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95年上易字第1989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95年11月07日
裁判案由：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5年度上易字第1989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丙○○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5年度易字第615號，中華民國95年8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41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丙○○因得悉某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欲收購他人金融機構帳戶，雖預見收購他人金融帳戶者常與從事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且取得他人存摺之目的通常在於避免檢警機關追查贓款流向，並掩飾犯罪所得，又雖認知販賣帳戶雖無引發他人萌生犯罪之確信，但仍以縱使有人持以犯罪亦無違反其本意之共同幫助詐欺、恐嚇取財之犯意，介紹甲○○於民國（下同）93年5、6月間某日晚間某時，在桃園縣楊梅鎮某保齡球館，以新台幣（下同）二千元之代價，將其閒置未用之聯邦銀行板橋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售與上開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而容任其提供詐騙集團作為詐騙時供被害人匯款之用。該不詳男子於取得上開存摺及提款卡後，即由該集團成員於93年7月2日某時撥打電話向乙○○（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何旭坤）恐嚇佯稱「兒子在其手上，如不匯款十五萬元，將要斷手斷腳」等語，致乙○○心生畏懼並陷於錯誤而於同日14時許將十五萬元匯入甲○○上開帳戶，而使詐騙集團詐得該款。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46條第1項之幫助恐嚇取財罪與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人之告訴，本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故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苟其所為攻擊之詞，尚有瑕疵，則在此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即不能遽採為斷罪之基礎（69年度臺上字第1531號判決參照）。再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且證人之證言固非不得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惟須此項證言無瑕疵可指，且與事實相符者，始足當之，苟證人之證言有瑕疵時，即不得做為不利被告認定之唯一依據。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1條（下稱本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明訂檢察官舉證責任之內涵，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參照本法修正前增訂第163條之立法理由謂「如認檢察官有舉證責任，但其舉證，仍以使法院得有合理的可疑之程度為已足，如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已足使法院得有合理的可疑，其形式的舉證責任已盡」）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構成事實之存在。此「指出其證明之方法」，應包括指出調查之途徑，與待證事實之關聯及證據之證明力等事項。同條第2、3、4項，乃新增法院對起訴之審查機制及裁定駁回起訴之效力，以有效督促檢察官善盡實質舉證責任，藉免濫行起訴。刑事訴訟法修正後第163條釐訂法院與檢察官調查證據責任之分際，一方面揭櫫當事人調查證據主導權之大原則，並充分保障當事人於調查證據時，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之權利（同條第1項）；另一方面例外規定法院得及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補充性，必待當事人舉證不足時，法院始自動依職權介入調查，以發見真實（同條第2項）；再增訂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前，應踐行令當事人陳述意見之程序（同條第3項），以貫徹尊重當事人查證之主導意見，確保法院補充介入之超然、中立。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犯罪，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甲○○、乙○○之證述、華南商業銀行匯款回條聯、警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詐騙電話斷話斷語簡便格式表、報案三聯單等件為論據。
四、被告丙○○經合法傳喚雖未到庭，惟其於偵查與原審、本院訊問時否認公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略以：「與甲○○曾為台北縣板橋市聖保羅牛排館同事，其未曾介紹甲○○賣帳戶予他人，亦不知甲○○將存摺賣給詐騙集團。甲○○曾與其二哥 竺家祥 發生爭執動手」等情。
五、經查：
㈠、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件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物證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本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3所規定之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件卷證所有證據（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物證等證據），均認為有證據能力。而被告、檢察官於原審調查證據時，知悉證人即被害人乙○○於警詢之陳述，乃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依上開規定，視為同意作為證據，經審酌被害人於警詢之陳述，係其於93年7月12日遭電話詐欺、恐嚇取財後，親自向台北縣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長泰派出所報案，由警員 楊溪泉 受理後，該警員即於當日詢問被害人，並依被害人報案之陳述作成第一次筆錄，該筆錄製作時，被害人除供述被害經過外，僅知嫌犯與之聯絡之行動電話及其贓款匯入之甲○○名義帳號帳戶，並未指及被告，警員並據此而據實載明於該筆錄，該警詢過程，並無法證明有何不法取供或不實登載之情事，此有報案三聯單影本及被害人之該次警詢筆錄可佐。審酌被害人該項警詢之供述作成之情況，認為適當，而有證據能力。而證人甲○○於檢察官訊問時之陳述，業經依法具結，且其作成時之情況，並無法證明有何不法、不實或其他顯不可信情況，自有證據能力。又證人甲○○於原審按其戶籍址送達審判期日傳票，經以遷移不明退郵，且查無在監在押情形，此有該退郵信封及法務部戶役政連作業系統、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可參，該證人於審判中所在不明無法傳喚，其於警詢之供述，乃經警由被害人提供之贓款匯入帳戶資料後，經警通知其到案，以犯罪嫌疑人身分告知其相關權利事項後為詢問並錄音，有筆錄與移送書之記載可憑，係其對於如何提供其帳戶存摺提款卡過程之初供，且為證明被告是否犯罪所必要，亦有證據能力。
㈡、本件被告並未坦承公訴意旨所指犯嫌，而被害人乙○○之證述、華南商業銀行匯款回條聯、警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詐騙電話斷話斷語簡便格式表、報案三聯單等，係證明被害人遭詐騙賄款之過程，並無從證明係被告所為，是本件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犯嫌，僅有證人甲○○於警詢、偵查之陳述之一項證據，而證人甲○○於警詢、偵查之陳述，既經認定有證據能力，所應審酌者為其陳述有無證據證明力，以及單憑其指陳，能否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嫌。
㈢、查證人甲○○於警詢先稱：「係透過被告介紹，將其存摺及提款卡售予不知姓名男子，係於93年7月底左右，在桃園縣○○鎮○○街楊梅保齡球館內，以一本二千元出售，不知被告如何聯絡，都是被告找伊，只知被告住在桃園縣楊梅鎮楊梅高中附近」云云，又改稱：「帳戶應該係93年6月底賣出」云云。而其於94年11月18日檢察官訊問時稱：「被告向其稱帳戶可以賣錢，與其實際賣帳戶時間約隔半個月，交帳戶時被告有在場，係被告介紹其賣帳戶」云云，先後所述被告介紹其賣帳戶時間不一，已難採信。且依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被告於93年7月7日起因另件竊盜案件，入監執行有期徒刑八月，94年3月2日始縮刑期滿，翌日出監等情，被告於警詢所稱被告於93年7月底介紹其賣帳戶云云，顯非實在。
㈣、被告於原審稱：「甲○○與被告曾為同事，且曾到過被告住處數次，並在被告住處與被告二哥發生爭執」等情，核與證人即被告二哥竺家祥於原審所陳相符，是證人甲○○警詢稱：「不知被告聯絡方式，只知道被告住楊梅高中附近」云云，顯非可取。是證人甲○○警詢、檢察官訊問時之供述，既有前開與事實不符或瑕疵之處，自非可採。
㈤、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否認介紹甲○○出售帳戶情事，且未曾自白犯罪，是檢察官以被告之供述為證據，尚非可取。而證人乙○○於警詢所指被害經過與贓款匯入甲○○上開帳戶等情外，並未稱被告參與犯罪情事。而華南商業銀行匯款回條聯係乙○○匯款入甲○○上開帳戶之單據；警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詐騙電話斷話斷語簡便格式表、報案三聯單等，乃係乙○○報案及警員通報將甲○○上開帳戶列為警示戶之證明；均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至於證人竺家祥於原審雖稱：「與甲○○發生爭執，被告係幫甲○○，且被告事後仍與甲○○在一起」等語，雖不能證明竺家祥與 王志弘 發生衝突後，被告與甲○○間有交惡情形，然亦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
㈥、檢察官上訴雖稱：【㈠、證人之證詞，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據具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不相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且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而其歧異之原因，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所致。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起見，應就其全盤供述之意旨，佐以卷內證據為綜合判斷，並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詳予剖析其供述異、同之情形，並依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同月10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所定「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去瑕存真，定其取捨，若足認其關於基本事實之陳述，果於真實性無礙時，即非不得予以採信。苟不為上開調查研析，僅以證人之證言稍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陳述均與事實不符，而悉予摒棄不採，對供述相同之處又俱不斟酌，則法官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事理之功能即不無廢失之虞。查證人甲○○就指證被告媒介其販賣聯邦銀行板橋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時間，雖於民國93年10月6日警詢初詢時先稱係經由被告介紹，於93年7月底左右，在桃園縣○○鎮○○街楊梅保齡球館內，以每本新臺幣（下同）二千元之代價出售予不知名男子，然經執行詢問員警提示被害人乙○○係於93年7月2日接獲恐嚇電話，並於當日下午2時許，匯入金額至前開帳戶，證人甲○○已即時陳明該帳戶應係93年6月底賣出，其於94年11月18日偵訊時復結證稱被告係於其實際販賣帳戶時間回溯約半月前，向其告稱得藉販賣帳戶牟利等語。綜觀證人甲○○前開陳述，對於被告媒介販賣帳戶乙情均能指證不移，僅就販賣帳戶之時間，自稱93年7月底，嗣復更正稱係同年6月底賣出，但被告接受警詢初詢與詐欺行為時間相距3月有餘，其不法販出帳戶後，經員警以涉嫌詐欺罪為名，通知到場詢問，心生戒懼在所難免，詢問中對於實際販出時間縱一時誤植，既經執行詢問員警出示相關卷證，令其得即時指明更正而記明筆錄，自無從以其同次陳述實際販賣帳戶之時間稍有不一，遽指所言得逕予排除而不加採信。至證人甲○○前開所言被告係販出帳戶時間回溯約半月前，出言提議販賣帳戶牟利，與其證稱實際販賣帳戶係93年6月底等語，無何齟齬，原審據以推認證人先後所述被告媒介販賣帳戶之時間明顯不一致，應屬誤認，亦非可採】等語。然查，「證據之取捨，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故事實審依客觀標準認某項證據無審酌之必要而不予審酌者，倘不違反經驗法則，尚難指為違法（46年台上字第529號）」，「證據力之強弱，事實審法院有自由判斷之權，故判斷證據力如不違背一般經驗之法則，即不得指為違法（25年上字第2053號）」，本件證人甲○○於警詢先稱：「係透過被告介紹，將其存摺及提款卡售予不知姓名男子，係於93年7月底左右，在桃園縣○○鎮○○街楊梅保齡球館內，以一本二千元出售，不知被告如何聯絡，都是被告找伊，只知被告住在桃園縣楊梅鎮楊梅高中附近」云云，但經警察告知，被害人陳稱93年7月2日即接獲恐嚇電話，當日匯款至甲○○之前開帳戶，證人甲○○先回答稱：「當時出售存摺之詳細時間我不清楚」等語，又改稱：「帳戶應該係93年6月底賣出」云云。其前後陳述顯然矛盾，而其於94年11月18日檢察官訊問時稱：「被告向其稱帳戶可以賣錢，與其實際賣帳戶時間約隔半個月，交帳戶時被告有在場，係被告介紹其賣帳戶」云云，先後所述被告介紹其賣帳戶時間不一，則其所為不一致之陳述，依據經驗法則判斷，顯然證據證明力甚低，而判斷證據證明力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且檢察官上訴所稱：「警以涉嫌詐欺罪為名，通知到場詢問，心生戒懼在所難免，詢問中對於實際販出時間縱一時誤植」等，並無證據證明之，是檢察官對於事實審法院就證據之採擇，以無依據之推論指摘，並非可取。
㈦、至於檢察官上訴所另稱之：【㈡、證人即被告之兄竺家祥審理中固證稱證人甲○○與被告係同事，曾至被告住處數次，且因證人竺家祥出言要求證人甲○○勿與被告交往乙情，雙方曾經發生口角爭執，惟被告與證人甲○○間，因93年2至3月間共事而相識，其後交往約一月，交往期間證人甲○○表示無處居住，被告乃帶同其返回住處寄居等情，業據被告審理中供明在卷，渠等因工作結識，交住時間僅區區一月，尚難謂其間有何深切之交情，則證人甲○○警詢中陳稱不知被告聯絡方式，僅知被告居住楊梅高中附近等語，即難遽指與事實不符。原審以證人甲○○警詢中所言不知被告聯絡方式係刻意隱瞞，認證人甲○○之指述瑕疵，自有可議。㈢、證人竺家祥與證人甲○○間有口角爭執，雖據前揭論證屬實，然證人竺家祥審理中亦陳明被告當場曾為證人甲○○迴護，且事後仍與證人甲○○交往，則本件自無從證明證人甲○○與證人竺家祥發生衝突，因致被告與證人甲○○間有何交惡情事，證人甲○○縱有栽贓報復之意，設陷對象當係證人王家祥，而無致罪被告之理】等語，經查，關於證人之陳述是否可採，仍係事實審法院判斷之職權，本件並無證據證明證人竺家祥所陳屬於虛偽，反之，證人甲○○所陳前前後不一，且依據最高法院之見解，證人甲○○之性質為共同被告，其所為之陳述需要補強證據（94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93年度台上字第6750號），而本件檢察官並未舉任何補強證據，用以證明證人甲○○於警詢、偵查所陳經由被告之介紹，將存摺售給不知名之男子之詞，更何況其所陳有前述之矛盾，是上訴意旨所陳尚非可取。
㈧、綜上，公訴意旨所舉證據，並不足以證明被告丙○○犯罪，自應為被告丙○○無罪之判決。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其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檢察官以前詞提起上訴，以推測之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被告丙○○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且亦未在監執行有送達證書與95年10月25日在監在押紀錄表在卷可稽，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水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95年11月7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官蔡永昌
法官張正亞法官施俊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陳彥蕖中華民國95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