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訴字第91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0年06月28日
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0年度訴字第91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癸丑55歲民.選任辯護人蔡奉典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9年度偵字第262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柯癸丑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柯癸丑係宇威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稱宇威旅行社）之司機；在民國98年2月25日晚間，經由「九達國際人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達公司）業務人員 林聖修 之通知，前往苗栗縣○○鎮○○路○段○○巷○○號之「華鴻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鴻公司），將遭華鴻公司解僱之越南籍勞工DANGVANHUNG（中文名： 鄧文雄 ）、NGUYEN
DUCTHANH（中文名： 阮德成 ）、NGUYENHOANGVIET（中文名： 阮黃越 ）、NGUYENVANQUANG（中文名： 阮文光 ）、PHUNGTHETAI（中文名： 馮世財 ）及PHANVANGIAP（中文名： 潘文甲 ）6人（原起訴事實僅陳列前5位被害人，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100年3月29日審理期日時更正起訴書之記載，增列被害人潘文甲）載往宇威旅行社所設、位於臺中市○○路○○○號14樓之18之宿舍房間。自98年2月26日凌晨2時起，被告將鄧文雄等6人反鎖在房間內，以此非法方法限制鄧文雄等6人之行動自由。98年2月26日同日中午，被告將鄧文雄等6人載往苗栗縣政府勞工處（下稱勞工處）協調勞資糾紛，當日因協調不成，被告復於當日下午將鄧文雄等6人載回上址宿舍，持續將鄧文雄等6人拘禁於房間內。迄98年2月27日中午，鄧文雄等6人始乘機逃脫。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參照）。另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參照）。
三、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又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該證人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自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309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詰問權係指訴訟上當事人有在審判庭輪流盤問證人，以求發現真實，辨明供述證據真偽之權利，屬於人證調查證據程序之一環；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資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適格，性質上並非相同。是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偵查中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對質，係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詰問對質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資以補正（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6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告訴人阮文光、阮黃越、鄧文雄、阮德成、馮世財警詢中之陳述與偵查中經具結後所言相符（參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17824號偵查卷宗二，第79至91頁，以下稱桃檢偵卷），辯護人既未證明告訴人5人於偵查中之證述存有不可信之情況，是其5人於偵查中之證述自具證據能力。又告訴人5人於偵查程序中所為之陳述，雖均未予被告在場行使反對詰問權，但本院已分別於100年3月29日、4月19日審判期日傳訊阮文光、阮黃越、鄧文雄、馮世財到庭具結作證，並經當事人行交互詰問程序，已予被告行使反對詰問之機會，證人阮文光、阮黃越、鄧文雄、馮世財之陳述已經踐行合法調查程序，揆諸上開說明，不得以阮文光、阮黃越、鄧文雄、馮世財在偵查程序中陳述當時，未經被告行使反對詰問權，即一概認欠缺證據能力。而阮德成雖未於本院審判時到庭具結證述，致使辯護人及被告就此部分之無從為對質詰問權程序，然因辯護人未證明告訴人阮德成前於偵查之證述有何不可信之情況，且因阮德成已返國而難以到庭，故亦不影響阮德成於偵查中證述之證據能力，自可為本院審酌之依據。又證人 張裕焯 之證詞，內容若為其聽聞阮神父轉述之話語，則屬傳聞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惟若係證稱其所屬之教會處理本案告訴人5人案件之經過情形，乃證人張裕焯本身之經歷，而我國刑事訴訟法所指傳聞證據乃指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陳述，證人張裕焯就其本身經歷在本院陳述作證，即非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
（二）文書證據，如以物之存在或性狀為證據之證據方法，屬非供述證據；如以其所記載的內容為證據之證據方法，則為供述證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294判決意旨參照）。現場示意圖所描繪之案發現場與周圍環境簡圖，係用以證明被害人6人遭被告限制行動自由之情形，並經證人阮黃越到庭證稱係告訴人阮德成所繪製，核其性質確屬被告以外人之於審判外之供述，應屬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
（三）本案下列引用之其他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後述所引用證據之證據能力皆無疑義，合先敘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妨害自由罪嫌，係以證人即告訴人5人及證人張裕焯之證言、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照片6張為認定被告犯罪之主要證據。被告坦承其受宇威旅行社雇用而擔任司機一職；於98年2月25日晚間，宇威旅行社接獲九達公司員工林聖修之通知，故令其與 馮大綱 一同到華鴻公司接領6位越南籍外勞至上開宿舍，其中5位為本案之告訴人；隔日即98年2月26日中午，其與馮大綱再將該6名外勞送至苗栗縣勞工處進行調解，約至當日下午5、6點時，又始將該6名外勞接回上址宿舍；到98年2月27日中午，被害人6人才藉故乘坐計程車離去等語。惟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妨害自由犯行，辯稱：其僅係提供上開宿舍予被害人6名外勞居住，其並未將上開宿舍之外門反鎖，6名被害人始終可自由進出，至於上開宿舍外門上疑似有加裝於門框上之孔洞跡象，非其所為等語。經查：
（一）本案檢察官未舉出充分證據證明系爭宿舍之外門有反鎖之可能性。
1.證人即告訴人阮文光、阮黃越、鄧文雄、阮德成及馮世財分別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於居住於上開宿舍期間，被告有將告訴人5人及潘文甲反鎖於上開宿舍內之一情，是充作宿舍之房間房門是否確有反鎖構造，使被告得將被害人6人反鎖於內，以妨害被害人6人之自由，即成為本案重要待證事實，惟檢察官除引用告訴人鄧文雄等5人之陳述外，並未提出其他證據。
2.本院受命法官於100年5月10日會同鑑識人員至現場勘驗上開宿舍之外門，勘驗之結果為：現狀係有一紗門，紗門上有鎖，紗門之後為一鐵門，門上亦有鎖；據房東 劉其東 表示，上開宿舍及其隔壁之185號14樓之17房間均為其所有，而自外觀檢視兩戶均有紗門、鎖，且門、鎖之型式相同，唯一歧異之處在於，供作宿舍之房間的紗門外側門鎖下方有4個直徑約4mm之孔洞，旁邊鋁門框上相對位置也有4個直徑約4mm之孔洞之情狀；劉其東表示，該兩戶房屋，係其向前手購買，門的狀況買來就是如此，其沒有添加設置紗門下方的4孔及另外柱上之4個孔；上開8個直徑約4mm之孔洞係買來時就已存在之情狀，或是之後被人附加上去的，其無法確定，因其也是買中古屋。另鑑識人員當場測試系爭宿舍之門鎖現狀，結果為：如將紗門及鐵門鎖上後，因該鎖屬於連動式，由房內亦可開鎖；有勘驗筆錄1份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00年5月12日中市警鑑字第1000034264號函及現場照片20張在卷可稽（參本院卷130至144頁）。至於上開房間之鐵門及紗門是否曾遭變更成為僅能由外部鎖上，或以鑰匙鎖上後即無法自室內開啟之一節，因案發時間迄今已逾2年，故未能藉由勘驗得知（參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前開函）。本院於勘驗中，雖有發現上開宿舍之紗門上有前開可疑為設有外鎖之8個孔洞，但無法證明該8個孔洞係屬外鎖裝置之設備；即便確附加之外鎖裝置的設備，其存在之時間在98年2月26日之前或98年2月28日之後，亦無法判定；故上開宿舍之紗門於案發時是否設有可以反鎖裝置之一情，係屬無法證明。
（二）其他事證亦無法證明被告曾於上開宿舍之紗門設有反鎖裝置，而可以將被害人6人拘禁於內。
1.證人即九達公司之協調人員 黃珮嬅 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於27日凌晨，曾因被告以電話通知被害人等並不欲返國，故請其至上開宿舍與被害人等協調，其因而攜1名越南翻譯人員前往上開位址之大樓；而至該處時，因被告尚有其他外勞須搭機，故被告僅向其指示上開宿舍之位置後，即先行離開，其僅與上開越南翻譯人員2人一起進入上開宿舍與被害人等協調；又當時進入時，上開宿舍之門鎖為喇叭鎖，僅須轉動即可開啟直接進入，且其協調後欲外出時，被告尚未回來，故其僅將門帶上即離去等語。依本院勘驗上開宿舍之現場照片，可知上開宿舍之外門門鎖把手，並非屬喇叭鎖之型式，而係Ｌ型門鎖之型式，證人黃珮嬅關於門鎖型式之細節雖與勘驗之結果有出入，惟本案距案發之時已久，證人黃珮嬅自有可能已不復記憶，且該2種型式之門鎖把手均有共同之開啟方式，即一經轉動即可開啟，尚難因此逕認證人黃珮嬅所證之證詞不可採信。參以被告並非九達公司之員工，而僅係宇威旅行社所委託之車行人員，縱宇威旅行社與九達公司有業務合作，當無使證人黃珮嬅有基於被告之利益而為虛偽陳述之可能，故其上開證詞應可採信；顯見上開宿舍之紗門應無反鎖之裝置。
2.證人劉其東於本院到庭證稱：臺中市○○路○○○號14樓層僅有14樓之17及14樓之18二套房為其所有，其約於3年前將上開宿舍出租與被告，在出租予被告前，門鎖曾經更換過，出租予被告後則未曾再更換過門鎖，因被告承租上開宿舍係為再租與外勞居住；上開宿舍有2扇門設備，內為鐵門，外則為紗門，兩扇門均有外部鎖裝置，須有鑰匙始可自外部開啟，惟若自內部欲開啟該二扇門鎖，則直接打開即可，即如正常門鎖般；又其僅偶爾過去上開宿舍，其收到法院傳票後，亦曾前往上該地點檢視，發現門鎖裝置與先前一致，並未遭更換，至於中間過程是否曾遭更換，即不得而知等語。證人劉其東與被告僅有租賃關係，與被告無何利害關係或特殊情誼，應無迴護被告之必要，故證人劉其東之證詞，亦可採信。
3.證人即於99年6月10日至上開房間勘查之警員 吳笑忠 ，其製作之職務報告記載：「經前往外勞宿舍查訪，該處屬大樓內之套房，平常外勞皆可自由進出，並無任何管制措施。」（參見桃檢偵查二，第102頁至第107頁）。於本院審理時具結後證稱：其當日係自行前往勘查現場，並以相機拍攝記錄；當時進入照片內所示之房間時，並無管理員，該房間並設有1道鐵門及1道網狀門設備，裡面鐵門是開著，但網狀的門是關著的，內仍有外勞居住其中，並未遭反鎖，其於門外之處即可觀看房間之內部情形，亦可於門外逕自開門，然其並未發現該通往外側之門是否有反鎖之裝置等語；而經本院當庭提示桃檢偵卷二第107頁之照片後，其僅表示並無法確認照片內之房間是否確為被害人遭拘禁之房間，其曾至上開宿舍附近即門號185號14-18等處勘查拍攝，並證稱：「我印象中那間可能鎖住，我就想格局差不多我就拍隔壁間，或許有可能是這一間，我不確定」等語（參見本院卷第64頁至第65頁背面）；證人吳笑忠雖表示無法確定該套房是否即為被告被指稱拘禁6名被害人之地點，然依其所拍攝之房間照片，其中所示之門牌位址即為上開宿舍，是其勘查之房間確為上開宿舍堪以認定。又當時被告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時僅係證人身分，應無動機變動上開宿舍的門鎖情況；而證人吳笑忠係受檢察官之命令前往現場勘查之承辦警員，即與被告處於對立的立場，其與被告亦無任何交情關係，顯無偏袒被告之動機，則其證稱其所勘查之套房，並未發現外勞有遭反鎖之情形、未注意到該外門是否有外鎖等有利於被告之證詞部分，自為可採。
4.上開3位證人前皆因不同原因，於不同時間分別進入上開宿舍，然均證稱其至現場時，並未發現上開宿舍有何反鎖之裝置，是告訴人5人指述遭被告以反鎖方式限制行動自由等情，難以採信。
（三）依本案之客觀情狀難認有妨害自由之可能性。
1.上開宿舍位於大樓之14樓，該樓層尚有許多其他住戶，宿舍內之後方有大面鐵窗之設置，但均呈現開放狀態而非緊閉，而後窗之對面仍係大樓內部，自宿舍內部即可輕易與同樓層之對面走廊之處人士目視，有本院之勘驗筆錄附卷可考，就客觀環境而言，上開宿舍顯非一密閉空間而有對外聯繫之可能，被害人6人處於隨時可對外呼喊求救之狀態；若被告欲將被害人6人反鎖於上開宿舍內，豈會將被害人置於一隨時可對外求援之處所？而被害人6人從未有對外呼救之情形，亦與常情有悖。
2.證人阮文光、阮黃越證稱，自上開宿舍至上車時，約有7-8分鍾之路程等語，若考量系爭宿舍之樓層與等候電梯之期間，該期間之估計應屬合理。被害人6人自上開宿舍內前往苗栗縣勞工處協調，及自勞工處返回宿舍之期間，僅被告及馮大綱2人帶領等語。證人黃珮嬅證稱：其離開時，被告還沒有回來等語。再者，於98年2月27日中午時，亦僅有被告1人帶領被害人6人下樓；自客觀上而言，被害人6人如遭被告限制行動自由，被害人6人多次有可逃脫之機會，被告顯未具有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之能力。
3.證人阮文光、阮黃越又證稱：26日凌晨約2至3點，包含被告共有4位男性進入房間搶奪其手機，但最後並未奪走任何1位被害人之手機即離去等語，此為被告否認；且依證人阮文光、阮黃越所言，若被告有限制被害人6人行動自由之故意，其已知悉被害人擁有手機向外求援之可能性，豈有未將手機沒收而使被害人持續保有對外聯絡之能力？
4.另證人阮文光及阮黃越證稱，至勞工處協調時，有跟勞工處之1名年籍姓名不詳之女性越南籍人士，及仲介人員表示遭拘禁而欲逃跑之一情，但仲介表示不行，而該名越南籍女性僅安慰並建議先行回廠工作等語。證人阮黃越、鄧文雄亦證稱在勞工處期間，有向仲介表示遭拘禁而欲逃跑之一情。然證人 馬思永 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日協調時，在場人士有資方之代表、仲介公司1名及6名被害人，但被告並未在場，而協調現場並無翻譯人士，因其懂越南語，亦擔任翻譯一職；當日協調內容係請被害人6人先回廠工作，但被害人6人均不同意，並要求仲介先退回國外仲介費，因被害人6人想回越南，但該協調並未成立，其中有關潘文甲同意回廠工作之同意書與會議記錄部分（參見桃檢偵卷二卷第74至75頁），並非當日所製作，應該係事後補過來之記錄；被害人6人於協調時，可自由表達意見，但其並無印象6名被害人有向其表示被拘禁於宿舍之一情，其係第2次協調時即同年4月時，始聽聞協助6名被害人之教會人士傳述而知情等語。證人馬思永於本案屬客觀中立之地位，顯無偏頗被告或告訴人鄧文雄等5人之必要，其所言自屬可信。故證人阮文光、阮黃越及鄧文雄雖表示於勞工處協調時，有向上開人士求援之一情，但並無任何證據得證明之；而證人馬思永為官方人員，並擔任翻譯人員，是其具有相當之能力得與6名被害人溝通，被害人6人竟未向證人馬思永求救，亦與常情不符。
5.綜合被告管理6名被害人之情形，及6名被害人有諸多機會得以對外求援或逃跑，但均未為之上開客觀情狀觀之，皆與遭妨害自由之情形不符，自難以認定被告有何妨害自由之犯行。
（四）另證人即司機馮大綱雖於本院具結後證稱：如果外勞跑掉，車行須賠償仲介公司1人5000元，此為不成文規定等語。惟證人黃珮嬅證稱：九達公司從未與接送外勞搭乘飛機之公司或旅行社有該約定，亦未收過此等賠償費，且被告並無因該6名被害人逃逸而賠償九達公司等語；再參證人即98年2月26日處理被害人6人與華鴻公司協調事項之勞工處人員馬思永於本院證稱：若外勞行蹤不明時，應負擔責任者為雇主，而非仲介等語；故外勞是否 逃逸顯 與旅行社或仲介公司無利害關係，則證人馮大綱就此部分之證言，難以據以推論被告有限制被害人6人行動自由之動機。
（五）證人即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之教會人士張裕焯雖證稱：5名告訴人至其教會後，有向其表示遭被告拘禁於宿舍之一情，惟5名告訴人於98年2月25至27日和教會之聯繫，均由阮神父處理，其並不清楚其中過程等語。依證人張裕焯之證言可知，其對於被害人6人遭妨害自由之情節，均係聽聞告訴人鄧文雄等5人及阮神父所言，此僅能證明告訴人鄧文雄所指稱「遭妨害自由期間」，確有與阮神父聯繫，教會因而幫忙安排後續生活，告訴人鄧文雄等5人並曾向其陳述有遭被告妨害自由之一情，然無法據此認定被告有上開犯行。
（六）被害人潘文甲曾於98年3月4日再度返回華鴻公司上班，有華鴻公司說明書1紙附卷可證（參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第17824號偵查卷第78頁）；其既未提出告訴，與被告沒有處於敵對之立場，所為陳述應較客觀中立；但被害人潘文甲已於99年4月21日返國而無從傳喚，有出入境資訊結果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卷第74頁背面）；而告訴人鄧文雄等5人陳稱於98年2月26至27日期間，曾與阮神父密集聯繫，惟阮神父於100年1月起已前往澳洲，預計2年內無返台之可能，亦據證人張裕焯陳述在卷，客觀上亦有傳喚不能之情況，均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犯妨害自由罪之確信，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聖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0年6月28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鄭永玉
法官陳得利法官施慶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許清源中華民國100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