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親字第2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13年05月28日
裁判案由：確認收養關係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13年度親字第2號原告甲○○住○○市○○區○○○00號訴訟代理人乙○○被告丙○○訴訟代理人丁○○
戊○○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收養關係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由
一、按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類或乙類家事訴訟事件，由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之一方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他方為被告；前項事件，由第三人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雙方為共同被告，其中一方已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家事事件法第39條定有明文。確認收養關係存在事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1項第4款之甲類家事訴訟事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甲○與其養父己○○間之收養關係存在，因訟爭身分關係之一方即己○○於民國52年4月20日死亡，有戶籍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47頁），原告以生存之他方即甲○為被告，依前揭規定，其當事人即為適格。
二、次按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分別為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及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著有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庚○○之曾孫，欲辦理庚○○所遺土地之繼承登記，惟庚○○之孫甲○日據時期戶籍資料登載為己○○之媳婦仔（童養媳），光復後之初設戶籍登記為己○○之養女，惟甲○之現行戶籍謄本無養父母之登載，甲○與己○○間是否有收養關係未明，致庚○○所遺之土地無法辦理繼承登記，而有私法上地位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參照前揭法律規定、判例意旨及說明，原告自有即受本件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故原告自得提起本件確認收養關係存在之訴。
三、原告起訴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庚○○之曾孫，欲辦理庚○○所遺土地之繼承登記，惟庚○○之孫甲○於日據時期戶籍資料登載其名為「辛○○」，生父「壬○○」（即庚○○之子）、生母「癸○○」，於日據時期昭和14年（即民國28年）4月23日以「養子緣組」入籍己○○戶內，續柄細別欄記載「長男己○○媳婦仔（即童養媳）」，並更名為「子○○」，光復後在己○○戶內初設戶籍登記為己○○之養女，並更名為「甲○」，惟甲○之現行戶籍謄本無養父母之登載，甲○與己○○間是否有收養關係未明，致庚○○所遺之土地無法辦理繼承登記，為早日辦畢庚○○之遺產繼承登記，爰提起確認之訴，請求確認被告甲○與己○○間之收養關係存在等語。
四、被告答辯其為賴家之人，其從未被簡家人收養，亦無繼承簡家遺產等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㈠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除本施行
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於臺灣光復前之日據時期臺灣地區之親屬事件，應依當地之習慣決之，而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亦不適用當時日本民法之規定（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例意旨、85年度台上字第2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日據時期之戶口調查簿既為日本政府之公文書，其登記內容自有相當之證據力，如無與戶口調查簿登載內容相反之事實存在，就其所登載之事項應有證據力（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次按日據時期臺灣省人民有關親屬繼承事項不適用日本民法
之規定，依當地之習慣決之；光復前當地之習慣養媳（媳婦仔）通常係以將來婚配於收養人家男或養子為媳為目的，與養家僅有姻親關係，並無擬制血親關係，其法律上之性質與養女有別，對養家財產不得繼承，而與其本生父母之間，則互有繼承之權利（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476號、75年度台抗字第508號、80年度台上字第913號裁判意旨參照），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38條亦明定媳婦仔縱本姓上冠以養家之姓，其與養家僅有姻親關係，並無擬制血親關係。
㈢再按修正前之民法第1079條規定：「收養子女，應以書面為
之。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不在此限。」，是如未以書面為收養者，需養家自幼以子女身分予以撫養為本意，方符合該條但書規定之收養要件，否則均需具備書面，始能成立收養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36號判決意旨參照）；則光復後養家有意將媳婦仔之身分變更為養女者，應依民法第1079條規定辦理，並向戶政機關申報為養女，否則不能認其具有養女身分，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1條亦有明定。
㈣原告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庚○○之曾孫，庚○○之孫甲○於日據時期
戶籍資料登載其名為「辛○○」，生父「壬○○」（即庚○○之子）、生母「癸○○」，於日據時期昭和14年（即民國28年）4月23日以「養子緣組」入籍己○○戶內，續柄細別欄記載「長男己○○媳婦仔（即童養媳）」，並更名為「子○○」，光復後在己○○戶內初設戶籍登記為己○○之養女，並更名為「甲○」，惟甲○之現行戶籍謄本無養父母之登載等情，有親屬（繼承）系統表、花蓮○○○○○○○○○112年9月28日花市戶字第1120003319號函、戶籍登記簿、日據時期戶籍資料、被告甲○之個人戶籍資料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3、29至30、35、39、143、147、157頁），並未據被告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㈤查上述被告甲○之日據時期戶籍資料可知（見本院卷第143頁
），甲○係日據時期昭和12年（即民國26年）3月15日生，父：壬○○，母：癸○○，核與甲○之個人戶籍資料相符（見本院卷第157頁）；又上開甲○之日據時期戶籍資料事由欄記載「昭和拾四年（即民國28年）四月貳拾參日養子緣組入籍」，續柄細別欄記載「長男己○○媳婦仔（即童養媳）」，並更名為「子○○」，足見甲○乃係己○○為子婦目的所養入之異姓養媳，依上揭規定及說明，己○○與甲○間僅成立姻親關係，並無成立收養關係即擬制血親關係甚明。
㈥復上開花蓮○○○○○○○○○函說明欄第三點載明，甲○登記為己○○
之媳婦仔後，未與養家男子結婚，且甲○生父母於日據時期昭和18年（即民國32年）間死亡後，未有甲○經己○○收養之記載，又己○○於35年11月1日初設戶籍登記時，雖將甲○記載為戶長簡壽之孫，親屬細別亦載有己○○養女等字樣，然與收養事件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不符等語（見本院卷第29至30頁），且被告甲○亦到庭陳稱「（問：你是簡家的人，或賴家的人？）賴家；我沒有被簡家的人收養」、「（問：有無繼承簡家的遺產？）沒有」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88至189頁），而甲○從未與簡家之人結婚，有上開甲○之日據時期戶籍資料、光復後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足憑，則甲○與己○○間養媳關係業已消滅，甲○之個人戶籍資料亦清楚記載「無養父母」（見本院卷第157頁），而原告迄今未提出證據證明甲○由簡家之媳婦仔身分轉換成養女，則原告主張甲○與己○○間之收養關係存在，實不足採。
㈦綜上所述，被告甲○與己○○間僅有養媳之姻親關係，而兩人間
之養媳關係因甲○未與己○○家中男子結婚，於光復後與他人結婚而當然消滅，是原告起訴確認被告甲○與己○○間之收養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
家事法庭法官周健忠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
書記官陳佩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