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 苗栗 地方法院99年訴字第9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9年07月13日
裁判案由：妨害自由等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9年度訴字第99號公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甲○○丙○○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7年度偵續字第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乙○○、甲○○、丙○○均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丙○○係夫妻，被告甲○○則係被告乙○○之友。渠等3人共同基於恐嚇取財及妨害自由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丙○○於民國96年8月28日上午11時許，在其位於苗栗縣苗栗市○○路○○○○號9樓之2之租屋處，引誘丁○○到場與之發生性行為後，再由被告乙○○、甲○○衝入屋內，先以行動電話錄影器拍攝現場畫面，復限制丁○○之行動自由使其無法離開現場，再以兇惡口氣對丁○○嚇稱：「她（指被告丙○○）是我老婆，已經跟蹤你們很久了」、「現在你要怎樣解決」等語，並以加害生命、身體之事，向丁○○恫稱「廂型車已經準備好了，要抓去修理」、「如果不處理，到時家裡會被放鞭炮」等語，致丁○○心生畏懼，於不知所措之情形下，電話聯繫友人 周逢甲 到場處理。後因周逢甲到場後無法解決，又再聯繫友人 涂習麟 前來。涂習麟抵達後，與被告乙○○、甲○○討價還價完成，致使丁○○最終迫不得已，因遭上開恐嚇而簽下面額各新臺幣（下同）50萬元之本票3張（共計150萬元）交付被告乙○○、甲○○2人，被告乙○○、甲○○2人並要求周逢甲、涂習麟2人背書，始讓丁○○隨周逢甲、涂習麟2人離開。
嗣因丁○○離開現場後，發覺疑似遭被告乙○○、甲○○及丙○○3人設計「仙人跳」，經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告訴後，始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乙○○、甲○○、丙○○均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第
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又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96年度台上字第7511號、97年度台上字第261號、99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99年度台上字第3141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3人涉有上開犯行，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及論述如下：
㈠被告乙○○於97年6月16日偵查中曾供稱：進入被告丙○○
租屋處大樓時，係看見被告丙○○之鞋子，始知該處為被告丙○○之住處。然其於98年5月18日偵查中復改稱：經被告甲○○告知在苗栗市看見被告丙○○，於案發前曾到該處找被告丙○○並看見其走入該大樓後，跟著入內，始知被告丙○○住處係於該處。被告乙○○前後陳述不一，顯係事前即與被告丙○○、甲○○共謀租下該屋設計仙人跳。
㈡被告乙○○於97年6月16日偵查中供稱：案發當時係被告丙
○○租屋處門未鎖緊，拉了就開且內門未鎖云云。而其於98年5月18日偵訊中復改稱：案發當日係用力將門扯開，衝進屋內云云。然設若被告乙○○第一次偵訊所述為真，則被告丙○○當日既係意欲背著被告乙○○與告訴人丁○○通姦，被告丙○○豈有不先確認門鎖業已鎖緊即為通姦行為之理？設若被告乙○○第二次偵訊所述為真，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命檢察事務官前往現場勘察結果，該處大門為2層塑鋼之鐵門，若無鑰匙，絕無可能以外力輕而易舉將鐵門拉開。則被告乙○○就此部分供述非但前後不一，且均與常理不符，益證其係與被告丙○○、甲○○共謀租下該屋設計仙人跳。
㈢被告乙○○雖又堅稱：當時係抓姦在床，意欲報警遭告訴人
阻止云云。然其於偵查中亦自承：經告訴人阻止後，即與告訴人談論解決此事之價碼。衡之常情，若被告丙○○確係背著被告乙○○與告訴人通姦，而遭被告乙○○「偶然」發覺，被告乙○○必定憤怒不已並堅決報警以解決此事，豈有一經告訴人提議暫不報警，即立刻開始談論和解價碼，有如談論商業交易之理？是乙○○此部分所述，亦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㈣被告甲○○於97年6月16日偵查中曾供稱：係多次見到被告
丙○○於案發地點大樓出入。而其於98年5月18日偵查中，復翻異前詞，改稱：係於該大樓外見到丙○○所使用車輛後，轉知被告乙○○，由被告乙○○自行到苗栗找到被告丙○○住處云云。則被告甲○○對如何發覺被告丙○○住處之供述前後不一，是否與事實相符，即有可疑。由此顯見被告甲○○應係與被告乙○○、丙○○3人共謀租屋設計仙人跳，為隱瞞上開事實，致心虛之故，始為上開前後不一之虛偽供述。
㈤被告甲○○於97年6月16日偵查中曾供稱：係於被告丙○○
租屋處外看到鞋子且聽見男女性交聲音，由被告乙○○用力拉扯門進入屋內云云。然其於98年5月18日偵查中復改稱：
係跟在被告乙○○後面，到被告丙○○住處後，聽聞被告乙○○稱有男女性交聲音，隨即用力扯門衝進去云云。設若被告甲○○、乙○○2人真係於「偶然」之間發覺被告丙○○與告訴人通姦，被告甲○○之供詞豈有前後互相矛盾之理？且該處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前往現場勘驗結果，大門不可能以外力輕而易舉拉開，益證被告甲○○係為隱瞞仙人跳之預謀，而為前後不一且無法自圓其說之虛偽陳述。
㈥被告丙○○雖堅稱：係於案發前1個多月即已認識告訴人，
且業已發生數次性行為，案發當日亦係告訴人表明有空，始相約為性行為云云。然此部分被告丙○○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佐證，且業據告訴人堅決否認，供稱係案發前約2至3日始於周逢甲之友人 劉春光 及 陳氏 映雪 2人住處認識被告丙○○，案發當日亦係由被告丙○○主動相約其見面等語，經核告訴人之陳述與證人劉春光及 陳氏映雪 2人所證稱：2人係於96年8月25日（即案發前2至3日）於劉春光住處第1次見面相符，是告訴人之供述顯較被告丙○○之陳述可信。由此可知，被告丙○○顯係意欲營造「告訴人與其認識多時，發生性行為乃兩情相願，並非遭被告3人共謀設計仙人跳」之情狀，是被告丙○○此部分供稱，顯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㈦被告丙○○雖又陳稱：案發當時曾遭被告乙○○毆打，致頭
部及手部脫臼受傷，以證明被告乙○○確係「偶然」發覺其與告訴人通姦且憤怒不已，然其並未提出任何傷單以資佐證。由此顯見被告乙○○並未於案發當時因「偶然」發覺通姦事實氣憤不已而毆打被告丙○○。由此益證，被告3人確係共謀設計仙人跳。
㈧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執行通訊監察案件譯文1份：96年8
月25日之通訊監察譯文內曾提及「殺豬150斤」，顯係被告
3人共謀設計仙人跳，最終欲向告訴人索取150萬元。㈨告訴人丁○○之指訴：證明所有犯罪事實。又告訴人遭被告
乙○○、甲○○2人限制行動自由並恐嚇取財當時，雖未堅持報警處理，然其無論係因一時之間遭人指責通姦而產生畏懼之心，或係為保其於地方上之名望，或係為維持家庭和諧，均與常理無悖，尚不得僅因告訴人於案發當時並未堅持主張報警，即為不利於告訴人之認定。
㈩通聯調閱查詢單1份：證明被告丙○○於案發時所使用之00
00000000號手機，係於96年1月10日以被告乙○○名義所申請，且帳單寄送地址為被告乙○○位於新竹縣○○鎮○○路○○○巷○○弄○號住處之事實。又該手機於案發前（起訴書誤載為案發後）之96年8月27日13時許，曾有與被告乙○○所使用之0000000000（起訴書誤載為000000000）號手機通話之紀錄，足以佐證被告乙○○、丙○○早有預謀之事實。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調偵字第322、323號案件
全卷影本及不起訴處書各1份：證明被告乙○○、丙○○2人曾於96年4月間（即案發前約4個月）以相同手法設計仙人跳向被害人恐嚇取財之事實。
三、訊據被告乙○○、甲○○、丙○○均堅決否認有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或恐嚇取財犯行。被告乙○○、甲○○辯稱：案發當時並未出言恐嚇丁○○，亦未限制丁○○之行動自由，其等本欲報警處理，係丁○○要求私下和解賠償，又請周逢甲、涂習麟先後到場參與協調，才與丁○○達成賠償150萬元之協議等語；被告丙○○則辯稱：案發前已與丁○○認識一段時間，且曾發生性行為，其對丁○○確有好感，並非與被告乙○○、甲○○共謀設計「仙人跳」始引誘丁○○發生性行為等語。
四、經查：㈠證據能力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之規定，觀諸其立法理由謂：「
二、按傳聞法則的重要理論依據，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三、由於此種同意制度係根據當事人的意思而使本來不得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成為證據之制度，乃確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有處分權之制度。為貫徹本次修法加重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之精神，固宜採納此一同意制度，作為配套措施。然而吾國尚非採澈底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而法院如認該傳聞證據欠缺適當性時（例如證明力明顯過低或該證據係違法取得），仍可予以斟酌而不採為證據，爰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之規定，增設本條第1項。」由此可知，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僅在強調當事人之同意權，取代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使傳聞證據得作為證據，並無限制必須「不符合同法第
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始有適用，故依條文之目的解釋，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並不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有關傳聞證據例外規定之情形，始有其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6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6號研討結果參照）。又增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所參考之日本國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1項，其文義為「檢察官及被告同意作為證據之書面或供述，法院考量該書面或供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相當時，不論第321條至前條（第325條）之規定，亦得作為證據」，可見，我國法所借鏡之日本國法，其操作模式係：法院首先確認有無當事人之同意，待確認當事人不同意時，始探究該傳聞證據是否該當刑事訴訟法第321條以下（為傳聞例外規定，相當於我國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要件。易言之，當事人之同意乃係傳聞法則例外之第一次關口，亦為傳聞例外之最先位規定。如當事人同意將傳聞證據作為證據使用，法院即毋庸再去論述是否有符合其他傳聞例外規定之適用。是本案公訴人、被告如有同意以下本院所引用之傳聞證據均作為證據使用，對於本院引用之傳聞證據顯已放棄反對詰問權，並同時有賦予證據能力之意思表示，則該傳聞證據既已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論罪之依據，於邏輯上本院並毋庸再去細究該傳聞證據是否合致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1至之4等規定。查本案經本院引用之被告乙○○、甲○○、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業據檢察官、被告3人於審判程序一致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60至68頁），本院審酌前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亦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前開傳聞證據均得作為證據。
㈡實體部分：
⒈被告乙○○、丙○○（於案發當時）係夫妻，被告甲○○係
被告乙○○之友；被告丙○○於上開時間、在上址租屋處與丁○○發生性行為，被告乙○○、甲○○隨後衝入屋內，被告甲○○作勢以行動電話錄影器拍攝現場畫面，被告乙○○則向丁○○表明其係被告丙○○之配偶，惟雙方均未報警處理，嗣丁○○以電話聯繫友人周逢甲到場，周逢甲無法解決，再聯繫友人涂習麟前來，經涂習麟與被告乙○○、甲○○討價還價後，丁○○最終簽下面額各50萬元之本票3張（共計150萬元）交付被告乙○○，並由周逢甲、涂習麟在上開本票上背書，丁○○始隨周逢甲、涂習麟離去；又被告丙○○於案發當時使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該電話係以被告乙○○名義申請，帳單寄送地址為被告乙○○住處，且於96年8月27日13時許有與被告乙○○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話之紀錄。前揭情事，為被告乙○○、甲○○、丙○○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偵查、審判中指訴明確，及證人周逢甲、涂習麟於警詢、偵查、另案民事訴訟（本院97年度苗簡字第144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言詞辯論時證述無訛，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1份在卷可稽，均堪認定為事實，合先敘明。
⒉檢察官認被告乙○○、甲○○2人有向丁○○恫稱「廂型車
已經準備好了，要抓去修理」、「如果不處理，到時家裡會被放鞭炮」等語，致丁○○心生畏懼，並限制丁○○之行動自由、使其無法離開現場等該當恐嚇取財或妨害自由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無非以證人丁○○所為證述為其論據（前揭其他證據、論述均僅在強調被告3人共謀設計「仙人跳」，與案發當時現場有無恐嚇、妨害自由情事無關）。惟按丁○○乃以本件被害人身分對被告乙○○等3人提出告訴之人（96年度他字第622號卷【下稱他字卷】第2至6、141至14
9頁），其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目的在於使被告乙○○等3人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乙○○等3人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此等供述證據之證明力較為薄弱，除須無瑕疵可指，且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已如前述。儘管丁○○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一再就其遭被告乙○○、甲○○以前揭言語恐嚇及妨害自由等被害情節指證歷歷，然案發當時丁○○尚能撥打電話聯繫其友人周逢甲到場，周逢甲代為協調不成，又聯繫友人涂習麟前來協助，由此可知，被告乙○○、甲○○並未阻止丁○○或周逢甲使用行動電話對外求援，倘被告乙○○、甲○○確欲威嚇丁○○並剝奪其行動自由，以達迫使丁○○交付錢財之目的，理應排除丁○○一方人員接觸行動電話之一切可能性，以防其趁機報警，或聯繫更多友人前來致情勢逆轉，豈有可能任令其等如此使用行動電話尋覓幫手，造成丁○○一方最終在人數（3人）、背景（周逢甲為地方民意代表，涂習麟則為「道上人物」）上均壓過被告乙○○一方，反而在談判上佔有相當優勢？其次，周逢甲、涂習麟在場期間，丁○○從未向其等表述、透露自己遭被告乙○○等人如何恐嚇或妨害自由，此為證人周逢甲、涂習麟一致證述之事實（他字卷第153、162、177、17
9頁），周逢甲、涂習麟既為丁○○找來相助之友人，並代表丁○○之利益到場參與談判，與丁○○之關係應屬匪淺，亦得丁○○之信賴，若於其等到場前，丁○○已遭被告乙○○等人不法侵害，而吃虧在先，豈有不當面告知周逢甲、涂習麟，請其等主持公道或日後充當證人之理？再者，丁○○曾於另案民事訴訟言詞辯論時指稱：周逢甲、涂習麟、被告乙○○及其友人（指被告甲○○）在女子（指被告丙○○）房間討論時，只有我一個人在隔壁房間（他字卷第170頁），於偵查中復證稱：甲○○、乙○○、周逢甲、涂習麟就4人到房間協調，被告他們不要我進去（97年度偵續字第39號卷【下稱偵續卷】第47頁），準此，丁○○於周逢甲、涂習麟均到場並與被告乙○○、甲○○進行商談時，顯係獨自一人身處另一空間，被告乙○○、甲○○之注意力亦集中在周逢甲、涂習麟而非丁○○身上，如被告乙○○、甲○○有意剝奪丁○○之行動自由，豈會如此輕忽，給予其趁隙脫逃之絕佳機會？如丁○○之生命、身體正遭受被告乙○○等人威脅，其嚴重性遠大於通姦事件曝光可能造成之危害，丁○○理應把握此一難得機會逃離現場、報警求救，何以仍停留在鄰近加害人之場所、承擔更進一步之風險？其行為選擇既悖於常情，證人周逢甲、涂習麟又均證稱：其等在場期間，被告乙○○等人均同意到警察局處理，係丁○○表明不要報警，希望私下解決（他字卷第53、152、159、161、177頁），自足以令人合理懷疑：丁○○係因顧慮通姦罪責、個人名譽及家庭完整性，寧願與被告乙○○等人持續談判尋求和解，甚至支付不相當之高額賠償金，以避免事件曝光，非因遭受其等恐嚇、妨害自由而被迫支付賠償金；被告乙○○、甲○○前開所辯，則非全然不能採信。此外，證人周逢甲、涂習麟於歷次作證時，皆明確證陳：其等在場期間，未見聞被告乙○○及甲○○揚言教訓丁○○，或暴力控制其行動、命其不得離開等情事（他字卷第53、153、154、160、16
2、177、178頁）；綜觀被告乙○○、甲○○、丙○○於本件偵查及審理中之全部陳述，又從未敘及被告乙○○、甲○○等有任何對丁○○言語恐嚇或妨害自由之情事，遑論有何積極陳述可憑以認定其等對丁○○言語恐嚇或妨害自由之方式、過程、分工等犯罪情節；證人周逢甲固指出被告甲○○一度作勢在電話中說「你們快到了沒有」、「在交流道了」等語，並稱被告甲○○之用意「好像是在威脅我們、要把我們押走」、「很像是嚇唬我與原告（指丁○○）的」（他字卷第155、158頁），惟周逢甲並未曾聽聞被告乙○○、甲○○提及要以廂型車將丁○○抓去修理之事，所謂被告乙○○等人「好像要把我們押走」之說顯係周逢甲個人之猜測，不足為憑，況就客觀而論，被告甲○○此舉之目的亦有可能僅在虛張聲勢、增加談判籌碼，自難遽以上開情事反推被告乙○○、甲○○曾以「廂型車」、「抓去修理」等言語恐嚇丁○○之事實；從而，丁○○就本件被害經過之證述，實亦欠缺其他必要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綜上，丁○○所為證述既有若干違反常理之處，非無瑕疵可指，又無法由其他方面調查佐證、至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能依其單一指證，即認被告乙○○、甲○○有檢察官起訴之恐嚇取財或妨害自由犯行，當時在場但未發一語之被告丙○○自更無成立前揭犯罪之餘地。
⒊檢察官雖援引諸多被告乙○○、甲○○前後不一致之供述、
案發現場鐵門非使用鑰匙不可能輕易開啟之現況，以及被告乙○○未會同警察捉姦（本院卷第83頁公訴檢察官論告內容參照）、未堅持報警解決，被告丙○○事後未就醫、驗傷，案發前3日之某段通訊監察譯文有「殺豬150斤」之對話，案發前1日被告乙○○、丙○○有手機通話之紀錄等情事，主張本件係被告3人共謀設計以「仙人跳」手法對丁○○恐嚇取財云云。惟「仙人跳」乃俗語而非法律用語，且所謂「仙人跳」主要係行為人利用被害人害怕丟臉、害怕配偶知道自己不忠、害怕坐牢，不敢報警依法處理，寧願「破財擋災」之心態，向被害人索取財產利益，未必同時以加惡害於生命、身體等言語恐嚇或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為手段。事實上，在被害人具有相當政治、經濟或社會地位，一旦醜聞外揚，將嚴重影響其聲譽及現有利益之情況，更可能不待行為人採取任何恐嚇或暴力手段，被害人即主動尋求和解賠償。是縱使本件檢察官舉證證明被告3人共同設計「仙人跳」情事，藉以向丁○○索賠，亦不能據此論證被告3人有公訴意旨所稱言語恐嚇、妨害自由等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又本件確有合理懷疑為丁○○於案發當時主動尋求和解賠償之空間，已經本院判斷如前，可見被告乙○○等人殊無另對丁○○言語恐嚇或妨害自由之必要。況細究檢察官所指被告3人供述不一之處，其中被告乙○○於97年6月16日所述「上到該棟大樓有發現她（指丙○○）的鞋子擺在門外面」（他字卷第13
0頁），乃其確知被告丙○○住在該棟大樓特定房間之理由，其於98年5月18日所述「看到她走到該大樓」（97年度偵續字第39號卷【下稱偵續卷】第53頁），不過係其最初懷疑被告丙○○可能住在該棟大樓之理由，兩段供述並無矛盾；被告乙○○於97年6月16日所述「拉了就開」（他字卷第13
0頁）與98年5月18日所述「用力扯開門」（偵續卷第53頁），實質內容並無不同；被告甲○○於97年6月16日所述「我親眼看到丙○○在中正路這附近出入」（他字卷第129頁）與98年5月18日所述「到苗栗市○○路看土地時，我有看到丙○○的車子」（偵續卷第51頁），兩件事實尚非不可能同時存在，所描述之實質內容亦無矛盾（被告丙○○有在苗栗市○○路出入）；被告甲○○於97年6月16日所述「我們上去找丙○○時，有看到丙○○的鞋子，我們在外面有聽到丙○○跟丁○○在性交的聲音…乙○○用手把門拉扯之後就進去」（他字卷第129頁）與98年5月18日所述「我走在他（指乙○○）後面，到丙○○住處後，他停約10幾秒，說為何有男女性交聲音，乙○○就用力拉門，就衝進去了」（偵續卷第52頁），兩段供述亦難認有何重大歧異；即令被告乙○○、甲○○就上開案情細節之前後供述略有出入，衡酌其等第1次偵訊供述時間距離案發已有近8個月，前後2次偵訊供述時間復間隔將近1年，就案情之認知及記憶難免減損、混淆，供述內容出現部分落差亦屬合理，不應採為全盤否定其等供述之理由，更不得於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本件之犯罪事實，即徒以被告間之供述有細節性之不一致，據以論斷被告之罪行。至於案發現場之鐵門，係於案發近2年後之98年8月11日始由檢察事務官前往勘察，儘管勘察結果認係鍛造、堅固無法扯動，證人即屋主 彭來玉 亦當場指稱自96年8月後並無改裝過，外觀完全沒有毀損之跡象（偵續卷第68頁），惟彭來玉一向將該屋出租及收益之事委由仲介公司處理（他字卷第184頁；偵續卷第58頁），應甚少前往該屋查看，其對96年8月間該屋原貌之瞭解程度如何，恐不無疑問，自難逕認案發當時該屋之鐵門即為檢察事務官勘察所見之堅固鍛造鐵門；縱然案發當時該屋之鐵門即為堅固鍛造鐵門，卷內並無證據顯示被告丙○○事前得知被告乙○○已掌握其行蹤、即將抵達現場，故不無可能係被告丙○○一時疏忽，僅將鐵門拉上而未鎖上，便在自認為安全之環境與丁○○為性交。又若被告乙○○、甲○○前往現場之目的在找尋被告丙○○，僅係意外發現被告丙○○與丁○○通姦，自無可能事先報警並會同警察捉姦；被告乙○○於丁○○提議暫不報警後，並未堅持報警處理，即開始與丁○○等人談論和解價碼，或係慮及配偶與他人通姦之事曝光，自身亦顏面掃地，或係目睹丁○○驚恐之狀，萌生趁勢向其索討鉅額賠償之貪念，在被告乙○○已與被告丙○○感情失和、分居多時之情況下，可能之原因甚多，檢察官所謂被告乙○○「必定憤怒不已並堅決報警以解決此事」，顯非事理之必然。被告丙○○即使曾於案發當時遭被告乙○○毆打，倘其傷勢並不嚴重或因自己理虧在先，復無意提出傷害告訴或訴請裁判離婚，有何必要至醫療院所就診並取得驗傷診斷證明書？檢察官所指案發前3日提及「殺豬150斤」之通訊監察譯文，該段對話係劉春光、涂習麟所為（他字卷第14頁），與被告乙○○、甲○○或丙○○無關，而劉春光、涂習麟均非本件起訴之被告，甚至不曾於本件偵查中經檢察官分案調查，亦無積極證據足徵該段對話中之「山豬」、「150斤」係何種不法行為之暗語，其中劉春光提及「明天（指96年8月26日）早上一大早要殺」之時間點，更與本件起訴之行為時間點（96年
8月28日下午）不符，焉能憑以認定「被告3人共謀設計仙人跳，最終欲向告訴人詐取150萬元」之事實？另96年8月27日13時許，被告乙○○、丙○○確有手機通話之紀錄（他字卷第70頁），惟2人該次通話時間僅28秒，且除此之外，
2人於96年8月27、28日間別無其他通話紀錄（他字卷第69至71頁），與一般串謀詐騙者於犯案前同夥間密集聯繫以掌握犯罪計畫進度之情形迥異，檢察官既未曾舉證證明被告丙○○同時使用其他門號行動電話、於案發前與被告乙○○或甲○○密集通話，單以尚存有夫妻關係之人如此短暫之手機通話紀錄，即推定被告乙○○、丙○○「早有預謀」，實非合理。此外，丁○○於偵查中明確指陳「丙○○打電話給我，她跟我說有急事…」、「96年8月28日上午丙○○打電話叫我11點30分到她住處」（他字卷第123頁；偵續卷第48頁），然依通聯調閱查詢單之記載，案發當日上午係被告丙○○2度與丁○○通話類別均係「受話」（他字卷第70頁），足證係丁○○主動致電被告丙○○，非被告丙○○臨時邀約丁○○，則丁○○前開指述恐非實情，被告丙○○於偵查中辯稱「當天是告訴人跟我約好，說他老婆下南部，他有空」（他字卷第123頁）等語反而較值採信，由此益見被告丙○○應非事前即與被告乙○○、甲○○預謀對丁○○「仙人跳」。綜上說明，檢察官有關被告3人共謀設計「仙人跳」之主張，無非根據丁○○質疑、參酌部分零散事證、基於偵查犯罪立場所為之推論，尚不足採憑，更無從據以認定被告3人有何對丁○○恐嚇取財或妨害自由之犯行。
⒋至檢察官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度調偵字第322、
323號案件，指被告乙○○、丙○○曾於96年4月間以相同手法設計「仙人跳」向被害人恐嚇取財乙節，姑不論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及證據裁判主義，行為人過去之犯罪紀錄（經驗）及品格素行本不得作為認定另一犯罪行為有無之積極證據，前開案件偵查結果，係經檢察官以「犯罪嫌疑不足」為不起訴之處分，有不起訴處分書1份在卷可稽，該案被告乙○○、丙○○之犯罪嫌疑既均無法認定，豈能獲致「被告乙○○、丙○○曾以相同手法設計仙人跳向被害人恐嚇取財」之肯定結論？況依該案被害人 謝文雙 所述，該案發生時，被告乙○○表示要報警處理，謝文雙乃跪求被告乙○○不要報警、私下和解（96年度偵字第3280號卷第29、47至48頁）。倘如檢察官所述，被告乙○○於本件使用之手法與該案相同，反足以佐證：被告乙○○所稱其欲報警處理，係丁○○要求不要報警、私下和解乙節具有相當可信度，即被告乙○○等人至多係以「報警」此一合法手段要脅丁○○，而非以其他加害生命、身體之言語恐嚇丁○○或暴力剝奪其行動自由，則被告乙○○等人之行為即便在道德上有可議之處，仍難逕以恐嚇取財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責相繩。
⒌綜上各節所述，本件檢察官起訴所舉各項積極證據及相關論
述，不足以說服本院形成確信被告乙○○、甲○○、丙○○有公訴意旨所稱恐嚇取財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之心證，被害人丁○○係基於自身利害考量，在未受不法恐嚇脅迫之情況下，主動要求與被告乙○○等人商談和解賠償事宜，進而簽發交付本票之合理可能性，尚難排除，被告乙○○等人之犯行，均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文貴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9年7月13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
法官林卉聆法官羅貞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高雙全中華民國99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