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18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03月09日
裁判案由：妨害風化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一一八０號
上訴人甲○○選任辯護人 黃怡瑜 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風化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二年度上更㈡字第六五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緝字第二二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其中所謂之「監控」，係指監視控制而言，即應將被害男女置於行為人實力監管控制之下，如派人看管被害人而控制其行動自由等。而該條文另包含「脅迫」、「恐嚇」等拘束被害人意思自由之行為態樣，則所謂之「監控」應不包括意思自由遭拘束等之情形在內。原判決將被害人遭受心理監控認係前開條文所稱之「監控」，於法有違。又依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上訴人係以介紹工作為由，誘騙被害人Ｅ女簽立賣身契，違反被害人之意願而與他人為性交。然原判決所載之「誘騙」行為，其與心理監控及前開條文所稱之「監控」，均有未合。且縱認上訴人有被害人指稱：「『姐夫』（即上訴人）恐嚇我，如果我要回去，要還新台幣（下同）一百萬元，而且還要付利息，並警告我，如果跟客人借電話偷打回家，還要還一萬元，所以我只好留在豐原賣淫」之犯行，上訴人本件行為之態樣亦該當於前開條文之恐嚇、脅迫，而與前開條文所稱之「監控」有間。原判決遽以上訴人以心理監控之方式，遂行其共同意圖營利，以監控之方法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為常業之犯行，於法有違。㈡、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利用被害人教育程度不高，急於謀生自立而缺乏警戒心，於民國八十八年二月十六日，以介紹工作須訂約為由，在桃園縣某地誘騙被害人簽立載明須從事性交易工作一年，否則須罰款一百萬元之賣身字據；於理由欄援引被害人指稱：……二月十六日於「姐夫」家中，「姐夫」只問伊認不認識字，伊告訴他不認識字，不知道「姐夫」拿的那份資料是什麼……等情。則被害人之無知識一節，係原判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然原審就上情未予調查，於法有違。又原判決事實欄記載被害人急於謀生自立而缺乏警戒心，上訴人以介紹工作須訂約為由，誘騙被害人簽立賣身契等情，然被害人所指述之內容並未提及上情，原判決事實欄為上開認定記載，於法有違。㈢、被害人或稱：上訴人載伊至豐原慶祝生日，或又改稱：上訴人說要帶伊到豐原工作；被害人指稱：……堂姊 小蘭 （即 曾彭 ○美）說，簽下合約就必須做……等情，足見曾彭○美就被害人簽下合約一事知情，然曾彭○美證稱：伊不知道也未見過被害人簽下賣身契；依被害人所供述之內容，足見被害人係經由巫○茹之告知，始知其所簽下之文件係賣身契，然被害人又指稱係經由曾彭○美之告知，始知所簽立之文件係賣身契；被害人供稱：伊與曾彭○美無何親戚關係，然曾彭○美證稱：被害人是伊姪女，叫伊阿姨等語。參照被害人之父供稱：……被害人被伊碰到時，都是她一個人；證人李○儒、陳○欽供稱：被害人曾單獨去美容等；證人鍾○花、黃○淑供稱：曾與被害人一同出遊等情。足見被害人行動自由未受限制，被害人不利上訴人指稱各情並非事實，原判決援引被害人之供述為判決之基礎，於法有違。㈣、被害人於警詢中指稱係「姐夫」之人，於第一審審理中指稱係「 小莊 」之人，與其簽約並帶其至豐原接客。於原審或又指稱：伊叫上訴人「叔叔」，足見被害人供稱「姐夫」、「小莊」之人並非上訴人，原審就上情未詳予調查釐清，於法有違等語。
惟查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共同意圖營利，以監控之方法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為常業（累犯）犯行，係以訊據上訴人坦承：介紹被害人至王○宏夫妻經營之私娼寮從事性交易工作等情是實。上訴人雖否認有何前揭犯行，辯稱：伊介紹被害人至王○宏處工作，並未因而獲得任何好處等語。然查上訴人確有前揭犯行，業據被害人先後於警詢、檢察官偵查及事實審法院審理中指述甚詳，並核與巫○茹於檢察官偵查中供承：伊與伊先生有限制被害人自由，老板（即上訴人）交代不能讓被害人出去；陳○田的工作是招呼客人，幫忙看住小姐；被害人是 阿龍 （即上訴人）帶來的，交代不要讓他跑掉；除被害人是被迫外，其他人沒有被迫；與被害人簽約的是上訴人。王○宏於檢察官偵查中供承：伊與巫○茹共同經營私娼寮等情，並對於巫○茹相關供述內容，陳稱沒有意見等語。巫○茹、王○宏於檢察官偵查中並指認上訴人即係帶被害人至該處賣淫之人，於原審更審前並明確供稱：上訴人即係被害人姊夫，伊等所稱「老闆」、「 阿志 」、「阿龍」即指上訴人等情相符。堪認被害人不利上訴人指述各情確屬事實。依證人即承辦警員 蔡連味 供述救援被害人經過情節，及相關偵查報告、勘驗現場圖、台中縣治安會報受理民眾檢舉違法違規專線電話紀錄簿影本等資料以觀，倘被害人行動完全自由，其未受監控並有意願從事性交易，則被害人儘可自由離去私娼寮，何須輾轉透過客人向新竹縣善牧基金會請求警方救援；另被害人指稱於八十八年二月十六日，被騙訂立期限一年之賣身契，對照其向善牧基金會求救時，亦稱該賣身契於八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屆滿；被害人性交易所得由上訴人與巫○茹、王○宏，依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方式分配，業據巫○茹、王○宏、被害人、林○玲分別供述明確，堪認上訴人確有營利意圖且以之為常業；被害人正值甫滿十八歲之青春歲月，且與巫○茹、王○宏、陳○田三人素不相識，亦未積欠上訴人債務，苟其心理及身體未受監控，實無在私娼寮以每次五十元代價，每日與不詳男客為二十餘次性交易之理。益證被害人不利上訴人指述各情確屬事實。又王○宏供稱：上訴人帶小雪（即被害人）來，……伊分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給上訴人；「阿志」、「阿龍」是指上訴人；被害人老闆是上訴人；被害人有時叫上訴人「老闆」，有時叫「姊夫」等情。堪認「 小龍 」、「阿志」、「阿龍」、「老闆」、「姊夫」等均係指上訴人。至證人李○儒、陳○欽供稱：被害人曾單獨去美容或做頭髮；證人鍾○花、黃○淑供稱：曾與被害人一同出遊；證人董○英、林○玲證稱：被害人行動自由未遭限制；被害人之父供稱：被害人被伊碰到時均係她一個人等語。然依林○玲所供述之內容，被害人在王○宏處從事性交易工作，每月僅能於經期中放假一日，放假日時亦須待在王○宏經營之私娼寮；又私娼寮為控制被迫賣淫者之行動自由，除身體監視外常併予心理上之牽控，始足以使受監控者不敢擅自逃離。而參酌被害人指稱：伊簽一紙賣身契約給上訴人，上訴人告訴伊不可以回家，也不可以跟客人借電話，否則要給他一百萬元及利息，伊因為有簽合約，如果不做完，跑了被抓回來會更慘等情，堪認被害人除身體受到監視外，並因自認已簽書據給上訴人而被迫賣淫，復因畏懼逃跑遭抓回之後果更為嚴重，其心理上併受牽控，而未敢採取積極逃離行動。李○儒、陳○欽、鍾○花、黃○淑、董○英、林○玲上開證述各情，均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另上訴人原審選任辯護人雖為其辯稱：被害人於八十八年從事性交易曾遭警查獲，經新竹縣政府社會課送交教養機構收容習藝，惟被害人均脫逃自行返回王○宏經營之私娼寮，足見被害人未遭監控賣淫云云。然參照被害人所供述之內容及其心理上受上訴人等之牽控，堪認其因自認做不滿一年須賠款一百萬元，復認契約尚有數月即將期滿，乃勉強返回私娼寮從事性交易，實際上並無從事性交易之意願，上訴人原審選任辯護人上開辯解各語，並不能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雖辯稱：本案並未扣得被害人賣身字據，且被害人供述簽具賣身契之地點前後不一，被害人不利伊之供述並非實在等語。然上訴人顯無可能提出對其不利之賣身契，尚不得以未曾扣得該賣身契即謂該賣身契不存在。又被害人指稱其確簽具賣身契與上訴人等情，核與巫○茹供稱：和被害人簽約的是上訴人；王○宏復供稱：伊認為上訴人與被害人間有契約關係，所以未直接將錢拿給被害人等情相符。另對照被害人先後指述各情，其就簽立賣身契之地點並無何不合之處。上訴人否認辯解各語無非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等情，予以綜合判斷。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意圖營利，以監控之方法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為常業（累犯）罪刑，已於判決內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按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敍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又供述證據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證據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從而供述證據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亦非證據法則所不許。原判決綜合上述各項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乃其採證認事調查職權之合法行使，不容任意指為違法。上訴意旨㈢擷取被害人及相關證人等供述之片段，任意指摘被害人指述各情並非實在，原判決以被害人之指述為判決基礎，於法有違云云，並非有據。原判決援引被害人指稱：……伊向上訴人說不識字，上訴人叫伊在合約書上簽寫姓名，「小莊」（即上訴人）說要帶伊到豐原工作，但伊不知道是叫伊從事性交易，所以就跟上訴人下來豐原（原判決第四頁第十三至十四行）等情，據以認定被害人教育程度不高，急於謀生自立而缺乏警戒心，上訴人於八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在桃園縣某地以介紹工作須訂約為由，誘騙被害人簽立賣身契等情，並非無據，並無上訴意旨所稱理由不備之違法。被害人指稱：上訴人載伊至豐原慶祝生日，或稱：上訴人說要帶伊到豐原工作等情，係就其被害事實前後相關情節為供述，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理由矛盾云云，並非有據。原判決論述私娼寮為控制被迫賣淫者之行動自由，除身體監視外常併予心理上之牽控，始足以使受監控者不敢擅自逃離。而參酌被害人指述各情，堪認被害人除身體受到監視外，並因自認已簽書據給上訴人而被迫賣淫，復因畏懼逃跑後遭抓回之後果更為嚴重，其心理上併受牽控，而未敢採取積極逃離行動，因認上訴人所為係犯意圖營利，以監控之方法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為常業罪，並非無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援引被害人指稱：「『姐夫』（即上訴人）恐嚇我，如果我要回去，要還一百萬元，而且還要付利息，並警告我，如果跟客人借電話偷打回家，還要還一萬元，所以伊只好留在豐原賣淫」等情，係說明上訴人係以上開方式遂行其對被害人之心理牽控，使被害人因而不敢採取積極逃離行動，上訴意旨㈠任意指摘，並非有據。按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不採納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該證據倘予採納或經調查所能證明者，得以推翻原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得據以為不同之認定而言。如非事理所必然，或係無從調查之證據方法，即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縱未調查，或未於理由特加說明，均與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不相適合。原判決援引被害人供述各情，認定被害人教育程度不高等情，並非無據；原判決已說明「姐夫」等多種綽號及稱呼均係指上訴人，且原審縱就上訴意旨所載各情為調查，亦非即能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尚不得任意指摘原審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況原審於最後審判期日問上訴人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上訴人並未回答，且原審並已依上訴人選任辯護人之聲請再傳喚被害人、曾彭○美到庭調查（原審卷第九十八至一０八頁）。而本院為法律審，上訴人在本院又為此爭執，自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之合法上訴第三審理由。上訴意旨徒憑己意或就原判決已有說明之事項，或就原審判斷證據證明力之合法職權行使，漫指其違法，重為單純事實上之爭執，難謂係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九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董明霈
法官張祺祥法官呂永福法官黃正興法官陳東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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