同；至
於其他人員，例如對向犯（對向性正犯）、被害人、告訴人
、與被告立場（利害）相反者，在本質上存有較大的虛偽危
險性，或因幼童多具有很高的可暗示性，秘密證人性質特殊
，基於實務經驗累積，唯恐此等人員的陳述可能失真，乃發
展出認為仍應有補強證據，以佐證其供述憑信性之必要性，
學理上稱為超法規補強法則。但其實所有的供述證據，必須
具備任意性，乃基本要求，倘有違反，絕不能賦予證據能力
，嚴重者，應更追究相關人員的各種責任。
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是從事司法實務工作
者都深知的一項鐵律；反之，祇憑一個證據資料，尚不足以
形成正確的心證，亦屬簡單的通識。若司法警察（官）利用
前述強暴、脅迫、詐欺等等不正方法，蒐集供述證據，即難
認適格的證據，如其既係唯一的主要證據資料，卻無其他獨
立的法定證據方法，而所謂的補強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乏足
夠的佐證力道，檢察官仍照單全收、據以起訴，事實審法院
復予支持、採納、判罪，人民如何甘服？
而刑事案件，原則上係以一個被告和一個犯罪事實，作為其
構成內容（刑法的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和刑事訴訟法第 7
條相牽連情形，關涉擴張問題，屬例外），其中，犯罪事實
係指適合於法律所定犯罪構成要件的社會事實，雖不必為精
確的歷史事件，而祇要具備基本的社會事實同一性為已足，
但關於受追訴的對象─「被告」之人別（非指身分基本資料
，而係特定），則一定要完全精確。易言之，縱然確有某一
構成犯罪的社會事件發生，但其行為人究竟是否為被告，控
方（含檢察官、自訴人）負有積極的舉證責任，方足以判罪
處刑，反之，法院仍應為被告無罪諭知。
稽諸卷內訴訟資料，顯示證人即購毒者郭宜信，於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警詢之初，似僅稱係向其行動電話聯絡紀錄中所
示「姐仔」的女子，購買海洛因，並提出該女子的聯絡電話
門號「0000000000」，供警查證，警員則於筆錄製作完成後
，要求郭宜信以其行動電話，撥打該門號聯絡「姐仔」出面
，但無人接聽（見警卷第 6 頁，偵卷第 49 頁，原審卷第 159
頁），迄至偵查、第一審審理時，郭宜信猶未能明確指認上
訴人是否即為前揭所稱綽號「姐仔」之人，則真相如何，攸
關重典，自當查明。
原判決既於理由貳─一─(五)內，指出郭宜信於警局所為犯罪
嫌疑人（上訴人檔案照片）的指認程序，可能受有不當的暗
示，欠缺憑信性的擔保；另證人即目擊毒品交易的警員黃文
位於第一審所為明確指認，亦可能受到其前於偵查中單一指
認上訴人時的知覺記憶所污染，因而排除該等證據方法的運
用（見原判決第 8 頁倒數第 17 行至第 10 頁第 7 行），已見基
層警員的蒐證程序進行，非無可議。從而，郭宜信於偵查、
歷審的證言，僅足作為其有無向「姐仔」之人購買毒品的參
據，然與上訴人是否即為「姐仔」其人，似缺少關聯性。如
此，是否足以憑為認定上訴人確有從事本件毒品交易的證據
？實值探究。
復依卷載資料追溯本案偵查脈絡，似見證人即本案承辦警員
鄭文明最初（103 年 6 月 4 日）向郭宜信詢及販毒者「姐仔
」之人的真實姓名、年籍時，實無所獲，而係歷經數月，始
陸續從吳政霖、李俊逸施用海洛因毒品案件中，得悉亦有綽
號「姐仔（姐阿）」之人涉嫌販毒，乃在吳政霖、秘密證人
A1（按指前揭 2 人中之 1 人；此秘密證人之警詢筆錄和其公
開之警詢筆錄，兩相比對，差異甚大，尤其關於指認販毒者
部分，在偵查中甚且拒絕作證，檢察官因此不採，就此報請
偵辦部分，處分不起訴，餘見後述）的指認下，據以推認上
訴人亦涉本案，才會在事發後 5 個月（即 103 年 11 月 4 日）
，逕赴郭宜信替人助選所在處所，要求郭宜信補行指認程序
，並製作「犯罪嫌疑人指認紀錄表」（以上分見警卷第 6、
8、10、12-17、21-24 頁，原審卷第 143 頁）。然原審傳
喚證人鄭文明作證訊問時，鄭文明就其如何覓取上訴人的資
料及照片，卻稱「太久了已忘記。過程忘記了」（見原審卷
第 142 頁），語焉不詳，其究竟係如何循線查獲上訴人？是
否另有隱情？實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尤其是鄭文明自承相
關指認作業，未依循標準指認程序辦理（見原審卷第 144 頁
），則郭宜信指證陳述之「任意性」、「憑信性」的擔保，
更應補強、探究。
此外，黃文位既於初次偵查作證時，未能從「犯罪嫌疑人照
片」中指認出上訴人，並自承：「因為我看到她距離有點遠
，不太能當場指認出該女子」（見偵卷第 49 頁），嗣於第二
次偵查作證時，才在當場真人、單一指認的情形下，指認上
訴人為其所目擊販毒之人，嗣經審判長質以當時現場所見之
女子的外觀特徵時，略謂：「白髮大概三、四成」（見第一
審卷第 79 頁），不僅與上訴人偵訊所當庭拍攝的照片（見偵
卷第 61 頁）有間，亦與其於第一審審理時，所稱：「上訴人
現在頭髮都是黑色」（見第一審卷第 79 頁；按上訴人當時另
案在監執行，應不可能染髮）不相符合，其前後所證，是否
合於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其偵查指認程序是否
有當，而無瑕疵？當有再行研求之必要。
尤有甚者，黃文位於第一審謂僅承辦「郭宜信持有毒品」案
件，但對於相關之「上訴人販賣毒品」案件部分，最後由何
人承辦，卻推稱不知（見第一審卷第 81 頁），而有與鄭文明
相互推諉之情（見偵卷第 33 頁），是否心虛？誠屬可疑。何
況，上訴人遭警移送、涉嫌分別販賣毒品予吳政霖、李俊逸
、郭宜信，前 2 人部分，終經檢察官查明，認為嫌疑不足，
無從證明，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偵卷第 1；94 頁），果
若無訛，似見承辦警員查案不夠嚴謹，其等憑為推論上訴人
涉犯本案重嫌的指證（即吳政霖、秘密證人 A1），憑信性既
已動搖，事後的追及、指認程序，似又非無瑕疵可指，則前
述證人不利於上訴人的指述，可否逕採？檢察官猶然勉強單
就郭宜信部分提起公訴，第一審判決無罪，原審則予撤銷改
判有罪，諭知重刑（15 年 8 月有期徒刑），反差甚大，既於
毋枉毋縱有關，檢察官是否已盡其舉證責任？上訴人有無獲
得無罪推定的基本人權保障？法院採證認事的證據法則運用
能否達致令人信服、無合理懷疑程度？允宜再三斟酌。
再者，原審既查得該「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之申登人
為「趙三賢」，並非上訴人本人（見原審卷第 280 頁），復
經傳喚趙三賢到庭作證，供明：不知道有該門號，也不認識
上訴人等語（同上卷第 332 頁）；又細繹卷附該「00000000
89」門號的撥出通聯紀錄，既顯示曾於 103 年 6 月 4 日下午
1 時許，與上訴人自承持用的「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有
所通聯（同上卷第 290 頁），可見該「0000000000」門號持
用人，似乎另有其人，則原審據此認定持用該「0000000000
」行動電話門號者，即係上訴人本人，是否符合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似有再行研求之餘地。
另據鄭文明於原審審理中，供稱：附卷郭宜信手機的通聯紀
錄（按指原審卷第 152 頁；按非由電訊公司提供），係根據
其手機通話紀錄抄出等語，然如前述，郭宜信於警詢後，應
警所求，撥打該「0000000000」門號，聯絡「姐仔」未果，
則該筆通聯紀錄，當然會在郭宜信手機最後 10 通撥出的紀錄
內，但得否因此逕行執為郭宜信證述購毒經過、來源可信的
補強證據，似亦值慎酌。
三、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事實既尚欠明確，本院無從為其法律適用是否適當之判斷
，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97 條、第 401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洪 昌 宏
法官 吳 信 銘
法官 許 錦 印
法官 王 國 棟
法官 李 釱 任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4 日
刑事案件，原則上係以一個被告和一個犯罪事實，作為其構
成內容（刑法的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和刑事訴訟法第 7 條
相牽連情形，關涉擴張問題，屬例外），其中，犯罪事實係
指適合於法律所定犯罪構成要件的社會事實，雖不必為精確
的歷史事件，而祇要具備基本的社會事實同一性為已足，但
關於受追訴的對象ˇ「被告」之人別（非指身分基本資料，
而係特定），則一定要完全精確。易言之，縱然確有某一構
成犯罪的社會事件發生，但其行為人究竟是否為被告，控方
（含檢察官、自訴人）負有積極的舉證責任，方足以判罪處
刑，反之，法院仍應為被告無罪諭知。
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61 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