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3870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7年08月14日
裁判案由：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三八七０號上訴人甲○○
乙○○共同選任辯護人 柳聰賢 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七年度選上更㈠字第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選偵字第七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理由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係民國九十五年基層選舉第十八屆屏東縣屏東市新興里登記第一號里長候選人，上訴人乙○○則為甲○○之選舉樁腳，二人為使甲○○能順利當選連任里長，明知 鄭文慶 、 鄭黃秀娣 夫妻係設籍在屏東市新興里之有投票權人，且戶籍內共有五位有投票權人，竟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而約其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於九十五年六月二日下午某時許，由甲○○提供金錢予乙○○後，委由乙○○前往屏東市○○街○○○巷○○弄○○號鄭文慶住處前之菜園內，並交付新台幣（下同）五千元予鄭文慶。鄭文慶初誤認乙○○係償還積欠之地瓜葉債款而收下，經乙○○表示係為甲○○競選里長欲行求鄭文慶使之與家人投票支持甲○○，鄭文慶雖當場拒絕並欲退還，但乙○○表示：「若要退還，請直接還給甲○○」等語，隨即離去。鄭文慶旋於翌日將款持往屏東市○○街○○○巷○○○號甲○○競選總部，返還甲○○。嗣經警循線查獲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甲○○、乙○○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以間接證據（情況證據）本於推論，間接推論待證事實，固無不可。惟間接之推論，仍屬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不能認已達到此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如遽為有罪判決，其判決即不得謂無違背法令。本件關於甲○○部分，原判決所認定上開乙○○在鄭文慶住處前之菜園，交付鄭文慶五千元，約使投票支持甲○○以及鄭文慶嗣將款持往甲○○競選總部，返還甲○○，甲○○（當場）收下該款等事實，縱屬實在。究之原判決所謂「甲○○當場收下該（賄選行賄）款」，核其證據性質，乃一種情況事實，屬間接證據而已。設若另有證據足以證明甲○○與乙○○自始共謀賄選，則事後鄭文慶前來返還賄款時，此項「甲○○（當場）收下該款」之間接證據，自得作為甲○○自始具有共謀賄選犯意之適當證據。惟如本件，在欠缺其他證明甲○○與乙○○自始具有共謀賄選之前提下，擬憑此「甲○○當場收下該（賄選行賄）款」之情況事實，即間接推論甲○○與乙○○具有本件賄選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則須審慎斟酌，不得輕易論斷，以符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查本件原判決端憑此「甲○○（當場）收下該款」情況事實，即間接推論：「倘甲○○未與乙○○共謀行求賄賂，則時值選舉敏感時刻，甲○○理應會向證人鄭文慶究明真相，豈會容任他人以其名義為賄選抹黑之行為。因之，乙○○、甲○○確有行求證人鄭文慶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甚明。」（見原判決第五頁第三行至第九行）。其對於有罪判決之訴訟上證明，究竟能否使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待斟酌。蓋遍觀全卷，本件唯獨有此可疑為對鄭文慶賄選之作為，原判決亦未認定上訴人等有其他類似交付有投票權人金錢之事實，核與一般以同樣條件向多人買票賄選之常情，已有不符。再者，競選期間，競選幹部各傾全力爭取選票之際，依一般經驗法則，往往各自運用其人際關係，非必然均出於競選總部之策略作為，殊有可能非候選人甲○○所知情。故如係競選幹部乙○○以個人與鄭文慶之人際關係向鄭文慶爭取選票者，身為里長候選人之甲○○，豈有必然知情之理。又甲○○身為候選人，若在不知情之情況下，除默默收下之外，實難立即作何處置。況選戰正殷之際，如予以聲張，對於選情之影響難以評估，諒一般候選人不敢有立即反應。是以，能否僅以甲○○未向鄭文慶究明真相，「當場收下該款」之情況事實，即間接推論甲○○與乙○○有共同賄選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且可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確信程度，非無再行斟酌之必要。從而，原判決此部分，遽為甲○○有罪判決，不得謂無違背法令。㈡、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爾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事實之基礎，如有應行調查之證據未經依法調查，或證據雖已調查，仍有其他必要部分調查未盡，即率予判決，均屬同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之當然為違背法令。關於乙○○部分，其行求之賄絡，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條之一行求賄賂罪之構成要件之一，行求賄賂之數額自屬必要調查事項。查鄭文慶供陳乙○○交付五千元之外，自偵查伊始即同時敘及乙○○言及給付「地瓜葉欠款」之事，即鄭文慶所稱：「是乙○○在菜園拿五千元給我，本來他說要給我地瓜葉的錢，最後說是甲○○要選里長要給我……」（見選他字偵查卷第六十二頁）、乙○○所稱：「在端午節之前，我有向他買地瓜葉，這五千元是給他們地瓜葉的錢」（見同上卷第七十一頁）、鄭文慶所稱：「（為何人家給你五千元，還要你給二、三千元？）是乙○○拿五千元給我地瓜葉的菜錢。」（見第一審卷第七十四頁）。徵之原判決亦援引此項「地瓜葉欠款」駁斥上訴人等之答辯，其論斷理由載為：「乙○○所欠之菜款既僅三千多元，且依目前最高幣別係一千元或二千元紙鈔，故倘乙○○確係為返還菜錢，則乙○○理應交付證人鄭文慶三千或四千元即可，實無必要給付高達五千元之理。」（見原判決理由貳－二－㈡），足見此乙○○與鄭文慶間有「地瓜葉欠款」存在，似非子虛，茍其等所述償還「地瓜葉欠款」，亦屬實在，則乙○○所交付本件五千元當中，扣除返還菜錢部分之三千多元，其行求賄選之金額似僅一千多元，而非五千元。原審對此犯罪構成要件之賄選金額，未續予調查，逕認定行賄數額為五千元，即有案內必要證據調查未盡之違背法令。綜上所陳，本件原判決關於甲○○部分，仍有情況證據間接推論上可議之處，關於乙○○部分，則有卷內證據未盡調查之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全無理由，自應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四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陳正庸
法官賴忠星法官林秀夫法官宋祺法官陳祐治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