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8年上訴字第756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8年07月28日
裁判案由：誣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8年度上訴字第756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選任辯護人洪千琪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290號中華民國98年4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330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明知於民國97年4月17日，在高雄市○鎮區○○路○○○號帝國廣場大廈管理室，因其所有停放在大廈之機車遭人破壞一事，質問管理員 簡英臺 ，因而引起雙方惡言相向之際，該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丙○○並未在場為任何助力，僅因事後丙○○處理結果未如其意，竟萌生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之犯意，於97年6月3日至同年月10日間之某時，在不詳處所，撰寫刑事告發狀後郵寄予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收受，該刑事告發狀內容除告發簡英臺涉犯傷害未遂及恐嚇罪外，並虛構事實向該署檢察官誣指：「甲○○（應為「丙○○」）與簡英臺2人一丘之貉，顯有共謀犯意，甲○○顯已觸犯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犯罪」云云，以此不實之事項，對丙○○提出傷害未遂及恐嚇之刑事告發，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丙○○犯罪，因認被告乙○○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另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就原審判決所引用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表示無意見，並同意引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2頁），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被告對於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既已知其情，均未聲明異議，本院認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證據。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但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據，必須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始得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倘若犯罪事實之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審理事實之法院即應盡職權調查證據，澄清此項合理之懷疑，使之達於可得確信之程度，方為適法，否則仍不能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斷（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判例亦已明揭其旨。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亦著有判例。
四、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乙○○涉有上開誣告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乙○○之供述；㈡證人丙○○（即告發人）及 陳李金 𦋐之證述；㈢被告乙○○於97年6月10日向檢察官提出之刑事告發狀1紙等證據資料為其論據，固非無見。訊據被告乙○○堅詞否認有何上開誣告犯行，辯稱：我沒有虛構事實，我因不懂法律的意義，我認為丙○○包庇簡英臺，所以認為他們是共犯，我告他們共犯是我誤會法律的意義，我不是誣告丙○○，也不是虛構事實，是因不懂法律等語（見原審卷第28頁、本院卷第20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之告發狀有寫到丙○○的具體行為，及被告的機車被多次破壞之後，丙○○沒有任何處理，被告主觀上認為丙○○是大樓主委，既不處理且幫管理員說好話，所以是幫助犯，被告不是讀過法律的人，不可能那麼詳細瞭解法律的幫助犯的定義等語。經查：
㈠被告乙○○確實於97年6月10日向檢察官提出刑事告發狀，
內容除載明其於97年4月17日因其停放在大廈中庭之機車遭破壞，而與大廈管理員簡英臺發生爭執之經過外，另載明：「轉請曾姓主委（按即告發人丙○○）處理，曾員故計重施，消極應對，對更換管理員及賠償損失一概不提，僅以『自行調整車位』應付了事，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列職掌為無物」、「查曾員向本大樓住戶反映，涉及簡員負面事項均以積極力挺辯護，或消極不理會之態度處理，所經不合理事項不祗一起，識者均一致公認，二人一丘之貉，一為掩護粉飾，一為投桃報李，告發人將曾、簡二被告顯有共謀之犯意，建議與『妨害名譽』乙案併案處理（按該案已經檢察官以97年度偵字第19214號不起訴處分確定）」、「簡英臺管理員顯已觸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傷人未遂恐嚇罪，甲○○（按應係『丙○○』之誤繕）主委顯已觸犯刑法第卅條幫助他人犯罪者」等語，為被告所不否認，且有上開刑事告發狀1紙在卷可稽【見97年度他字第4379號卷（下稱檢卷二）第1至3頁】，應堪採認。
㈡按誣告罪之成立，以告訴人所訴被訴人之事實必須完全出於
虛構為要件，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告訴人本缺乏誣告之故意，亦難成立誣告罪名；又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而為虛偽之告訴告發報告者為要件。所謂虛偽係指明知無此事實故意捏造而言，若告訴人誤認有此事實或以為有此嫌疑，自不得指為虛偽，即難科以本罪，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92號及40年台上字第88號分別著有判例。準此，若告訴人或告發人並非虛構事實，僅係對於法律規範之誤解及事實之誤認，而本其誤認而提出申告，即難謂其有何誣告之故意，亦難以誣告罪相繩，合先敘明。
㈢經查，經原審質諸被告乙○○於另案提出告發時於偵查中供
稱：我要對被告2人（即丙○○、簡英臺）提出告訴，告傷害未遂，時間是97年4月17日上午11點30分左右，在公正路
182號管理室內，簡英臺意圖毆打我，但我沒有受傷，因為他沒打到我，並咆哮：你要告就告等語，也要告恐嚇，時間、地點一樣，恐嚇內容就是你要告就告等語。要告丙○○是因他包疪簡英臺作上開的行為等語（見檢卷二第5、6頁），另於本件誣告案件之警詢、偵查時均供稱：我不認識丙○○，我們是鄰居，我有向丙○○及簡英臺等2人提出傷害及恐嚇之告訴。因為我所有之機車停放在我居住大樓裡面，在97年4月17日11時30分許遭到破壞，我就問簡姓管理員，我的車子遭到破壞，你有無看見，簡姓管理員就回答我說：我沒有義務幫你看車子，就告訴我說要告你就去告，其中簡姓管理員就出手推我，當時丙○○不在場，之後我就向丙○○主委報告，問 曾某 為何不把 簡某 換下，曾某就在開會時直說我機車去更換位置就好，也未談到賠償問題，我認為丙○○身為主委，還幫管理員欺負住戶，有違他當主委之職責，我告傷害是簡英臺，我告丙○○包庇及瀆職【見警卷第2至4頁、97年偵字第33098號（下稱檢卷一）第5、6頁】，而證人即告發人丙○○於警詢中則供稱：我擔任帝國廣場管委會主委，97年4月17日12時30分在高雄市○鎮區○○路○○○號我返家用餐，管理員簡英臺跟我報告住戶乙○○說機車停放一樓停車場被破壞，並說要對簡英臺提出告訴，當天我都沒有跟乙○○見面或接觸等語（見警卷第5、6頁），另外，證人即大廈管理員簡英臺則於偵查中供稱：我是該大樓的管理員，告訴人乙○○向我說他的機車被破壤，我跟他說：劉先生，不會吧。告訴人說一直跟我說：不要碰我。我並沒有打告訴人，但因劉先生一直說要跟檢察官講，所以我才說要告就去告等語（見檢卷二第5頁背面），而證人即案發當時在場目擊之清潔工陳李金𦋐於偵查中證稱：我在帝國廣場大樓當清潔工，97年4月17日上午11點半在大樓管理室附近，當時我在吃飯、看電視，我聽到簡英臺及乙○○在講話很大聲，因為乙○○要簡英臺去看，他被破壞的車子，我沒聽到有像打架的聲音，我只聽到講話很大聲的聲音，沒有聽到如恐嚇般的話語，只有講話很大聲，丙○○當時沒在場，他去上班，不知他與本案有何關係，現場也沒有其他人等語（見檢卷二第11頁背面）。本院觀諸上開被告乙○○及證人丙○○、簡英臺、陳李金𦋐之供述內容，足認於97年4月17日上午11時30分許，在該帝國廣場大樓管理室附近被告與簡英臺發生爭執時，告發人丙○○確實並未在場，而對照被告於97年6月10日向檢察官提出刑事告發狀內容及其於另案提出告發時於97年6月18日偵查中所告發內容，除其所敘明與大廈管理員簡英臺發生爭執之經過均與上開證人丙○○、簡英臺、陳李金𦋐之供述內容相符外，亦均未提及告發人丙○○在場抑或為任何幫助他人犯罪之行為，顯見被告乙○○上開刑事告發狀及言詞告發內容，均僅係就案發當日之事實加以描述，並無任何虛構之處，就此已與誣告罪之要件不符；再參以被告於刑事告發狀中直指「曾員故計重施，消極應對，對更換管理員及賠償損失一概不提，僅以『自行調整車位』應付了事，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列職掌為無物」等情，亦顯然係就告發人丙○○執行該帝國廣場大廈主任委員職務表達不滿之意，而認為丙○○執行主委職務不力，誤認執行主委職務不力亦屬違背法令，益徵被告係誤解刑法第30條幫助犯之規範意義，其僅係對於法律規範之誤解，而本其誤認而提出本件申告，是被告所辯：我不是誣告丙○○，也不是虛構事實，我是不懂法律，認為丙○○包庇簡英臺，所以是共犯等語，均屬有據，依據上開最高法院判例意旨，自難以誣告罪之刑罰相繩。
㈣綜合上述，足認被告乙○○於97年6月10日向檢察官提出刑
事告發狀內容及其於另案提出告發時於偵查中所告發內容，均非出於虛構，僅係誤解法律規範之內容，要與誣告罪構成要件不符。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從而，公訴人所持之前開論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致無法採為有罪之認定，尚難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基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誣告之犯行，被告犯罪自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乙○○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8年7月28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洪兆隆
法官李政庭法官陳志銘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華民國98年7月28日
書記官黃琳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