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7年上訴字第151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11月11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7年度上訴字第1518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7年度審訴字第1761號中華民國97年8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38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甲○○係全方衛公寓大廈維護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方衛公司）派駐「文化師苑社區」之總幹事，於其任職期間受「文化師苑社區」第二任主任委員 蔡哲禮 之委託保管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之大、小印章，其明知非經蔡哲禮之許可，不得以「文化師苑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文化師苑管委會）之名義對外為意思表示。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96年1月11日，盜用文化師苑管委會大印之印文，以文化師苑管委會之名義，並以迅依違反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條例第4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文化師苑社區」住戶 王又民 處以罰鍰之內容，致函「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致生損害於文化師苑管委會及住戶乙○○。因認被告甲○○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0條偽造文書之罪嫌。
二、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另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就原審判決所引用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表示無意見，並同意引為證據（見本院卷第31頁），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被告對於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既已知其情，均未聲明異議，本院認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證據。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但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據，必須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始得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倘若犯罪事實之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審理事實之法院即應盡職權調查證據，澄清此項合理之懷疑，使之達於可得確信之程度，方為適法，否則仍不能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斷（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亦已明揭其旨。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亦著有判例。
四、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甲○○（下稱被告）涉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罪嫌，係以：㈠證人即告訴人乙○○、證人即當時文化師苑管委會主任委員蔡哲禮之證述，㈡「文化師苑社區」96年6月份管理委員會座談會議記錄暨該認為偽造之文化師苑管委會96年1月11日文字第0111號函文（下稱第0111號函文）為主要論據，固非無見。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上揭時間擔任全方衛公司派駐「文化師苑社區」之總幹事，惟堅決否認有何偽造文書之犯行，辯稱：上開管委會96年1月11日文字第0111號函文不是我發的，印章也不是我蓋的，我從未保管社區管委會印章，起訴書指稱偽造之函文，該用印係銀行領款章，蔡哲禮不可能交他人保管，且我不會使用電腦，不可能製作該函文逕自用印發送等語。經查：
㈠公訴意旨所載被告盜用文化師苑管委會「大印」之印文，經
核96年度他字第1182號偵查案卷第62、63頁所示該管委會大、小印文樣式，與上開起訴被告盜用之印文相較，應係文化師苑管委會「小印」之印文之誤，先予敘明。
㈡本件上開第0111號函文發文日期為96年1月11日，當時被告
任職全方衛公司，派駐在「文化師苑社區」擔任總幹事職務，社區主任委員為住戶蔡哲禮，該函文使用印文，確為「文化師苑社區」之「小印」等情，業據被告自陳在卷，核與證人乙○○、蔡哲禮於原審到庭證述情節相符（見原審卷二第20-21頁），足堪認定屬實。
㈢告訴人乙○○雖提告指稱被告係本件盜蓋上開印文之人，然
其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依上開判例意旨，尚難僅憑其指訴而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查證人乙○○（即告訴人）於原審到庭證述：被告多次經手社區公文之張貼，且常為公文上之聯絡人，惟被告是否受主委委託保管該社區管委會之大小印文，並不知情等語（見原審卷第19頁背面），可知告訴人乙○○所告上情，並非其親身見聞之事實，而係個人主觀之推測，已難令人置信。而被告擔任管理公司派駐社區總幹事，衡情協助張貼社區公告，充當聯絡人，本屬其職務行為，亦與一般公寓大廈管理員之職務並無不同，是證人乙○○（即告訴人）所指訴情節，尚不足採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㈣證人蔡哲禮於原審到庭證述：本件「第0111號函文」上之用
印雖為真正，但非其自己發送，亦未授權被告或他人發文，但伊會不定時將社區管委會的小印章交給被告保管等語（見原審院卷第20頁及背面）。惟證人蔡哲禮擔任該社區管委會主委，處理社區庶務，兼管該社區財產，自負有相當責任。且依證人蔡哲禮所述，其交付被告保管之印章，除用以發文外，尚為該社區管委會向銀行領款所用之印章，則該印章之重要性不言可喻，衡情證人蔡哲禮自會自行謹慎保管，以免遭他人盜用，致社區存於銀行之款項遭人盜領，乃其竟謂曾將該極為重要之印章交與被告保管，憑添無法預測之風險，難謂合於常情。雖證人蔡哲禮於偵查中另供稱：印章本來應該由主委保管，因其為公務員，平時公務繁忙，故委託被告保管印章，授權蓋印，但僅限於看過的公文等語（見97年偵字第3808號卷第39頁）。然倘公文仍須主委即證人蔡哲禮親自看過始發出，則由其自己保管印章，看過公文後親自蓋印，應毫不費事，且亦屬較有效率及便利之作法。乃證人蔡哲禮捨此不為，竟將重要之印章交由被告保管，是其此項陳述，亦不合常理。是證人蔡哲禮是否確曾將該社區管委會印章交由被告保管一情，自有疑議。
㈤又被告既為全方衛公司派駐文化師苑社區之人員，一般情形
，固須依派任公司與公寓大廈管委會契約之約定，決定其工作內容，但管理人員協助社區管委會處理各項雜務，仍屬社會之一般常情。但無論如何，管理公司派駐之人員，既非社區住戶，只須忠於職責，善盡本分，對於社區庶務如何決定，本無直接利害關係。則被告有無擅自發文之動機，亦屬有疑。何況依證人即被告公司之經理 蔡永富 於原審到庭證稱：被告前為全方衛公司之專員，在公司內部服務約有3年期間，有關文書處理都是用速記方式，被告應不會使用電腦等語（見原審卷第23頁及背面），則被告辯稱伊不會使用電腦，不能製作該函文逕自用印發送等語，亦非無據。又本件縱認蔡哲禮曾圖一時之便，將該社區管委會之印章交由被告保管，但證人蔡哲禮亦僅證稱曾將該印章交被告保管，始終未指證被告有盜用該印章發文之情事，而被告復無擅自發出該第0111號函文之動機及必要，則本件自亦不能排除另有他人擅自利用機會加以盜用之情形，尚難遽認被告即為盜用該管委會印章發文之人。
㈥綜上所述，本件卷存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未經授權盜用上
開印章發文之行為，告訴人所指尚難認與事實相符，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從而，公訴人所持之前開論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致無法採為有罪之認定，尚難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基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被告犯罪自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等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甲○○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7年11月11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洪兆隆
法官李政庭法官陳志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7年11月11日
書記官盧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