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1年易字第164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1年05月07日
裁判案由：竊盜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1年度易字第164號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羅志文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0年度偵字第45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羅志文共同竊盜，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
一、犯罪經過羅志文與綽號「豬哥」而身分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犯意之聯絡，於民國100年8月17日下午2時28分許，由羅志文持非兇器之老虎鉗1把，騎乘GUN-97
2號重型機車，搭載該「豬哥」其人，前往址設新北市○○區○○路1之1號之雙溪淨水廠，趁該廠無人看管之際，共同翻牆進入該廠區內，以老虎鉗將該廠廠房外圍之PVC電纜線剪斷，共同竊取該電纜線及廠區內之監視系統1台及內建電池1具，得手後隨即將監視系統、電池、部分之電纜線暫時置於廠區外附近草叢內，而將其他電纜線攜至新北市雙溪區某處之資源回收場變賣，得款新台幣（下同）1000元。
二、案發經過100年8月18日上午9時許，羅志文再次翻牆進入該廠區內，欲接續拿取前開竊取而留置於廠區內之物品；惟該等物品業經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貢寮雙溪營運所主任（即雙溪淨水廠管理人） 簡添丁 發現後取走，並報警處理；羅志文只得翻牆外出而離去。嗣經警依該廠區之監視錄影畫面追查羅志文所騎乘之上開車輛，始循線查獲上情。
三、起訴經過案經被害人簡添丁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報請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由
壹、簡式審判
一、法律修正按除簡式審判及簡易程序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民國92年2月6日公布並於92年9月1日全面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定有明文。其次，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前條第一項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
1項亦規定甚詳。再者，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已於96年
3月26日再修正公布，規定為：「除簡式審判、簡易程序案件及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所謂第376條第1款，係指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所謂第376條第2款，係指刑法第320條及第321條之竊盜罪。
二、程序差異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第161條之
2（當事人陳述意見）、第161條之3（自白最後調查）、第163條之1（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及第164條至第170條（物證、書證調查、交互詰問規則）規定之限制。申言之，自92年9月1日起，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為三分法：其一，輕罪案件，檢察官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聲請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為有罪之簡易判決。其二，檢察官起訴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認罪者，法院得裁定以受命法官一人進行簡式審判，其程序略如刑事訴訟法修正前獨任法官所進行之通常審判程序。其三，檢察官起訴之強制辯護案件或非強制辯護案件而被告否認全部或一部之犯罪者，法院應進行合議審判，適用修正後刑事訴訟法，進行交互詰問之通常審判程序。
三、本案情形經查：被告羅志文經起訴之罪名為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嗣於起訴後經公訴人增列起訴罪名為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均屬於96年3月2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之除外規定，得獨任進行審判程序，不須合議為之。其次，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坦承其有竊盜之犯行而為有罪之陳述，本院遂依上開規定，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當庭裁定進行獨任法官之簡式審判程序。
貳、事實認定前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判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貢寮雙溪營運所主任（即雙溪淨水廠管理人）簡添丁於警詢時指訴之情節相符，並有雙溪淨水廠監視錄影擷取畫面11張、現場照片4張及道路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照片4張等在卷可資佐證，足見被告之自白與真實相符，可以採信，從而其犯行洵堪認定。
叁、法律適用
一、所犯罪名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
二、罰金問題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之規定：「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相關分則法律之罰金刑，自應依上開規定配合調整。據此，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規定，因非屬72年6月26日至94年1月7日所新增或修正之條文，應就其所定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為新台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刑法第33條第5款之規定，其下限為新台幣1千元。
三、比較新舊法
㈠、法律規定刑法第321條於100年1月10日修正，於同月26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0000015561號令修正，並自公布日施行。惟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規定法規生效日期為：「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因此，刑法第321條之修正，係自100年1月28日起生效。刑法第321條第1項原規定：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六、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修正後規定：「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1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其次，依修正後之刑法第2條第1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新刑法第2條乃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故於刑法修正施行後，如有涉及比較新舊法之問題，即應逕依新刑法即現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參見最高法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㈡、本案情形本案被告之行為係在於100年8月17日，係於100年1月28日刑法第321條第1項公布生效之後，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自應依起訴書所述，適用修正後新法之規定。至於變更法條，容後述之。
四、變更法條惟查：本案被告係持有老虎鉗並翻牆進入該廠區而行竊，公訴人認為被告係觸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牆垣而竊盜罪及攜帶凶器而竊盜罪；然則，本院依下列理由認為被告之翻牆行為並未毀越，自非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而老虎鉗並非凶器，被告持以竊盜，自非攜帶凶器之加重竊盜罪。申言之，被告只成立普通竊盜罪。惟因其基本社會事實相同，起訴法條應予變更：
㈠、踰越牆垣並非毀越
１、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係以「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而為其加重處罰之要件。本院推原該款加重竊盜之立法本意，當係行為人毀損並踰越門扇、牆垣或安全設備而竊盜，類似同項第一款之夜間侵入住宅而竊盜，其對被害人之生命、身體之危險，較之普通竊盜為大，亦即其主觀上之惡性較大，其客觀上之危險性較高，立法故為加重處罰之規定。準此，若其毀損而未踰越，本無從發生竊盜之問題，以其危險性尚未發生；若未毀損而只踰越，表示該防閑措施不足，亦即行為人之並未以暴力介入，只能在該處屬於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時，以同條文第一款之規定加以處罰而已。因此，「毀越」二字，究竟必須毀損兼越進始可，或者毀而不越或越而不毀皆屬之，固然屬於法律解釋之問題；惟在刑事司法實務上，在中文之解釋，縱對「毀越」二字之見解有所不同，亦應採取有利被告之解釋原則，始得謂之合乎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並合乎罪刑法定原則之精神。因此，本院認為「毀越」必須毀而越之始可，毀而不越或越而不毀，並非毀越。
２、實務見解前後矛盾實務上認為所謂毀越，係指毀損或越進而言，毀而不越或越而不毀，均得依該條款處斷（司法院20年10月30日院字第610號解釋）。若依意旨，則越進大門或窗戶，皆為毀越門扇或毀越安全設備。然則，實務上卻認從門走入或開鎖啟門入室竊盜，既未毀壞，亦非踰越，顯與毀越安全設備竊盜之情形不侔（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767號、77年台上字第1130號、63年台上字第50號判決參照）。申言之，實務上認為越進大門並非毀越門扇，惟越進窗戶卻又認係毀越安全設備。彼此對照以觀，其先後之立場相互矛盾。
３、本案之情形本案被告既僅踰越雙溪淨水廠之外牆，而至廠區內行竊，既非毀越，揆諸前述之說明，被告之行為應僅成立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並不成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
㈡、老虎鉗並非凶器
１、凶器理論實務上雖認為：所謂兇器，乃指行為人攜帶之而有行兇之可能，客觀上具有危險性；至其主觀上有無持以行兇或反抗之意思，尚非所問（最高法院74年3月19日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然本院認為：此種客觀說，只在無法確認行為人主觀上有無行凶或反抗之意思時，始有其適用。若足以確認行為人並無持以行凶或反抗之意思，縱其客觀上具有危險性，仍非所謂「攜帶」凶器。申言之，所謂攜帶凶器，必行為人主觀上認識其為凶器而攜帶之，始足當之；若行為人主觀上並無其為凶器之認識，並非該款之「攜帶」凶器。其次，本院認為：並非得持以反抗之物，均為兇器；何謂行兇，是否足以行兇，仍應依個案而具體認定之。因此，本院依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法益位階之觀點，以推原立法之本意，認為所謂兇器，應係對於「生命法益」具有危險之器具而言。易言之，所謂「客觀上具有危險性」，係指對於生命法益之危險性；如僅對於「身體法益」具有危險者，即認係兇器，則一串鑰匙或一支鉛筆在手，亦足以持以反抗，遽認其為兇器，恐與常人之法感有違。何況，傷害罪係告訴乃論之罪，既不處罰未遂犯，更不處罰預備犯；若僅攜帶對身體法益具有危險之物而行竊，即認係加重竊盜而應處以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排除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罰金之適用，應非立法者之本意。申言之，本院認為持以反抗時，其威力足以殺人者，始足以稱之為行兇，亦即對生命法益具有危險之物，始足以稱之為兇器，始得稱之為「客觀上具有危險性」；其他僅能侵害身體法益者，充其量為犯罪所用之物，尚不得稱之為兇器。
２、本案情形經查：本件老虎鉗並未扣案，無從進行勘驗；依被告在法庭以手指所比，經丈量結果，其長僅為十八公分（審判筆錄第3頁）；衡之經驗法則，一般之老虎鉗，係以物理原理，轉動螺絲等物；其本身並不銳利，絕非利器，難以用以刺人要害；而其並非巨大，以之敲人，威力或可傷人，而絕難取人生命。此乃眾所周知之事實。準此以觀，依一般人使用之常態，既然不易取人生命，亦難使人受到重傷，即難對於生命造成侵害或對人體造成重大傷害，其危險性尚不如一支鉛筆，自非一般常識之凶器，應堪認定。被告之行為自非攜帶凶器之竊盜，而為普通竊盜無訛。
五、共同正犯被告與「豬哥」其人之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六、接續犯被告第二日進入廠區，係基於接續之意思，卻拿取已竊得而暫置該處之物，為繼續犯，並非新竊盜行為，自不另成立竊盜罪，併予指明。
七、並非累犯被告於95年間，曾因業務過失傷害罪，經台灣新竹地方法院，以95年度竹東交簡字第61號案件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96年2月12日，因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又於99年間，因毀損罪，經台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上易字第361號案件而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99年10月20日入監執行，而於同月26日，因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並出監。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罪，依長年司法實務之見解，此部分亦認其成立累犯，應予加重其刑云云；然本院認為「易科罰金」之執行，不應成立累犯，其理由如下：
㈠、自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觀之
１、法律見解在證據法則上，補強證據必須補強待證事實，而至任何人均無可置疑之地步，亦即必須符合「超越合理懷疑原則」（beyondreasonabledoubt），始得據以論罪；其尚有疑者，利益應歸被告，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indubio
proreo，imZweifelfurdenAngeklagten，目前譯法不一，有譯「罪疑有利被告原則」、「有疑唯利被告原則」、「罪疑唯輕原則」、「有懷疑應作有利被告認定原則」、「罪疑唯有利於行為人原則」、「如有懷疑，則以被告利益思考原則」、「有疑問時，應為有利被告之推定原則」、「有懷疑者應作有利被告認定原則」或「罪疑惟輕，有利被告」之原則），仍應為有利被告事實之認定。此項利益歸被告之原則，於法律用語之文義解釋上亦有適用。申言之，在法律用語之文義解釋上，若有不同之說法產生時，亦應採取有利被告之解釋原則，始得謂之符合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進而言之，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既是刑事證據法則，亦為刑事解釋法則。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在立法解釋上出現爭議時，自應採取有利於被告之解釋方式。
２、經查：刑法第44條規定易刑處分之效力如下：「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易服勞役或易以訓誡執行完畢者，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行論。」所謂以已執行論，即視為執行完畢。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所謂執行完畢，是否包括刑法第44條之以已執行論？亦即刑法第44條之以已執行論，是否屬於刑法第47條之執行完畢？。甲說認為立法既稱「以已執行論」，即是視為執行完畢，當然屬於刑法第47條之執行完畢；乙說認為刑法第47條之執行完畢，限於單純入監執行完畢，不包括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完畢，蓋刑法第47條僅於第2項規定：「第98條第2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者，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免除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並未另設一項規定：「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者，以累犯論。」則基於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解釋，不得率而謂其屬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進而言之，刑法第47條第1項既只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並未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以已執行論」；而其第2項之「以累犯論」，僅係包括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後，五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情形，並未包括「以已執行論」之情形在內，本院自不應擴張解釋而認刑法第44條之以已執行論應適用一般累犯。在兩說並存時，司法自應採取有利於被告之解釋，認其易科罰金之執行不適用累犯之規定。如此，在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在後，自無累犯之可言。
㈡、依刑法理論言之本院認為易科罰金之執行，並非有期徒刑之入監執行，依刑法理論對現行法之正確解讀，並非累犯：
１、自立法理由觀之刑法第44條所規定之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以已執行論」，是否應再論以刑法第47條之累犯？亦即刑法第47條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是否包括「以已執行論」在內？觀之刑法第47條之立法，係規定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始成立累犯。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再犯拘役或罰金刑之罪，並不成立累犯；受拘役或罰金刑之執行完畢，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亦不成立累犯。表面上，易科罰金係有期徒刑而易刑處分，且係規定「以已執行論」，似應成立累犯；惟再觀其累犯之立法理由，其立法例有二，一為法國派，以有罪裁判確定為準，裁判一經宣告，縱被告尚未受刑之執行，亦成立累犯。一為德國派。必以「實體上受刑之全部之執行或一部之執行而經免除者，方足為犯人之警戒。受刑後復犯罪可證明通常刑之不足以懲治其特別惡性，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本法明白記載採用德國之立法例。更觀之學者關於累犯之學說，均係認為被告已受執行而再犯，可見其「刑罰適應性」低，故應加重其刑云云。然則，易科罰金之執行，本質上與罰金無異，均係繳納一定金額於國庫而免其有期徒刑之執行，何以前次罰金執行完畢，本次不構成累犯，而前次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本次卻構成累犯？易科罰金既未入監接受刑之執行，何來「實體上受刑之執行」？易科罰金不過易刑處分，何來證明「通常刑之不足以懲治其惡性」？其規定「以已執行論」，表示其本質上並非真正入監之執行，若認其為累犯，無異改採法國派之立法，豈合立法之本意？何況，易科罰金既未曾受監獄之教化，又如何得知其刑罰適應性之高低如何？
２、自立法技術觀之其次，刑法第323條之準動產，其立法係規定一定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申言之，僅於竊盜之罪始得以動產論，關於詐欺、毀損一定能量，其能量即無從以動產論。準此，刑法第44條易刑處分之規定，係在第41條易科罰金、第42條易服勞役及第43條易以訓誡之後，規定此三種易刑處分之效力係「以已經執行論」。申言之，刑法第44條係規定本非刑之執行之易刑處分，與刑之執行有相同之效力。所謂「以已經執行論」，不過表示易刑處分發生送監執行之效力，執行檢察官將不得以判決已宣告刑之執行為由，再發通知將被告送監執行，如此而已，並無當然表示刑法第47條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包括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含意在內。復次，刑法第79條關於假釋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者，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其「以已執行論」亦同前旨，係指其假釋在外並未在監之餘刑期間，發生在監執行之效力，執行檢察官將不得以其業在監執行為由，再將之拘捕並送監執行，如此而已。其之所以論以累犯，仍因其在監執行之部分曾受國家教化使然，與餘刑在外部分無關，只不過假釋係附條件釋放，若未假釋，仍須執行之期滿，故以餘刑期滿之翌日為累犯計算之基準日而已。
３、自立法用詞觀之綜上各節，本院推原刑法第44條易科罰金「以已執行論」之立法本意，應係指被告不必再入監執行而已，並無必須論以累犯之含意在內。申言之，刑法第47條應排除第44條之適用，始合立法之本意。易言之，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者，不應再適用累犯之規定，亦即不能以詞害意，認為「以已執行論」便應論以累犯。再一言以蔽之，本院認為刑法第47條之執行完畢，限於真正入監服刑之執行完畢，不包括易科罰金之執行完畢在內。何況，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在立法解釋上出現爭議時，自應採取有利於被告之解釋方式。申言之，刑法第47條第1項既只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並未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以已執行論」；而其第2項之「以累犯論」，僅係包括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後，五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情形，並未包括「以已執行論」之情形在內，本院自不應擴張解釋而認刑法第44條之以已執行論應適用一般累犯。
４、自刑法規定觀之尤有進者，若被告入監執行只有數日，即因易科罰金而出獄，並非完畢未曾入監執行，則應如何？本院認其短暫之執行，若未達到有期徒刑最低刑度之二月，則與未經入監執行無異，蓋刑法第33條第3款規定，有期徒刑是指2月以上15年以下，再參考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前段但書規定：「處徒刑及拘役之人犯，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監獄內分別拘禁之，令服勞役。」可見監獄教化之執行，其最少需要2月。準此以觀，被告若未經執行2月以上，即無從進行教化，與未經入監執行無異，自不能以累犯論處。茲被告之前述有期徒刑3月係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有期徒刑4月僅入監執行7日，其餘亦為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已如前述，揆諸前述說明，並非累犯，不應加重其刑。
㈢、結論綜上各節，本院推原刑法第44條易科罰金「以已執行論」之立法本意，應係指被告不必再入監執行而已，並無必須論以累犯之含意在內。申言之，刑法第47條應排除第44條之適用，始合立法之本意。易言之，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者，不應再適用累犯之規定，亦即不能以詞害意，認為「以已執行論」便應論以累犯。再一言以蔽之，本院認為刑法第47條之執行完畢，限於真正入監服刑之執行完畢，不包括易科罰金之執行完畢在內。
㈣、補充說明被告之品行，乃量刑考量情狀之一。法官在量刑時，對於素行不良者，依刑法第57條第6款之規定，自然有所斟酌，是為道德上之自然加重；刑法再有累犯之設，不過立法者強迫司法者「應」加重其刑而已，是為法律上之強迫加重。然則，被告就其前次犯罪行為已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其責任已經抵償，若再將其前次犯罪行為納入本次犯罪行為而一併評價，再予加重其刑，就其所加重部分，實係將前次已受責任抵償之行為再次非難，顯然違背雙重處罰禁止原則，將使被告受到不平等之待遇。因此，累犯之制度是否違背憲法平等原則，已堪質疑。何況，出獄而再犯，可見監獄教化不彰，監獄教化不彰而怪罪被告，反而以不利益加之其身，又豈合國民主權之原理？申言之，司法者自會考量加重，立法者之強迫加重，並無必要。德國刑法於1986年廢除累犯之規定，其故在此，值得立法者深思。何況，若被告素行不良，法院在量刑時，本會一併斟酌加重其刑，惟因累犯規定係必加其刑，並非得加其刑，法院不得不仔細閱讀其前科表，以資判斷；而被告之檢方及院方前科表，常有數十張之多，法官常需耗費不少時間，始能得出其係為累犯之結論，事實上，其為累犯與否，在量刑上影響微小，只因法律規定不當而消耗法官之精神，浪費法官之精力，造成法官之疲憊，間接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尤其值得立法者深思！
肆、違憲審查
一、憲法原則
㈠、人性尊嚴原則其次，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依據國民主權原理，國民是國家主人，其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就刑事立法而言，若無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之行為而予以犯罪化，或較輕責任之行為而賦予重刑罰之處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而為違憲之立法。申言之，不應犯罪化而予以犯罪化，不應重刑化而賦予重刑罰，即是違背人性尊嚴原則。一言以蔽之，前者乃不應罰而罰之，後者乃不應重而重之，使得國民受到不應處罰之處罰，或是受到過重之處罰，皆是不合人性尊嚴原則。
㈡、比例原則按一般認為比例原則之內涵，係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三項。事實上，比例原則可分為二層次，其一須「適當」，其次須「相當」。就刑法而言，所謂適當，是指其犯罪化而處以刑罰為適當。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若要簡而言之，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及比例性原則，可以合而為一，姑且名之曰相當性原則。若其犯罪化而犯以刑罰之立法並不適當，即是不合適當性原則，進而違背比例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申言之，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始得謂之符合比例原則。
㈢、法益原則據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限於必要之干預；能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亦即刑罰謙抑原則之表現。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諸於法益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申言之，刑事立法上之「法益原則」要求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化，必因其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蓋刑事立法之核心，在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施以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造成「法益侵害」或「法益危險」，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
在法益侵害，為「實害犯」；在法益危險，為「危險犯」。再者，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在個人法益以外之法益，即「超個人法益」或「一般法益」、「團體法益」、「整體法益」，亦必須其與個人法益具有關連性者，始得為刑法所保護之一般法益。所謂危險犯，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造成法益危險，尚未至法益侵害，亦立法予以犯罪化。以最高位階之生命法益言之，刑法之有預備殺人罪、預備放火罪、預備強盜罪、預備擄人勒贖罪，均因其行為已造成生命法益之危險；否則，各該罪即無設預備犯之必要。如係單純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法益危險行為，則未曾設預備犯而加以犯罪化。
㈣、罪刑相當原則在犯罪化之立法之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是否合乎行為之罪責，亦即是否罪刑相當，乃刑罰相當性之問題。申言之，欲知其犯罪化之立法是否合乎適當性原則適當，必須求於罪刑相當原則。因此，比例原則中之「適當性原則」，可以導出刑事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如前所述，就刑法而言，所謂相當即不過量，所謂不過量乃指侵害最小，是指犯罪化後所賦予之刑罰種類為相當，為不過量，為侵害最小。因此，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自由刑之刑度輕重，必須與其行為責任之輕重相當，亦即在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種刑罰之賦予或該級刑度之訂定。如此，其刑罰之賦予始為合乎「罪責原則」，使其罪責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亦即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若其犯罪化之立法適當，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並不相當，即是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自然不合相當性原則，進而無論其為過重或過輕，皆是違背比例原則之立法。
二、竊盜罪
㈠、罪之審查查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及第321條第1項之加重竊盜罪，其犯罪行為所侵害者，係侵害財產法益，屬於財產之實害犯，其犯罪化之立法固有必要；惟財產犯罪而無暴力行為時，是否必須列為公訴罪（非告訴乃論之罪固包括自訴罪，惟自訴者少），非無商榷之餘地。因此，修正為告訴乃論之罪，似可考慮。至於刑法第321條第1項之加重竊盜罪，除其第5及第6款乃純道德加重條款外，其第1款至第4款，依法益觀點言之，似因被害人之生命法益陷於危險使然。申言之，第1款之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第2款之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第3款之攜帶凶器竊盜、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在對被害人之財產法益產生實害之外，並對其生命、身體及自法益產生危險，而為財產法益之實害犯、生命、身體及自由法益之危險犯。既與生命法益有關，其犯罪化並加重其刑之立法尚有法理可言。惟其第5款之乘災害之際竊盜、第
6款之在車站或埠頭竊盜，則純因道德非難性之考量，並非基於法益之考量，事實上，其量刑委諸司法即可，特設條文而加重其刑之立法並無必要，併此說明之。
㈡、刑之審查其次，竊盜罪之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加重竊盜罪之刑度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於時空背景不同，民國24年施行之現行刑法，其33條將有期徒刑之上限定為15年，係以當時「人生平均年齡不過四十一、二齡」為其立法理由；刑法各罪名之有期徒刑上下限，刑法各該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罪之刑度安排，亦均以此為其立法理由。然則，60餘年後之今日已然不同，平均人壽將近80歲，已近立法當時1倍；而目前更由當時之農業社會進展至電腦科技時代，惟刑法並未配合修正刑度，歷年來只知制訂並修正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不知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造成司法實務普遍性重罪輕判之必然結果。例如在竊盜之罪，無論被告觸犯幾件，其連續犯加重結果，刑度止於7年半，豈是合理？如此，造成法官無從為罪刑相當之量刑。因此，本院認為可以考慮制訂「有期徒刑提高標準條例」，加倍提高刑法分則各罪有期徒刑之上下限，若財產犯罪得提高刑度一倍，與日本刑法相同，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有妥適之量刑空間。
伍、刑罰裁量
一、罪刑相當原則
㈠、自刑罰理論觀之就刑罰之報應理論言之，刑罰係以其具有痛苦性之本質，來均衡具有不法本質之犯罪，藉以衡平行為人之罪責，使行為人得因責任抵償而贖罪，而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義，是故強調「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是為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其報應之內容即為自由之剝奪，亦即有期徒刑之相加，而監獄即為執行報應之場所。再就特別預防理論言之，受刑人之犯罪係社會化過程之障礙，應使其在監執行，以接受再教育而求其再社會化。復就一般預防理論觀之，以對受刑人之施以刑罰，作為威嚇他人之手段，不過刑罰之附帶作用，並非其主要目的。關於刑罰之目的，通常採取綜合理論，各國皆然；既有報應罪責，又有預防再犯，並有嚇阻他人犯罪之功能；惟報應理論所強調之「刑罰之輕重應與罪責之輕重成比例」，仍為刑罰裁量之基本原則；在死刑及真正無期徒刑，惟有在侵害生命法益之犯罪，單純依報應理論，其罪責已夠深重，不期待其再社會化時，始得於審判上宣告之；在死刑，更必須於「求其生而不得」時，始得為之；被告縱然侵害他人之生命法益，如求其生而可得時，亦不得宣告死刑，蓋死刑既稱之為極刑，如非極度之罪責，自不必處以極度之死刑。目前，我國係採取無期徒刑得適用假釋之制度，執行十五年後，即有假釋之機會，本質上類似長期徒刑，並非真正無期徒刑。若被告接受自由刑之執行，以進行責任抵償，而在執行時能因己身之悛悔加之監獄之教化，仍有再社會化之可能，並無永久隔離於社會之必要，即不適合量處無期徒刑。
㈡、自憲法原則觀之依據前述人性尊嚴原則，「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乃所有國家權力機構之義務。」在法律限度內，所有人類應有之尊嚴，皆應受到尊重，不得排斥或輕視之。尊重及保護其人性尊嚴，實係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義務，並非其等機關之裁量權，已如前述。在被告之行為責任確定後，其刑罰種類之賦予或自由刑之量定，均應相當而不可過量，否則即是違背比例原則中之相當性原則，自然不合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因此，刑事司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要求法官在量刑時，應依法益之位階，重所當重，輕所當輕，必使罪得其刑而刑當其罪；不得重罪而輕判，或輕罪而重判；期使責任與刑罰得以相適應，而具有相當性。申言之，重犯罪賦予重刑罰，輕犯罪賦予輕刑罰，當重則重，當輕則輕，不應重其輕，亦不應輕其重，始得謂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地藏十輪經（第三卷）云：「若犯重罪，應重治罰；若犯中罪，應中治罰；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其此之謂也！
二、刑罰裁量
㈠、為此，本院：１、審酌被告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之後，２、再斟酌拘役並無教化功能，乃不具實益之刑罰種類，立法上以廢除為宜，以資符合自由刑單一化之要求；六月以下之短期自由刑，既難有教化作用，又易使受刑人感染惡習，除非被告有受其執行之特殊必要，否則尚無宣告之必要；如其宣告，應以緩刑或易科罰金而調和之等情。３、再考慮該被告尚未和被害人達成和解；惟被告是否應施予刑罰並使之入監獄執行，應依刑罰理論及刑事政策而加以考量，斟酌重點在於被告有無執行剝奪其自由，並施以監獄之教化，以使其再社會化之必要性，並非以其是否已經和解而為主要之判斷標準。４、復特別考量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判中皆能坦承犯行，其犯罪後態度良好；惟被告數次竊盜之前案紀錄，有卷附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可資查考；準此，可見其等法治觀念太差，自制能力薄弱，其量刑本不宜過輕；５、最後衡量刑罰之裁量，應考慮立法之精神。一般而言，立法所賦予之最重刑罰種類，例如殺人罪之死刑或竊盜罪之有期徒刑五年，乃準備給予未來此類型犯罪人之中之責任最高者使用；惟此種責任最高之情況，百不及一，並非常見；一般此類之犯罪，依統計學之數字，其分布類似金字塔型，責任輕者多，而責任重者少，是以在量刑統計上，低度量刑之情形甚為普遍。因此，就自由刑而言，除非是重大案件，否則，在一般案件，中度量刑已屬重判。就竊盜而言，中度量刑為二年六月。就竊盜之加重其刑而言，在加重之後，處斷刑擴大為七年半以下之有期徒刑，中度量刑變為三年九月。然則，若非重大案件，法院在量刑時，仍應以原來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基準，累犯加重部分僅在量定其刑時選擇適當之加重刑度即可，並不必以其七年六月之處斷刑作為量刑之基準。申言之，就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言，共分為五個量刑區間，四至五年為「高高度」刑，三至四年為「高度刑」，二年至三年為「中度刑」，一年至二年為「中低度刑」，一年以下為「低度刑」。本院綜合上情，認為本件就罪責而言，在量定其刑之際，適合採行「低度刑」之量刑，亦即量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下，足以使其罪刑相當，爰宣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儆懲，並期待被告在責任抵償之餘，能依監獄之教化加之個人之悔罪，而成為更生之人，而得再社會化，重新回歸社會。
㈡、從刑沒收如主文所示之老虎鉗1支，係被告所有而供犯罪所用之物，已據其供明，惟既未扣案，被告復供承已經不見，本院裁量結果，認為無庸宣告沒收。至於被告所騎乘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尚非專供被告犯罪所用，又非屬違禁物，自不得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陸、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除書、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棟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1年5月7日
刑事第三庭法官陳志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台灣高等法院，並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華民國101年5月7日
書記官李繼業附錄：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