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89年易字第30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89年06月13日
裁判案由：侵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三ОО號
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庚○○選任辯護人吳莉鴦右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五一九八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庚○○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概括之犯意，先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受告訴人己○○之委託，代為出售送子白玉觀音、玉雕絲瓜、古玉吉祥獸、玉雕九層珠、玉雕螯喜珠、玉雕彌勒佛墜子、老玉手環、龍鳳玉佩各一件、紅寶耳環、白玉環各二只等玉器一批，價值約新台幣（下同）一百餘萬元，嗣被告庚○○竟將該批玉器侵占入己。同年月二十一日，被告庚○○又將原持有己○○所交付，事後同意返還之丙○○名義、面額三十萬元、發票日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之第0000000號支票侵占入己，拒不返還告訴人己○○。被告庚○○另於同年十二月底某日，將告訴人己○○交其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侵占入己，拒絕返還告訴人己○○。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侵占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又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確實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六號判例著有明文。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又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依法雖有自由判斷之權，然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仍不能以此資為積極證據應予採信之理由，最高法院亦著有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００號及三十年上字第四八二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侵占罪嫌，係以右揭事實，業據告訴人己○○指訴綦詳，核與證人丁○○、甲○○證述情節相符，並有被告書立之委託代售書、收據各一紙附卷足稽，是其所辯，顯係卸責之詞為其主要依據。
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上開侵占之犯行，辯稱：告訴人於八十七年十月初向伊借貸五十萬元，稱數天後即可歸還，伊遂委託證人甲○○將五十萬元之現金交付給告訴人，告訴人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左右，交付發票人為其女兒丙○○之二張支票給證人甲○○再轉交給伊，金額分別是二十萬元、三十萬元，告訴人委託伊出售玉器，並要伊出售後用來扺償上開五十萬元之借款，伊總共賣得五萬元，並有將此事告知告訴人，且用來繳付信用卡款項，告訴人委託我賣時有證人甲○○在場；又上開三十萬元之支票遭退票，告訴人另外交付發票人為戊○○之八十六萬支票一張，但該票已被退票，雙方約定由被告持該票向案外人戊○○請求清償，然戊○○表示未欠告訴人債務，乃經由告訴人之同意，被告才將戊○○之支票交還給戊○○，是告訴人仍未清償伊三十萬元之借款，則伊留置該紙支票，自是合法有據；又於八十七年間告訴人有交給伊一部機車，作為幫她辦事時代步之用，但該部機車於八十七年七月間在伊住處失竊，伊因非機車所有人，故無法報案，但有告知告訴人，請她報案，伊沒有侵占等語。
四、經查：
（一）告訴人雖陳稱：其所有之上開玉器價值一百餘萬元云云，並提出委託代售書一紙附卷（見偵查卷第九頁），惟證人甲○○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偵查時結證稱：告訴人委託被告代售玉器時，伊有在現場，委託代售書是當天寫的，是有委託書上所列之玉器，當時這些玉器是以報紙包起來的，當時告訴人只說該批玉器賣了後，要扺告訴人欠被告之五十萬元，當時告訴人說這些玉器值一、二百萬元，被告說沒有這些價值，被告說有出售時會跟告訴人說，但玉器出售時伊沒有在場等語。又其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本院審理時到庭結證稱：「八十七年一十月十三日簽委託書時我有在場，在臺中市○○街告訴人二樓住處。告訴人當時說要以出售玉器的價金抵銷五十萬之借款，不夠的部分再另外清償。那些玉器都是用報紙包裝，只有一件人像是用玻璃裝的。」、「（對你在偵查中所述有何意見？）實在，告訴人有說玉器價值一、二百萬，被告說不值這個價格，並說若有一、二百萬元就叫告訴人自己去賣，之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證人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並無矛盾齬齟之處，當可採信。是可知上開玉器其大部分係以報紙包裝，與有百萬價值之玉器，必以堅固之容器盛裝以免受碰撞而破損之社會常情不符，且被告於交貨時即有質疑上開玉器之價值，而告訴人復無法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是其交予被告之玉器是否有上開價值，令人生疑。
（二）被告雖提出其與證人丁○○間之玉器質押收據一紙附卷（見偵查卷第六十七頁），證明其所交付給被告之玉器有一百餘萬元之價值，又證人丁○○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偵查時雖證稱：伊有向告訴人借款，並拿一批約有二、三十件之玉器去給告訴人質押，價值四百多萬元，伊不知道告訴人委託代售之玉器，是否為伊交給告訴人質押之玉器，如果是的話，單就白玉觀音一尊就價值三十多萬元，這些玉器如果是伊質押之物品，價值應為六、七十萬元，伊質押給告訴人時，有將玉器之價值分別寫上等語。惟依該玉器明細表與告訴人所提出之委託代售書經仔細核對，除紅寶耳環之名稱相符外，並無第二組之玉器相同，而證人丁○○亦無法肯定其交給告訴人之玉器，是否即為其請被告託售之玉器，且證人丁○○所言均為個人臆測之詞，自不能據此作為認定告訴人託售物品之價值，況依證人丁○○個人經驗所認定之價值亦係僅六、七十萬元，與告訴人所言有一百餘萬元價值出入甚大，是均無證據足認上開玉器有百萬餘元之價值。告訴人既委託被告出售上開玉器，縱告訴人認其委託代售之玉器有百萬餘元之價值，但委託代售時並未約定出售價值，倘其認被告以五萬元之價格出售，致告訴人受有損害，此亦僅為告訴人是否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問題，尚非屬刑事侵占罪之範疇。
（三）被告辯稱：告訴人於八十七年十月初向伊借貸五十萬元，稱數天後即可歸還，伊遂委託證人甲○○將五十萬元之現金交付給告訴人，告訴人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左右，交付發票人為其女兒丙○○之二張支票給證人甲○○再轉交給伊，金額分別是二十萬元、三十萬元，屆期無法兌現之事實，業據證人甲○○到庭證稱：「被告借給告訴人的五十萬元是我送過去的，告訴人開的兩張支票也是我交給被告的，後來我有聽到被告跟我說那兩張票跳票。」等語，並有上開支票二張及退票理由書四張附卷可稽，被告此部分辯詞當可採信，被告與告訴人間確有五十萬元之債權債務關係存在。又上開二張支票退票後，被告持該二紙支票向告訴人請求清償，告訴人以案外人戊○○向其借款八十六萬元未清償為由，交付發票人為戊○○之金額為八十六萬元，但已退票之支票一張，要被告持該退票向案外人戊○○換取現金或支票，如能取得款項，被告須於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前將前開三十萬元之支票，交還給告訴人以便辦理退票註銷，不足額即由告訴人另行簽發本票清償給被告，然被告持票去向案外人戊○○請求，其陳稱未欠告訴人任何債務，並要求被告返還該紙支票，經被告向告訴人查詢後，告訴人同意被告將戊○○簽發之支票返還給戊○○等情，有被告簽名之切結書一紙附於本院卷可按，而告訴人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偵查時亦陳稱：八十七年十二月四日被告寫給伊之切結書內，他有寫到伊本來欠他五十萬元，其中一張三十萬支票抵銷戊○○給他的十萬元，尚欠面額三十萬元之支票一張等語，其內容除就案外人戊○○是否有給付十萬元部分不同外，其餘部分均屬相同，縱有十萬元抵銷之事，告訴人仍積欠被告三十萬元，告訴人既未清償上開債務，被告自得保有上開支票以作為將來請求清償之依據，難認其有不法所有之意圖。
（四）關於被告被訴機車侵占部分，證人乙○○證詞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只記得丙○○跟我說被告跟她講說摩托車遺失，我就跟她說趕緊去報案，丙○○就說我媽媽跟我說車子還在被告家裡，其餘部分我就不清楚。」，告訴人亦陳稱：「被告之前擔任我的助理，我有借被告一台機車使用，後來他告訴我車子失竊，要我報警。」（見本院八十九年三月七日審判筆錄），均可證明被告確有告知告訴人及其女兒 盛姍姍 有關機車失竊之事，被告辯稱：其有將機車失竊之事告知告訴人等語，洵非虛詞。告訴人雖亦陳稱：「事後我在他住處看到我的機車，被告即以我欠錢未還為理由，不歸還我機車。」云云，但其就該部機車仍在被告住處，並由被告使用之情形，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證明之，難認其陳述與事實相符。告訴人若因機車遭竊而受有損害，自應尋民事訴訟途徑尋求賠償，惟被告並未將上開機車變易持有為所有之行為，尚與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五、綜上所述，被告被告前揭辯詞，洵非虛詞。從而，被告之行為，依首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與侵占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侵占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上揭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志明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法官楊真明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須附繕本)。
書記官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