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4年訴字第478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105年06月08日
裁判案由：違反藥事法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4年度訴字第478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庭瑜選任辯護人李明哲律師（扶助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偵字第16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許庭瑜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
一、許庭瑜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施用，其於民國103年4月29日19時14分許，接獲 黃麒 築以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至其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向其表達要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以供己施用之來電後，即基於幫助 黃麒築 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先向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 阿偉 」之成年男子聯繫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事宜，待「阿偉」於同日19時14分許後之某時駕車至許庭瑜位於桃園市中壢區（改制前為桃園縣中壢市○○○路○○○號5樓住處樓下，許庭瑜即進入「阿偉」所駕車內，而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代黃麒築向「阿偉」購買甲基安非他命1包，並先行墊付購毒價款，繼旋將該包甲基安非他命交與斯時已在許庭瑜前址住處樓下等候之黃麒築，並由黃麒築當場償還許庭瑜前所墊付之購毒款項。
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起訴。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查安非他命與甲基安非他命均屬第二級之安非他命類毒品，二者雖多為硫酸鹽或鹽酸鹽，可溶於水，為白色、略帶苦味之結晶，但使用劑量及致死劑量，仍屬有別，且目前國內發現者都為甲基安非他命之鹽酸鹽（見司法院編印之「法官辦理刑事案件參考手冊（一）」第282、292、293頁），是本件被告許庭瑜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以及證人黃麒築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稱之安非他命，實均係甲基安非他命，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之需，依97年9月30日公布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110點、第114點規定，詢問人員於詢問開始前，應先行瞭解全盤案情；實施詢問時，則應結合所得情資，作為案情研判依據，並運用偵訊技巧為之。因此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在瞭解案情後，縱先擬具題組詢問或提示於犯罪嫌疑人回答，仍屬法定取證規範上可容許之偵訊技巧，此與筆錄製作完成後，始重新詢問並要求受詢問人照筆錄朗讀再予以錄音之不正方法，尚屬有別（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審判外之自白，原不以筆錄為唯一之證明方法，如無筆錄而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當時確有此項自白者，於法亦非不可採用，而被告犯罪後對人透露犯罪行為之語，不失為審判外之自白，苟非出於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非不得採為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018號、30年上字第1552號、31年上字第1515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1、查被告許庭瑜於本院審理中雖爭執其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自白任意性，並辯稱：我於警詢時之所以供承我有幫黃麒築聯絡甲基安非他命賣家，並於賣家將甲基安非他命交給我後，再將該甲基安非他命轉交與黃麒築，係因警詢時警察有強要我說黃麒築所施用之甲基安非他命為我所交付，我當時因遭那麼多警察圍攻而會怕，且警察跟我說承認這個也沒什麼，所以我就趕快將筆錄做一做；我在偵訊時，檢察官開前一位被告庭時的不高興情緒，則會影響到我的情緒云云。然查：
⑴經本院依職權當庭勘驗被告於103年8月28日12時49分
許接受警詢時以及其於103年10月24日10時14分許接受偵訊時之錄影光碟，該次警詢及偵訊中均係採全程連續錄音、錄影，並無中斷，警詢及偵訊之筆錄內容意旨與錄音對話內容大致相符，詢問、訊問方式均係採一問一答方式進行，由員警抑或檢察官將所欲詢問、訊問之問題口述詢問、訊問而待被告回答後，再將問題與被告回答內容整理繕打於筆錄上，均無被告照稿朗讀回答之情，又員警詢問時及檢察官訊問時之態度平和而未見有何音量放大之情，被告於接受詢問抑或訊問時之精神及意識狀態亦均正常，或係簡短回答，抑或以點頭動作代替應答，且觀諸當其聽聞員警對其詢問是否有販賣毒品予黃麒築時，被告旋回以「沒有」，嗣經員警以「為什麼黃麒築稱多次向你購買安非他命？」再為詢問，被告即以：我幫他（指黃麒築）聯繫賣家，賣家把東西交給我，我再拿給黃麒築，他跟我要安非他命，我就幫他聯絡，中間我完全沒有抽取任何好處等語以為解釋說明此情（見本院訴字卷第19頁及其反面）；再觀諸被告於偵訊中，經檢察官就其是否認識販賣毒品之藥頭「阿偉」對之訊問，被告旋向檢察官表示「阿偉」係其於「星辰」網路遊戲中認識，並私下傳訊息向其表示有需要可以找他（指「阿偉」），進而向檢察官解釋當時純粹是黃麒築喜歡吃而請其幫忙，其因而幫他（指黃麒築）拿，後經檢察官就其幫黃麒築向「阿偉」聯絡購買毒品之時間、地點再為確認，被告即表示最後一次是今年（指103年）5月前在其住家樓下，由「阿偉」前來向其交付毒品，再由其交與黃麒築等語以為說明等情（見本院訴字卷第21頁反面、第22頁反面至23頁），在在足認被告斯時對員警抑或檢察官之提問及陳述所言意旨均有理解，並能依憑自身理解進而為明確問答。
⑵再者，被告於本院當庭勘驗前開警詢錄影光碟後，經本
院就其於警詢中有何遭警不正詢問之情予以訊問之際，其明確表示「聽起來是沒有」，嗣經本院就其於警詢中之回答，均係其本於任意性及自我意識決定所為再予質問，其亦明確回答「是」，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3頁反面至24頁）。基上可認，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所為有關其因黃麒築為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而請其幫忙，其因而與「阿偉」聯繫，進而於向「阿偉」取得甲基安非他命後，再將該等毒品轉交與黃麒築所為之自白，均係其本於自身思慮下所為，而無何違反任意性可言，被告辯稱其於警詢及偵訊中所為之不利己自白，並非出於任意性所為，自均與事實不符，無足採之。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158條之2規定，被告前於警詢及偵訊中所為不利於己之自白，均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黃麒築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許庭瑜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既爭執證人黃麒築於警詢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且證人黃麒築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亦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得例外作為證據之例外情形，自應認證人黃麒築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三）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所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其立法理由係以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且常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自理論上言，如未予被告反對詰問、適當辯解之機會，一律准其為證據，似與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不無扞格之處，對被告之防禦權亦有所妨礙，然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之權，且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甚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而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乃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謂得作為證據之「法律有規定者」之一，為有關證據能力之規定，係屬於證據容許性之範疇。而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係指訴訟上被告有在公判庭當面詰問證人，以求發現真實之權利，此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性質上並非相同。否則，如被告以外之人於本案審判中所為之陳述，與其先前在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不符時，即謂後者無證據能力，依同法第15
5條第2項規定，即悉數摒除不用，僅能採取其於本案審判中之陳述作為判斷之依據，按之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傳聞證據排除例外之規定，殊難謂為的論（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744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證人黃麒築於接受檢察官訊問時以證人身分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並無證據證明有受外力干擾及影響，而無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故證人黃麒築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依前揭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四）另被告前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以檢察官所提出其所使用門號0000000000號與證人黃麒築所使用門號0000000000號間於103年4月29日19時14分9秒之通聯紀錄，與其所自行調閱門號0000000000號於103年4月29日之通話明細並無該通與證人黃麒築間之通話紀錄為由，而就檢察官所提出之前揭通聯紀錄有所爭執。然經本院檢附前開檢察官及被告所各自提出之通聯紀錄及通話明細，並就被告所提出前開門號之通話明細，何以於103年4月29日未有與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話記錄此情，詢問被告前開門號所屬系統業者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後經該公司以因檢察官所提出者為含發話及受話記錄之通聯紀錄，而被告前開所提出之通話明細則為僅列門號於何時有發話紀錄之帳單明細，又因前揭該通103年4月29日19時14分之通話係由門號0000000000號接聽電話而屬受話，故被告所提出前開僅列有發話記錄之通話明細即無該筆紀錄以為說明，有該公司
105年5月4日遠傳（發）字第00000000000號函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訴字卷第98頁）；則檢察官所提出之前開通聯紀錄，自無何違背法定程序所得抑或顯不可信之情，自具證據能力無疑。
貳、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幫助黃麒築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辯稱：我於103年4月29日晚間並無與黃麒築見面，亦無何幫黃麒築聯絡「阿偉」而由「阿偉」至我家樓下交付毒品後，再由我將甲基安非他命交與黃麒築之情云云。另被告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證人黃麒築證述前後不一，本件亦未扣有毒品，在缺乏補強證據並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不得為有罪之認定云云。經查：
（一）門號00000000000號及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03年4月間，確各為證人黃麒築及被告所使用此情，業據證人黃麒築及被告各於偵訊中證述、供述明確（見偵字2099
6號卷第28、34頁）；另證人黃麒築於103年4月19日19時14分9秒許，確有以其斯時所用之前開門號行動電話致電被告所使用之前開門號以與被告通話此情，亦有前開二門號於103年4月29日之通聯紀錄1份在卷可稽（見他字3543號卷第13頁）。則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證人黃麒築前於偵訊中結證稱：通聯紀錄顯示我於（103年）4月29日19時14分有使用門號和許庭瑜聯絡，應該是要買安非他命，我除了跟許庭瑜買毒品外，也會聯絡工作上的事，而我能想起4月29日晚上該次通聯是為了買安非他命，是因為聯絡工作的事不會這麼晚，4月29日那次是買1000元的毒品，許庭瑜說他只是幫我聯絡賣家，賣家把安非他命拿給他後，他再拿給我，確是如此，在5月前那一次（指103年5月前），我有跟許庭瑜在樓下等，「阿偉」開車來之後我沒有上車，是許庭瑜自己上車，許庭瑜下車後就走過來交給我，錢是我拿到毒品之後當場交給許庭瑜的，而「阿偉」在許庭瑜下車後，就開車走了，我沒有要求許庭瑜幫我找賣家（原偵訊筆錄誤載為「買家」），我只是問許庭瑜而已等語（見偵字20996號卷第35至36頁）；其嗣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我於103年間有施用安非他命，我的毒品來源是以電話聯絡方式向許庭瑜聯繫購買的，門號0000000000號是我曾經使用過的電話，我於10
3年4月29日19時14分9秒許有以前開門號與許庭瑜聯絡，當時聯絡是為了要跟他購買毒品，當時我跟許庭瑜買了1,000元的安非他命1包，該次我先以電話聯絡許庭瑜並約在他家樓下見面，我到他家樓下後，有一輛白色的車過來，許庭瑜上了那輛車後沒多久就下車，然後許庭瑜就拿毒品給我，我就把錢給許庭瑜，而那輛車在許庭瑜下車之後就走了，因此103年4月29日當天我認為我是在跟許庭瑜買毒品，並非拜託許庭瑜幫我去跟別人買毒品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86頁反面至87頁反面、第88頁反面至89頁）。針對證人黃麒築於103年4月29日19時許取得甲基安非他命之對象及過程，其於偵訊中雖證稱該次係由被告幫其聯絡毒品賣家，嗣其即與被告在被告住處樓下等候，待毒品賣家駕車前來，被告即進入賣家所駕車輛，並於後下車將毒品交付與其，其於收受毒品後，即將購毒價金交與被告，而與其於本院審理中所為有關當日其係致電聯繫被告以欲向被告購買1,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並於聯絡後至被告住處樓下等候，待有一輛白色汽車前來而經被告進入車內復行下車後，被告即向其交付毒品並經其交付價款與被告之證述，就當日其究係委請被告幫其聯絡毒品賣家，以欲透過被告向該毒品賣家購得甲基安非他命，抑或係直接欲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證述前後兩歧不一。然證人黃麒築前於偵訊抑或本院審理中，就其於當日確有致電被告聯繫購買毒品之事，且其在致電聯絡被告後，即有至被告住處樓下等候，嗣並見被告於某不詳人士駕車前來後進入車內，被告並於下車後即對其交付甲基安非他命，復並由其將購毒價款交與被告此等各節，既前後證述大致相符，而無何矛盾或其他瑕疵可指，則證人黃麒築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為如前所述前後證述相符部分，自具一定之可信性，而難逕認純屬子虛。
（三）又被告前於警詢中供稱：我幫黃麒築聯繫綽號「阿偉」的賣家（指毒品賣家），賣家把東西（指甲基安非他命）給我。我再拿給黃麒築，我之所以要幫黃麒築聯絡賣家，係因賣家只跟認識的人交易，而我剛好認識賣家，我幫黃麒築聯絡，並無抽取任何好處，我與「阿偉」的交易地點都在我住家樓下，交易方式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我幫黃麒築共拿過3至4次，我最後一次聯絡「阿偉」的時間大概是在5月，該次聯絡的目的就是要幫黃麒築拿甲基安非他命，我與黃麒築間完全沒有仇恨、糾紛等語明確；其嗣於偵訊中供稱：我透過「星辰」網路遊戲認識有在賣安非他命的藥頭「阿偉」，當時因黃麒築喜歡吃（指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請我幫忙，我就幫黃麒築拿，我幫黃麒築聯絡藥頭3至5次不等，最後一次是在5月之前，該次「阿偉」駕車到我家樓下，當時黃麒築也在現場，而後我即進入「阿偉」所駕車輛內，「阿偉」將毒品交給我，然後我再將毒品交給黃麒築等語甚詳，業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之警詢及偵訊錄影光碟確認無誤，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1份附卷可證（見本院訴字卷第19頁反面至20頁、第21頁及其反面、第23頁）。依被告前於警詢及偵訊中所為之前揭供述可知，其除於警詢中，已就其確有為幫證人黃麒築購得甲基安非他命而與藥頭「阿偉」聯繫，進而以與「阿偉」約至其住處樓下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方式，幫證人黃麒築拿得毒品3至4次等情供承在卷；其於偵訊之際，更就其最後一次幫證人黃麒築購得毒品之時間，係在103年5月之前，該次係由「阿偉」駕車至其住處樓下且證人黃麒築亦有在場，而由其進入「阿偉」所駕車內向「阿偉」取得毒品後，再將毒品交與證人黃麒築此等有關該次幫證人黃麒築取得毒品之時、地及與藥頭「阿偉」間之交易方式暨證人黃麒築於交易之際是否在場各節，供承如前；則被告前於警詢及偵訊中，確已就其於103年
5月前，有為幫證人黃麒築購得甲基安非他命，而在其住處樓下，向藥頭「阿偉」購得甲基安非他命後，再將該毒品交與證人黃麒築等情有為自白供述，即堪認無誤。再者，被告前揭自白內容，既與證人黃麒築上開有關其於103年4月29日19時許致電被告聯繫購買毒品之事後，即有前往被告住處樓下等候，嗣並見被告進入某不詳人士所駕車內，且被告於下車後，即有對其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之可信證述互核相符，則證人黃麒築此等證述，自得採為被告前揭自白供述之佐證；從而，被告於103年4月29日19時許經證人黃麒築以上開門號致電與之聯繫後，證人黃麒築確有前往被告上址住處樓下，且被告於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駕車前來後即有進入該車車內，復並於自該車下車後，即將甲基安非他命交付與證人黃麒築此等客觀事實，自均堪認為真。而被告前於偵訊中雖供稱：我幫黃麒築向「阿偉」購買毒品的價金，通常是由他直接交給「阿偉」（見偵字20996號卷第30頁）；然證人黃麒築係於上開時、地經被告交付毒品後，而將購毒款項交與被告，且被告自「阿偉」所駕車輛下車後，「阿偉」即駕車離開等情，業據證人黃麒築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如上；另被告之所以幫證人黃麒築聯絡賣家即「阿偉」，係因「阿偉」只跟認識之人交易，且被告與「阿偉」間之交易方式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等情，亦據被告於警詢中供述如上，且被告於警詢抑或偵訊中，亦均未曾提及證人黃麒築於上開時、地有何與其共同進入「阿偉」所駕車輛以為交易之舉。則依被告上開所言其與「阿偉」間之毒品交易方式，以及「阿偉」僅欲與相識者交易等情，堪認被告於上開時、地進入「阿偉」所駕車輛而向「阿偉」購買毒品時，其於收受毒品之際即有併同交付購毒價款，方屬合理，蓋如此始與被告所述上開與「阿偉」間之交易模式相符。又被告及證人黃麒築既均未曾言及黃麒築於被告向「阿偉」購買上開毒品之際，有何先將購毒款項交與被告之情，且被告在與「阿偉」於車內進行毒品交易之際，被告已有給付「阿偉」購毒款項此情，亦經本院認定如前；基此可認證人黃麒築上開有關其於被告對之交付毒品之際，方將購毒價款交與被告之證述，更值採信為真，復亦可認被告在與「阿偉」購買毒品之際所給付之價款，係先為證人黃麒築墊付而待黃麒築於收受毒品之際，再予償還。
（四）至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辯稱其於上開時、地，並未與證人黃麒築見面，亦無交付甲基安非他命與黃麒築云云。然被告此部分所辯，非但與證人黃麒築之上開可信證述截然不符，亦與其自身前於警詢及偵訊中所為之上開自白供述，內容迥異。又甲基安非他命為法所明禁之違禁物，未經許可不得任意持有、施用此情，業經政府機關長年廣為宣導，而非一般具正常智識及相當社會經驗者所得恣意誆稱不知；復衡諸被告之學歷為高中肄業，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述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112頁反面），且被告為上開行為之時已為33歲之成年人，又依卷內資料及被告之供述，亦未見其有何神喪智失之情，則被告對前揭禁制規定，自當知之甚詳，且就如違反該等規定恐將涉犯刑事犯罪，而有遭受刑事訴追進而處以刑罰之不利後果，更當清楚知悉。則被告就與毒品有涉之舉恐因違法而需負刑事責任此情，既有認知，倘其於上開時、地確未有交付甲基安非他命與證人黃麒築，其於警詢及偵訊之際，焉有違反理性而故為其於上開時、地確有受證人黃麒築之託，而於幫黃麒築向「阿偉」購得毒品後，再將該毒品交付黃麒築此等恐使自身遭受刑事訴追不利供述之理？基此非但可認被告前揭所辯，顯屬事後為求避責所為之匿飾虛言，更足徵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所為之前揭自白供述，確屬真實。
（五）此外，證人黃麒築於本院審理中雖翻異其於偵訊中所為有關被告於上開時、地，僅係在幫其聯絡毒品賣家進而取得毒品之證述，並改稱其於上開時、地，係在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語如上。然證人黃麒築於本院審理中所為之此等證述，既與其前於偵訊中所為有關被告僅係幫其聯絡賣家及將自賣家處所取得之毒品再為轉交之證述內容迥異，且證人黃麒築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亦均一致證稱被告於上開時、地，係待第三人即「阿偉」駕車至被告住處樓下，而經被告進入「阿偉」所駕車輛內取得毒品下車後，方將該毒品與之交付等情如上；設若被告於上開時、地係欲自行販賣毒品與證人黃麒築，被告理當於確認自己業已取得所欲販賣之毒品抑或已經「阿偉」前來交易毒品後，再請黃麒築前來交易，實難想像被告有何在是否取得毒品尚屬不明而待「阿偉」前來交易之前，即先請證人黃麒築併同到場等候，而使黃麒築觀覽其與毒品來源者「阿偉」間交易情形之理？蓋如此非但有使黃麒築因窺知毒品來源者為「阿偉」，從而於後設法逕自向「阿偉」購毒以謀得以較低價格購得毒品，進而使自身販賣毒品之客源及利潤受有損害，更有徒使自身販毒之舉因在場欲交付毒品及購得毒品者俱在而更難遮掩，徒增遭警查緝之風險。是依證人黃麒築於偵訊中所為之上開證述、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所為之上開自白暨前揭說明，堪認被告確係因知悉證人黃麒築有施用毒品之需，從而受託代為聯繫藥頭「阿偉」至上址處交易，而由其代證人黃麒築向「阿偉」購買1,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後，再將該毒品轉交與證人黃麒築，已使黃麒築便於取得毒品施用。則證人黃麒築於本院審理中所為有關其於當日係向被告購買毒品之證述，至多僅可認係證人黃麒築本於其自身經歷所為之主觀判斷，尚不足證明被告與「阿偉」間有何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聯絡抑或營利意圖。
（六）按無償受他人委託，代為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交付委託人，以便利、助益委託人施用者，為幫助施用；苟以便利、助益委託人販賣者，則為幫助販賣（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7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受施用毒品者委託，代為向販售毒品者購買毒品後，交付委託人以供施用，並收取價款，與受販售毒品者委託，將毒品交付買受人，並收取價款，二者同具向毒販取得毒品後交付買受人並收取代價之行為外觀，其固因行為人主觀上，究與販售者抑或買受人間有意思聯絡，而異其行為責任，單純意在便利、助益施用而基於與施用者間之意思聯絡，為施用者代購毒品之情形，僅屬幫助施用，若意圖營利，而基於與販售者間之犯意聯絡，代為交付毒品予施用者，始為共同販賣，二者之辨，主要仍在營利意圖之有無（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4333號判決意旨亦可參照）。查被告知悉黃麒築有施用毒品需求，乃代為聯繫藥頭「阿偉」，並聯繫「阿偉」及黃麒築共赴其上址住處樓下，而由其先代黃麒築向「阿偉」購得毒品後，再將購得毒品交與黃麒築，既經認定如上。被告從中聯繫之行為，客觀上固亦造成「阿偉」得以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毒品予黃麒築之結果，惟被告係因受黃麒築所請，知其欲取得甲基安非他命施用，才從中聯繫，以助其實現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是被告為便利、助益黃麒築施用毒品，而為黃麒築向「阿偉」洽詢代購毒品，僅屬幫助施用行為。起訴書雖認被告將自「阿偉」處所購得價值1,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交與黃麒築之舉，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嫌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嫌，然被告係代黃麒築向「阿偉」購買上開毒品，而於購得毒品後，再將所購毒品交與黃麒築，藉以助黃麒築得以施用上開第二級毒品等情，既經本院認定如上，則被告向「阿偉」購得上開毒品之際，其主觀上自係在為黃麒築持有該等毒品，而無何為己持有之意，從而被告嗣後將購得毒品交與黃麒築，主觀上自無欲將自身所持有之毒品予以處分轉讓與黃麒築之主觀犯意，而與起訴書所認前開轉讓禁藥罪抑或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另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雖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更正為被告係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而於上開時、地以不詳價格向「阿偉」購得甲基安非他命後，再以1,000元之價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黃麒築，並更正而認被告係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惟證人黃麒築於本院審理中所為有關其於當日係向被告購買毒品之證述，既與其於偵訊中所為有關被告當日係幫其購買毒品之證述不符，從而證人黃麒築於本院審理中所為之上開證述，至多僅可認係證人本於自身經歷所為之主觀判斷，尚不足證明被告有何與「阿偉」共同販賣抑或個人單獨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抑或營利意圖此情，既經本院認定如上；另黃麒築於
103年5月10日為警查獲後，經採集其尿液送以氣相層析質譜儀法鑑定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一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毒偵字第1922號卷（下稱毒偵字1922號卷），並有該卷所附之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3年5月27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1紙附卷可參（見毒偵字1922號卷第36頁），惟此亦僅能證明黃麒築於為警查獲後採尿時回溯96小時內有施用第二級毒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所規定之販賣毒品罪，係屬重罪，須有嚴格之證據，始得為有罪之證明。施用毒品者指證某人為販毒之人，雖非屬共犯證人類型，但因彼此間具有利害關係，其陳述證言在本質上存有較大虛偽性之危險，為擔保其真實性，本乎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相同法理，仍應認為有以補強證據佐證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上之價值。此之補強證據，必須求之於該指證者之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資證明其所指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別一證據。公訴人認被告於前揭時、地，有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黃麒築之犯嫌部分，除購毒、施用毒品者即證人黃麒築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外，並無其他事證以佐其說，難認其所為此部分不利於被告之陳述確與事實相符，被告前於偵查中供述坦承有幫忙黃麒築代為向「阿偉」購買毒品，核與證人黃麒築於偵訊中證稱被告係代為購買毒品一節相符，依罪疑唯輕原則，僅得認被告確係立於施用毒品者之立場，受託聯繫購買毒品事宜，復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係基於營利意圖而為出售毒品之行為，或係立於販賣者即「阿偉」之立場，使其便於販售毒品，而對其販毒行為給予助力。是被告具有幫助黃麒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毒品之犯意，固足認定；然查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具有販賣或幫助販賣之犯意，亦難認為被告具有藉此營利之意圖，自無由構成販賣或幫助販賣第二級毒品行為。是公訴意旨於本院審理中遽認被告係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尚有未合。
（七）再按從犯因幫助正犯而成立，苟無正犯之存在，即無從成立從犯；刑法上之幫助犯，以正犯已經犯罪為構成要件，故幫助犯無獨立性，如無他人犯罪行為之存在，幫助犯即無由成立（最高法院19年非字第151號、60年台上字第2159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惟此係以正犯之行為已構成犯罪為要件，並未以正犯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確定為要件。查證人黃麒築因於103年5月7日6時許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經警於同年月10日19時45分許查獲，進而經檢察官聲請而由本院裁定黃麒築應接受觀察勒戒，黃麒築即於103年7月31日執行觀察勒戒，並於同年9月4日執畢出所，復經桃園地檢署以其前揭施用第二級毒品行為業經執行觀察勒戒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為由，而以103年度毒偵字第1922號為不起訴處分各情，業經本院調閱桃園地檢署
103年度毒偵字第1922號卷確認無誤。本件雖尚無證據可認證人黃麒築於103年5月7日所施用之甲基安非他命，係其於103年4月29日當天經被告向「阿偉」所代為購入，從而無從認定證人黃麒築於103年4月29日購入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舉，有何因施用第二級毒品而接受觀察勒戒或遭判刑確定之情，然此無礙於其施用第二級毒品為犯罪行為之本質，則被告幫助黃麒築施用第二級毒品，自仍應成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之幫助犯甚明，併予敘明。
二、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幫助黃麒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前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幫助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至起訴書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另公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復更正起訴書所載之論罪法條，並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惟依上開理由欄一、（七）所述，起訴書及公訴人此等部分所認，均有未合，惟其基本事實同一，復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此部分所犯罪名（見本院訴字卷第113頁反面），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被告所犯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屬幫助他人實行犯罪之行為，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施用第二級毒品正犯之刑減輕之。
二、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之成癮性及不良影響，卻仍幫助他人購買毒品，行為要有不當，又其於警詢及偵訊中固坦承所犯，惟其嗣於本院審理中則翻異前詞而否認犯行，並以上開虛言為辯，犯後態度甚劣，難認已有悔意，惟念其並無前科，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30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家維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05年6月8日
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潘政宏
法官何宇宸法官林大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陳佩伶中華民國105年6月13日附錄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