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89年訴字第422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0年02月16日
裁判案由：竊盜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九年度訴字第四二二號
公訴人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戊○○
丁○○右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九年度偵字第四六號、第一二０一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戊○○、丁○○均無罪。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戊○○、丁○○與庚○○（檢察官另移台灣高等法院併案審理中）、己○○（檢察官移併本院另案審理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概括之犯意，由庚○○、己○○負責竊取財物，被告二人整理所竊得之物，基於上述之分工，分別於附表一至七所示時間及地點，竊取被害人所有之財物。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庚○○、被告戊○○持所竊得郵局支票，向丙○○購物
時，及八十九年三月五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基隆市○○區○○路○○○巷○○○弄七之一號二樓，為警查獲，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竊盜罪嫌云云。
二、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前述犯行，係以公訴事實業據被害人甲○○、 吳美秀 、 何佩憶 、 丁秀娟 、 吳吉平 、 簡惠蓉 、乙○○指訴歷歷，核與證人丙○○所述情節相符，並有贓物認領保管收據七紙在卷可稽云云，而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堅決否認其有竊盜之犯行，被告戊○○辯稱：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間九時許，其和其夫庚○○，前往台北縣○○鎮○○路○○○號景泰電器有限公司，準備購買電視機，係其夫持支票洽談，其並不知該支票之來源。基隆市○○區○○路○○○巷○○○弄七之一號二樓，係被告丁○○之夫 楊東宏 所承租；其與庚○○後來搬進該處居住；查扣之物係己○○所帶來，並非其所竊得等語。被告丁○○亦辯稱查扣之物係己○○於借住後所帶來，並非其所竊得等語。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亦規定甚詳。申言之，被告之自白縱使具有任意性，苟無補強證據，亦無從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以是之故，立法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必待第二證據即補強證據出現，始得察其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供述證據，無論出於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或證人，其證據價值更為薄弱，縱使證人有具結偽證之處罰，亦無從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如係此等之人所為單一之指述，當然推定其證據證明力不足，無需探究其指述之真實性如何。此所以有數量法則（數量規則）之產生。蓋數量法則乃證據容許性規則之一，而補強法則乃數量法則之一。除前述被告之自白必須補強證據加以補強外，主要待證事實需有證人（廣義證人包括共犯、同案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二人以上，亦即單一證人之證言，仍須依其他第二證據加以補強（見 陳樸生 著刑事證據法第七章第三節第五三四頁）。進而言之，自白係被告之認罪行為，其證據證明力最強，立法猶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以外之人之指述或證述，尤亦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何況，告訴人或被害人與被告之利益相反，其指述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其主要目的；因此，縱其指述並非單一，仍不得僅以其指述而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再者，在證據法則上，即證據資料尚有對被告有利之存疑時，如無法依客觀方法排除此項合理之可疑時，依「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不得以此項證據資料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再者，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四十年台上八六號、七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九八六號判決參照）。徵諸被告既無自證己罪之義務，更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乃當然之法理。
五、經查：本案被告二人之被起訴，自其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觀之，係涉嫌竊盜罪，並非收受或寄藏贓物罪，合先敘明。其次，被告戊○○因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間九時許，陪同其夫即同案被告庚○○，前往台北縣○○鎮○○路○○○號景泰電器有限公司，選購電視機；而庚○○所持以交付之支票係他人所失竊而案發；惟庚○○既供稱其並未告知戊○○關於該支票之來源，而收受支票之該景泰電器有限公司負責人丙○○，亦只能證明其夫妻一起前往選購電視機，無從證明被告戊○○係共同竊盜。復次，八十九年三月五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基隆市○○區○○路○○○巷○○○弄七之一號二樓，固經查獲贓物一批；惟該處係被告丁○○之夫楊東宏所承租之房屋，同案被告己○○、庚○○、被告戊○○所借住等情，業據彼等一致供明；同案被告庚○○並坦承附表五之竊盜事實，同案被告己○○雖否認竊盜事實，然亦供稱其和庚○○一起出去竊盜時，被告二人並不知悉內容等語（九十年一月五日訊問筆錄）。準此，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二人與同案被告庚○○、己○○具有犯意之聯絡，自無從以共同正犯論處。申言之，被告辯稱彼等並未共同竊盜等語，合理而有可能，就客觀而言，即為有利被告之合理可疑存在，在無客觀方法以排除此項合理可疑時，依前述罪疑利益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無從推定其有竊盜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竊盜之犯行，揆諸前述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六、移送併辦之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七八五號案件，謂被告戊○○與同案被告庚○○等，於八十九年二月九日下午二時三十五分許，在基隆市○○區○○路一六五之一號四樓，竊取被害人 劉碧華 所有之金項鍊等物；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九三六號案件，謂被告二人與同案被告己○○等，自八十九年二月起，至八十九年四月七日止，在基隆市及台北縣瑞芳鎮一帶，連續竊取被害人甲○○等之財物。公訴人以其與起訴部分具有連續犯之關係，而一併請求併案審理；惟查：起訴部分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已如前述，其與併案部分即不生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院無從併予審判，應退由檢察官依法處理，併此說明之。
七、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而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十六日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庭法官陳志祥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書記官陸清敏附表：
一、八十九年二月四日晚間十時許，在基隆市○○區○○街○○○號，竊取被害人甲○○所有之護照、畢業證書、菲幣一千一百元等物。
二、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許，在基隆市○○區○○路○○○巷○○○弄○○號，竊取被害人 吳秀美 所有之行動電話一支、金飾、手錶、現金新台幣約一萬元等物。
三、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時分，在基隆市○○區○○街○○○巷○○○號三樓，竊取被害人何佩憶所有之手錶、項鍊、手鍊、電池等物。
四、八十九年三月一日下午五時許，在基隆市○○區○○街○○○巷○○弄○號，竊取被害人丁秀娟所有之金飾、手環、項鍊等物。
五、八十九年三月初，在台北縣○○鎮○○○路三之七號二樓，竊取被害人吳吉平所有之現金、行照、ＧＱ─九三二號自用小客車等物。
六、八十九年三月二日，在基隆市○○區○○○路○○○巷六之一號，竊取被害人簡惠蓉所有之現金新台幣約四千元、手提電腦、金飾等物。
七、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台北縣○○鎮○○路○○號，竊取被害人乙○○所有之郵局支票、現金、 蔡麗祝 之身分證、駕照、電話機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