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8號
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黃聖雄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聖雄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聖雄於民國112年9月17日12時許，在其位在高雄市路○區○○路000號之住所內（下稱本案處所），見其女 黃子純 未得同意即帶同告訴人 葉仲宸 進入本案處所，因而心生不滿，並與告訴人及黃子純發生衝突（被告此部分所涉犯行，業經本院以113年度易字第222號判決，復經檢察官提起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4年度上易字第136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詎被告竟基於誣告之不確定故意，先於112年9月17日12時43分許，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竹滬派出所，向員警對告訴人提出竊盜之告訴（下稱第1次提告），嗣被告返回本案處所後未久，復接續於同日15時7分許，承前同一犯意，在上開派出所，再次向員警對告訴人提出竊盜之告訴，並具體誣指告訴人竊取其置於本案處所皮包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下稱第2次提告），嗣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後，認告訴人犯罪嫌疑不足，而以112年度偵字第20099號（下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葉仲宸於警詢時之證述（含告訴人前案以被告身分所為之供述）、證人黃子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含黃子純於前案所為之證述）、檢察官勘驗筆錄、員警密錄器影像畫面擷圖、員警職務報告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前往上開派出所，向員警對告訴人提出竊盜之告訴，惟堅詞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伊案發當日從本案處所2樓下樓時，就發現告訴人及黃子純在本案處所1樓，發生衝突之後，伊就發現皮包內的現金不見了，經清點後為3萬元，即合理懷疑是告訴人所竊取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9月17日12時許，在本案處所與告訴人及黃子純發生衝突，復先後於同日12時43分許、15時7分許，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竹滬派出所，向員警對告訴人提出竊盜之告訴，指稱告訴人竊取其皮包內之現金3萬元，嗣經橋頭地檢署偵辦後，認告訴人犯罪嫌疑不足，而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訴卷第6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見偵一卷第11頁至第13頁、第53頁至第55頁；偵二卷第7頁至第8頁）、證人黃子純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判程序中（見偵一卷第21頁至第23頁；偵二卷第9頁至第11頁、第55頁至第57頁；訴卷第151頁至第166頁），證人即現場員警 王寬榮 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見訴卷第167頁至第172頁）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前案不起訴處分書、檢察官勘驗筆錄、員警密錄器影像畫面擷圖、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35頁、第59頁至第60頁；偵二卷第79頁至第87頁），且經本院勘驗屬實，有本院於審判程序之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訴卷第171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檢察官所提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而向員警誣告之故意
⒈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以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為構成要件，故該項犯罪，不特須指出其具體事實，足以使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且須「明知」其為虛偽，具有故意構陷之情形始能成立，若係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或係所告尚非全然無因，衹因缺乏積極證明致被訴人不受訴追處罰者，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申訴人本缺乏誣告之故意，自難成立誣告罪名。是以，誣告罪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誣告之直接故意（即確定故意）為必要；若僅為間接故意（即不確定故意）或過失，尚不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6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誣告罪應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直接故意，始足當之，公訴意旨既認本案被告所為係基於不確定故意，依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即無從遽以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相繩。
⒉證人王寬榮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證稱：被告於伊到現場時，即一再表示告訴人竊取其財物，伊有詢問被告遭竊何物，被告至第1次提告筆錄做完後均沒有說告訴人偷了什麼東西，表示要回去清點，後來才又回到派出所做第2次提告筆錄，具體指稱告訴人竊取其皮包內之現金3萬元等語（見訴卷第168頁至第171頁），復觀諸本院於審判程序中勘驗員警密錄器影像畫面內容略以，員警到場時，被告對員警迭稱「告訴人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進入我的房子，還拿我的東西」，經員警詢問被告遭竊何物後，被告復稱「這麼多萬不見了啦」、「你（按：指告訴人）進去是想要拿什麼」、「你（按：指告訴人）有經過我同意嗎」等情，有本院審判程序勘驗筆錄、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訴卷第171頁；偵二卷第83頁至第87頁）。由上可知，被告於案發當下係向員警表示告訴人疑似進屋行竊，並未具體指稱遭竊何物，嗣被告返家清點財物後，至派出所為第2次提告時，始明確指稱告訴人竊取其皮包內之現金3萬元，此亦與員警於112年9月17日、113年3月19日歷次職務報告所述情節相吻，有上開職務報告在卷可考（見偵一卷第35頁；偵二卷第79頁），可見被告並非於案發當下即向員警任意指摘，係於返家清點後，始向員警具體指稱遭竊何物，足認被告並非故意虛構不實事實，無端指訴告訴人。
⒊證人黃子純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證稱：伊案發當日係與告訴人一同至本案處所，由伊拿門外鞋櫃裡之鑰匙開門，事前並無先知會被告，且伊與告訴人進入本案處所後，並不知道被告在家，係被告從本案處所2樓下樓後，才看到伊與告訴人，被告與告訴人曾經有見過面，但伊不清楚被告對告訴人還有沒有印象，案發時伊與被告已經好幾年沒有住在一起，與被告關係並不親密，也沒什麼互動等語（見訴卷第159頁至第163頁、第183頁至第186頁），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伊有見過黃子純父親，但不認識，案發當日伊陪黃子純至本案處所，由黃子純拿放在鞋櫃之鑰匙自行開門，開門時僅有伊與黃子純在場，過不到2分鐘，被告才從本案處所2樓下樓等語（見偵一卷第53頁至第54頁）。由上開證述互核可知，黃子純於案發時並未與被告同住在本案處所，且與被告之關係鮮有互動，被告與告訴人更僅為一面之緣，並不熟識，案發當日被告並不知悉黃子純欲返家，係黃子純自行拿鞋櫃之鑰匙開門，與告訴人一同進入本案處所，嗣被告從本案處所2樓下樓時，方知悉黃子純與告訴人在本案處所1樓。基此，被告既與黃子純鮮有互動，更不認識告訴人，且案發時黃子純亦非住在本案處所，而被告係在不知情之情況下，自本案處所2樓下樓後，始發現黃子純與告訴人在本案處所1樓，衡情對於突然有不認識之人進到家中，當會感到訝異，亦對於其等如何進來？為何進來？何時進來？等問題產生疑問，是被告因而認為告訴人有竊盜行為，尚難排除係出於懷疑或誤會所致，要難逕認被告主觀上有誣告之故意。
⒋至案發當日進入本案處所者，雖有告訴人及黃子純等2人，被告卻僅有向員警對告訴人提告一節，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均稱：伊並不確定所短少之現金是告訴人或黃子純拿的，伊只是合理懷疑為告訴人所竊取，因為伊相信黃子純應該不會偷拿伊的錢等語（見偵一卷第65頁至第67頁；審訴卷第41頁；訴卷第68頁），可知被告雖與黃子純關係較為疏離，然仍堅信其女兒並不會偷拿其財物，方僅對告訴人提告，此舉亦非顯不合理，尚難徒憑被告未對黃子純提告之舉，即認被告之指述全係出於憑空臆測，而有誣告之故意一情，附此敘明。
⒌從而，本案依檢察官所提之證據，以及現有之卷內證據觀之，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而向員警誣告之故意。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復查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涉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被告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應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葦怡提起公訴，檢察官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瑋珍
法 官 洪欣昇
法 官 陳凱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